序言

    《民国黑社会》一书，叙写和剖析了民国时期各种丑恶、黑暗社会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种：骗、赌、帮、烟、娼。

    本书每一部分都写了数十个曲折的、甚至有点离奇的、但却是真实的、发人深思的故事。

    固然，早在民国建立以前，骗、赌、帮、烟、娼五毒就已横行于国中。

    但进入民国时代五毒更为肆虐，远非清代社会可比。

    即以骗而言，民国时期“胜过”清代的，起码有以下几点：

    1、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买空卖空的掮客以及其他商界骗子越来越活跃；

    2、随着报馆的陡然增加，以及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用的提高，以行骗为业者更多地利用报纸尤其是污七八糟的小报，作为诈骗的工具；

    3、由于帮会势力的恶性膨胀，骗子多结党行骗，如上海的“拆白党”、“赫诈党”便是。

    再说赌博。民国时期中西赌法毕备。赌博方式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商店用“大减价摸彩”兜售商品，戏院用“抽彩”之法推销戏票，而且官府用“防空奖券（变相白鸽票、山票）等聚敛钱财。帮会兴办赌场（如合肥的蟋蟀场全是青帮首领开设），又对赌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操纵赌局的流氓赌棍，他们的赌术（骗术）无奇不有。受赌博毒害者，以百万、千万计（上海在沦陷时期就有50万人赌博），因赌博而破产者数以万计。这些，都是清代所不能比拟的。

    说到帮，应该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帮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嗣后，帮会蜕变为破坏性很大的一股恶势力；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帮会势力的膨胀，并更多地介入政治，其头目官僚化，成为社会上声势显赫的“闻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事。

    关于烟（鸦片，又称“土”），民国时期种、贩鸦片称为“特业”。在从事特业方面，民国社会使清代社会相形见绌的也有几点：

    1、不仅国外鸦片倾销中国的沿海及内地，而且国内也种植、贩卖鸦片。

    2、不仅跟帝国主义勾结的不法商人贩烟，而且中国的不少高级和中下级军政官员也参与鸦片走私，保护鸦片走私。

    3、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把鸦片税作为主要财源之一。据统计：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仅两湖解付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鸦片税，就达1400万余元。

    4、有“阿芙蓉”之好即吸食鸦片普遍化。如宁夏流行着“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的说法。

    再如，四川省烟馆特多，仅重庆市就有公开烟灯近万盏，烟灯捐每盏月12元。四川禁烟总局在重庆每月收捐税二三十万元。川产烟土一年数万万两，23供川民自用，13由烟商、军队贩出川。据1930年统计，四川全省有烟民4000万以上。当年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何曾见过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

    最后说一说娼。民国时期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这就为妓院提供了妓女来源。帮会为妓院提供了新的靠山。当局向妓院抽取各种捐税（如20年代，有个名叫曾唯的人任安徽省公安局长，向妓院征收的捐税中有一种叫“娱乐捐”，打扑克4元，麻将8圈2元），使妓院“营业”合法化。这种种因素，都使得当时妓院特别“繁荣”。

    《民国黑社会》在记述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尽力写出其民国时代的“特色”，这是我们撰写本书所着重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我们在书中还追本求源，努力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民国时期何以五毒猖獗，远胜于清王朝统治时代？

    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五毒都一概予以纵容、庇护，那也不尽客观。比如对烟，国民党政府就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过“禁烟活动”。但就是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当时有一句俗话：私烟越禁越好卖。个中秘密何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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