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

    据1932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

    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年到1916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100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

    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

    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年7月5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月3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

    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

    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

    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月9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

    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

    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

    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

    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

    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两；1941——1943年3年共销1150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