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运鸦片

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

    偷运鸦片的手法不能一一胪列，由以上几点即可看出烟贩手段的狡诈。

    查获私烟之事，报端常有披露。《申报》1931年4月10日刊登《南北两轮搜获烟土》一文，内称：天津招商局新丰轮定于8日开赴上海，启程前海关人员在该轮煤仓中，搜出烟土1.2万两。汕头南记洋行安顺轮从新加坡经汕头赴厦门，海关派员上船检查，搜得海口鸦片7布袋，计重9360多两。但是，查获并公诸报纸的偷运鸦片事件，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偷运者是蒙混过了关，甚至保护过了关。

    护运代运

    （1）烟帮贩烟

    烟商为防土匪拦路抢劫，和抗拒官府、军阀的检查，常常结成“烟帮”。一般的烟帮都有长短枪支数十支。其头子都是旧时军官或出身土匪，与军阀、官府有着某种关系。例如黄绍竑的结拜兄弟、烟帮头子陆炎，当过哨队的哨官，后来移居广西百色，成为当地豪绅。广西另一个烟帮头子刘字臣，是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儿。

    还有一个烟帮头子陆荣廷，跟军阀陆荣廷同名同姓，且是老伙伴。他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在那条路上，每一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小老婆，建了一个安乐窝。每次上路贩烟，等于在自己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之间来回走动。广西烟帮数他最出名，腰杆最硬，什么关节都打得通。烟帮头子陆荣廷、刘宇臣等经常从广西百色护送花纱匹头、广洋杂货到云、贵两省。返回时就秘密护送鸦片。

    烟帮上路时，常常有很多个体烟贩随同出发，他们结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有时人数多达1000以上。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设摊，以货易货，换回鸦片。据黄绍竑讲，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50多万两。

    （2）军队护运

    烟帮武装贩烟，还常常“祸生不测”。因鸦片表面上是违禁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缉获”，故烟帮私贩的烟土，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府、军队、土匪拦截。为确保安全，烟帮常托庇军方，借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请军队护送，实则就是要取得当地驻军的许可。军方派少数象征性的武装就够，当然必要时也要出动足以应付事变的部队。

    1920年冬天，团长马晓军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百色。两个多月后，他的一个连就干起护送烟土的勾当来。头一批大约10多万两，收取保护费3万多元。连长没有按惯例将保护费的大部分分给上司马晓军，而是只给他一小部分，马晓军把连长找去训斥了一通。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妓女），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

    那个连长心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中，军队得2角或2角多，烟帮头子得1角或不到1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元，后增至每担2000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元，多至2000元。如一次运100担，最多时可净赚20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

    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

    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年7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