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宋

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

    出铜虎符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观察、州三印：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田赋之属，则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分之守，俾得各归得屯。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中，麾不相资也。

    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究不少逾绳墨之外，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怒征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赏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殿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心之所欲，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同筒瓦，如诸王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故翰林学士孙朱，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盖尝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其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迭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相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侯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则众军自齐。责之既严，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抑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聚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北既置义勇军，韩琦急于备边，又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旋废置。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则效法祖宗重规迭矩之成，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书？今日之浅拙，虽欲抽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