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

    △《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

    △《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着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

    △《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于《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于此书不及考订，授意于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于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着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相土？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于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于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于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说，谓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于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于禘祫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郑《注》：“同之为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雝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于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于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于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于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于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于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于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着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

    △《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于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于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傎之甚矣。

    △《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记》、《坊记》、《缁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于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于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

    △《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馀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于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于《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僣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觐》、《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于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赝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于政而略于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远，强为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于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于《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

    △《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于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于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于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于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于路门外，则其失甚于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

    △《稽礼辨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于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于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适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适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适子也。”是庶子明掌适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适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于《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于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于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于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于《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于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于《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于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于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于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于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适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于长子。”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于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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