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

    △《春秋提纲》·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铁山先生陈则通撰”。不着爵里，亦不着时代。其始末未详。朱彝尊《经义考》列之刘庄孙后、王申子前，然则元人也。是书综论《春秋》大旨，分门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会》，曰《杂例》。每门中又区分其事，以类相从，题之曰《例》。然大抵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虽名曰《例》，实非如他家之说《春秋》以书法为例者。故其言闳肆纵横，纯为史论之体，盖说经家之别成一格者也。其《杂例》门中论《春秋》为用夏正，犹坚守胡安国之说。然安国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袭董仲舒、刘向之义。则通《灾异例》中独深排汉儒事应之谬，则所见固胜于安国矣。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俞皋撰。皋字心远，新安人。初，其乡人赵良钧，宋末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乡里。皋从良钧受学，因以所传着是书。《经》文之下，备列三《传》。其胡安国《传》亦与同列。吴澄《序》谓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名亦权舆于澄《序》中。胡《传》日尊，此其渐也。然皋虽以四《传》并列，而于胡《传》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澄《序》所谓“玩《经》下之释，则四《传》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谓专门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论矣。观皋《自序》，称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传》为宗。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时措时宜，于义不同而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称学者宜熟玩程《传》均无一字及安国。盖其师之学本出于程子，特以程《传》未有成书，而胡《传》，方为当代所传习，故取与三《传》并论之。统核全书，其大旨可以概见，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胡传》为经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着录。是书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首为《总例》，凡分七纲、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纪二例，澄所创作。馀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袭。然澄非蹈袭人书者，盖澄之学派，兼出于金谿、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于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至于《经》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经》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于体例殊为未协。盖澄于诸经率皆有所点窜，不独《春秋》为然。读是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锓木，湛若水序之。岁久散佚，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自云“未见其书”，又云“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是朱彝尊《经义考》之注“存”，亦仅一睹。此本为两淮所采进，殆即传写陆氏本欤？久微而着，固亦可宝之笈矣。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齐履谦撰。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前有《自序》，谓今之《春秋》，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自三《传》专言褒贬，于诸国分合与《春秋》所以为《春秋》，概未之及。故叙类此书，以备诸家之阙。凡二十有二篇，首鲁、次周、次宋、次齐、次晋、次卫、次蔡、次陈、次郑、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许、次宿、次楚、次吴。自内鲁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为次。其入春秋后降爵者，则随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吴以僣王殿焉。《目录》谓此皆国史具在，圣人据以作《春秋》者。又以诸小国、诸亡国釐为二篇，附录于末。《目录》谓此无国史，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皆先于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盖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案《春秋》如不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不从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此盖掇拾杂说，不考正经。且鲁史不纪周年，内鲁可也。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虽微加于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于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并《经》有明文。履谦漏此二条，乃于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谓诸国皆僣称公，惟蔡仍旧章。反引《左传》为证，殊为疏舛。又《经》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无疑义。《穀梁》“传疑故志之”之说，已为不核事实。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尤为乖谬。以其排比《经》文，颇易寻览，所论亦时有可采，故录存之。吴澄《序》称其缕数旁通，务合书法。间或求之太过，要之不苟为言。盖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辞矣。

    △《春秋本义》·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官国子助教，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左传》事迹，即参错于众说之中，体例颇为糅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故所徵引，大抵孙复以后之说。往往缴绕支离，横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贬。如《经》书“纪履緰来逆女”、“伯姬归于纪”，此自直书其事，旧无褒贬。端学必谓履緰非命卿，纪不当使来迎，鲁亦不当听其迎。夫履緰为命卿，固无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据乎？纪叔姬之归酅，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归于夫族。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酅，斯已刻矣，乃复诬以失节于纪季。此又何所据乎？至于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如《经》曰：“楚子麇卒”，而《传》曰“遇弑”之类耳。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春秋或问》·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既辑《春秋本义》，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书。盖与《本义》相辅而行者也。其中最纰缪者，莫过于坚执周用夏正一条。反覆引譬，至于一万馀言，无一不郢书燕说。甚至于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亦谓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书，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于支离轇轕，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于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是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颣。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仝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于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于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阙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于《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谳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于《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于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谳”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云“廉于至正壬午以《春秋》举于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荟萃成编。《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于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于僖、襄；三桓之盛兆于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于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着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于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于《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着《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于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于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着书主于明《经》以立教，端学之着书主于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于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着录。是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于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着《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稾，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着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于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于汸，犹汸书也。汸《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馀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馀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于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朱彝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汸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旨。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

    △《春秋属辞》·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于《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于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着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其说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汸《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曰：“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又有《与赵伯友书》曰：“承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奉纳《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行状》，又观《师说》，则于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于传注家，以徼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于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于杜解，为功于《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赐命称天子、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于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着录。是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于王，则为周正不待辨。正月、正岁二名载于《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曰“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于“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以梅赜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于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着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于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于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于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载郑《注》数语，亦未分析畅言之，以祛疑似。于辨证尚为未密。然大纲既得，则细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钩玄》·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霁撰。光霁字仲濂，泰州人。张以宁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载《张以宁传》中。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门人石光霁作《春秋钩玄》”云云，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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