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于八条目外。既于理无害，又于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着书之意乎？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着。《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于《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于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稡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于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于《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着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于《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于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于《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于《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于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于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于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着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于《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于诸公之书则不可。予于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于当而已。”又称：“初镌版于赣、于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于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着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于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于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于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辨论，至于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于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于乾道癸巳。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于“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于时事。至于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雠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于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着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于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于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着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于杨简，简之学则出于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于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恍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于理者，则于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于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着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着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于语脉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于言”一条致疑于《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于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于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于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于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于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于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于穀”谓三年不能至于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于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于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于《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于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于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絅”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晳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牴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于《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于《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于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于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于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于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

    △《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着录。履祥籍隶兰溪，于王柏为同郡，故受业于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于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着于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于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于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于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于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于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于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