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之茹，音义与今并同者，一概捃拾，未免小失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其引《史记·礼书》“不禀京师”之禀当从示，不当从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之禀当从禾，不当从示，二字交误：亦中其失。然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篇，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从周撰。从周始末未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称为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宝祐甲寅虞兟刻书《跋》，亦但称得本于了翁。均不及从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书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为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既乖古法；又既据隶书分部，乃仍以篆文大书，隶书夹注，于体例亦颇不协。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至于干字收于上两点类，独从篆而不从隶，既自乱其例；回字收于中日字类，臣字、巨字、楶字收于自字类，东字收于里字类，并隶书亦不相合：均为乖剌。然其大旨主于明隶书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隶，犹颜元孙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宋人旧帙，流传已久，存之亦可备检阅也。卷末别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减”必作“沾减”、“规矩”必作“规巨”、“心膂”必作“心吕”、“镫炷”必作“镫主”、“袒裼”必作“但裼”、“负荷”必作“负何”、“巾帨”必作“巾帅”、“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虽于古有据，而今断断不能行。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虍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牴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欤？

    △《六书故》·三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戴侗撰。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其论假借之义，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说亦颇辩。惟其文皆从钟鼎，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元吾邱衍《学古编》曰：“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如■本音睘，加宀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书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用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锺黎锯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钟鼎文。卵字解尤为不典。六书到此，为一厄矣”云云，其诋諆甚至。虽不为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据，亦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纰缪而取其精要，于六书亦未尝无所发明也。

    △《龙龛手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辽僧行均撰。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卷首僧智光《序》，题云“统和十五午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乃谓“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取以刻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为影钞辽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纪年实作统和，不作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知沈括误记。又《文献通考》载此书三卷，而此本实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称四卷，则《通考》所载，显然误四为三。殆皆隔越封疆，传闻纪载，故不免失实欤？其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后南宋李焘作《说文五音韵谱》，实用其例而小变之。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则又行均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之例而小变之者也。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馀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馀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馀字。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谓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属不然。不知括何以云尔也。括又谓契丹书禁至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有辽一代之遗编，诸家着录者颇罕。此书虽颇参俗体，亦间有舛讹。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矣。

    △《六书统》·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杨桓撰。桓字武子，号辛泉，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诸生补济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终国子监司业。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至大丙申其子守义进于朝，诏下江浙镂版。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后序》，而桓《自序》为尤详。大旨以六书统诸字，故名曰“统”。凡象形之例十、会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转注之例十有八、形声之例十有八（案《周礼注》作谐声，此作形声，盖从许慎《说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钟鼎文，次小篆。其说谓：“文简意足，莫善于古文、大篆。惜其数少，不足于用。文字备用者莫过小篆，而讹谬于后人之传写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证之，悉复其旧。”盖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纰缪亦即在于是。故其说至于不可通，则变一例；所变之例复不通，则不得不又变一例。数变之后，纷如乱丝。于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声不借意，有借意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瞀，几于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则字各有体，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偭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于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于此。置之不录，则桓穿凿之失不彰。故于所着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着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初宋淳熙间，有杨文昺者，着《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峄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于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于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于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遝”之为“遂”，则“遝”、“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韵内字画，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续为是书，依二百六部之韵编次之，辨正点画，刊除俗谬，于诸家皆有所驳正。中间如“稾”从禾，高声，而误作“槀”，“隙”从阜、从，而误作“隟”，则纠《干禄字书》之失。如“肇、肈”原有二字，而止收“肈”字，反以“肇”为俗；“竖”字误从立作“竖”；“彻”字误从去作“彻”；“析”字误从片作“<木片>”：则纠《五经文字》之失。如“屯”本训难，借为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迍，别出“屯”为屯聚字，于假借之义不合，则纠《佩觿》之失。他若《增韵》、《韵会》诸本，则举正之处尤多。大旨悉本《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于小学深为有裨。至若字变为莩，陊字变为堕，隓字变为隳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于遽改，而但于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其书久无传本，康熙中朱彝尊从古林曹氏钞得，始付长洲张士俊刊行之云。

    △《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其降于张士诚，士诚破后，为明太祖所诛。谓《元史》称其后归鄱阳病卒为误。考徐祯卿《翦胜野闻》先有此说。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时，使伯琦果与士诚之党同诛，濂等不容不知。至《翦胜野闻》本出依托，不足为据。瑛所言殆传闻失实也。是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重刊于浙中，琼州黄芳为序。崇祯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中书舍人。工于镌篆，有《十竹斋印谱》两集。此二书篆文，即所手书也。昔许慎《说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后之序，或有义或无义，不尽可考。徐锴作《说文系传》，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连属之故，未免失之牵合。伯琦是书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亍、芔、爿、■、■、■、■、■、羍、■、■、母、尢、■一十七部。又改皕为百，改箕为其，改危为■，改云为云，变其字者四部。删其飞、儿、■、凶、卤、矛、■、{山豆}、鼓、白、有、匚、蓐、■、酋、■、■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分为一十二部。如“秃”字《说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谓从木谐声，从禾为谬；“尸”字小篆一笔三折，屈曲相连，伯琦则谓为传写之误，当从卧人之形，作二笔书之：与慎亦颇有异同。至于以侧山为■、倒■为币之类，训为转注，则仍与会意无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书正讹》，以《礼部韵略》部分分隶诸字。列小篆为主，先注制字之义，而以隶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别于下，略如张有《复古编》之意。其间如“芙蓉”之“蓉”必书为“颂”、“枝干”之“干”必书为“干”，多牵强而不可行。且全书皆用今韵，而“宜”字则以篆文从多谐声，移于歌韵。全书皆用小篆，而“香”字仍从古文作{白厶}，别注小篆作{黍甘}。如斯之类，尤未免为例不纯。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姑存以备一解，亦兼收并蓄之意云尔。

    △《汉隶分韵》·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着撰人名氏，亦无时代。考其分韵，以《一东》、《二冬》、《三江》等标目，是元韵，非宋韵矣。其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又以各碑字迹异同，缕列辨析。考吾邱衍《学古编》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门，其第七条《隶书品》中列有《隶韵》两册，“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案此《隶韵》谓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字体不好，以其册数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于此”云云，疑即此本。顾蔼吉《隶辨序》，称别有《汉隶分韵》，字既乖离，迹复丑恶。其诋諆此书，与吾邱衍略同。然二人第以书迹笔法论耳。要其比校点画，订正舛互，亦有足资考证者。前人旧本，寸有所长，要未可竟从屏斥也。

    △《六书本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赵捴谦撰。捴谦原名古则，馀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后。明初徵修《洪武正韵》，持议不协，出为中都国子监典簿，罢归。寻以荐为琼山县教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焦竑《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学范》芜杂，殊无可取。是编《六书论》及《六书相生》诸图，大抵祖述郑樵之说。其《凡例》有曰：“《说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为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类后。”今以其说考之，若《说文》“畕”字为一部，以“畺”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田部》。《说文》“包”字为一部，以“胞匏”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勹部》。《说文》“?”字为一部，以“几幽”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幺部》。凡若此类，以母生子，虽不过一二，而未尝无所生之子，与《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并之，似为未当。又若《说文》《儿部》“儿”读若人，充、兊诸字从之，与“人”字异体，而捴谦则并入《人部》。《说文》《本部》“皋”字从本从白，而捴谦误以从白为从自，附入《自部》，则于字体尤舛。第于各部之下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

    △《奇字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着录。是编标字体之稍异者，类以四声，故曰“奇字”。考六书以《说文》所载小篆为正，若卫宏、扬雄所学则别有古文奇字，以非六书偏旁所可推也。此书以“奇字”标名，而若《说文》引经，“{宀丰}其屋”，“丰”作“{宀丰}”；“克岐克嶷”，“嶷”作“”。“静女其姝”，“姝”作“”；“庶草繁庑”，“庑”作“无”；“天地絪缊”，作“壹”；“营营青蝇，止于樊”，“樊”作“棥”；“故源源而来”，“源源”作“謜謜”；“泣血涟如”，“涟”作“{连心}”之类：虽与今经文小异，而皆有六书偏旁可求，则正体而非奇字。且此类甚多，不胜载。如《说文》引《尚书》“嵎夷”作“嵎夷”。引《论语》“友便佞”，“便”作“谝”。引《诗》“赫兮喧兮”，“喧”作“愃”。引《周礼》“膳膏臊”，“臊”作“鱢”。“孤乘夏篆”，“篆”作“”。引《易》“包荒用冯河”，“荒”作“┅”。引《诗》“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马”，“服”作“牜备”。引《书》“濬畎浍，距川”，“畎浍”作“”。引《春秋传》“岁而愒日”，“”作“忨”、“愒”作“氵歇”。引《易》“夫乾确然”，“确”作“隺”。引《春秋传》“执玉惰”，“惰”作“憜”。引《诗》“纳于凌阴，”“凌”作“”。又引《诗》“白圭之玷”，“玷”作“占刂”。引《书》“辟四门”，“辟”作“”。异同之处，不可殚数。此书所载，殊不及十之二、三。至于“岷”之作“汶”、“祷”之作“裯”，皆假借字，而亦概列为奇字，尤属不伦。又如“蔷”字下但注一“灾”字，而不云本《盐铁论》“罕被寇蔷”，“蔷”音“灾”；“廧”字下但注一“墙”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员篇》“行廧落”，房玄龄注为“行廧及蓠落”；“闿”字下但注一“开”字，而不云本《汉书·匈奴传》“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及“今欲与汉闿大关”颜师古注“闿与开同”；“茬”字下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汉书·货殖传》“然犹云山不茬蘗”师古注“茬，古槎字”。“闛”字下但注一“阊”字，而不云本《汉书·扬雄传》“东邻昆仑，西驰闛阖”师古注“闛与阊同”：则全迷其所出。“萁”字下注“音该”，但引曹植诗，而不知《淮南子》“爨萁燧火”高诱注“萁，音该”；“氵不”字下注“音流”，但引《贾谊传》“朝廷之视端氵不平衡”，而不知考《荀子·荣辱篇》“其氵不长矣”杨倞注“氵不，古流字”：则不溯其所始。又如《冬韵》载“{容木}”字，引《说文》而不知《汉书·地理志》“苍”师古曰：“，古松字”，与“{容木}”同一古今字。“贲”字下注云“古文班”，而不知《荀子·强国篇》曰“如此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杨倞注“贲读如坟”，《汉书·翟方进傅》“贲丽善为星”师古曰“贲音肥”。“蝯”字下注“与猨同”，而不知《汉书·李广传》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其阙佚又不可枚举。盖慎充于腹笥，特就所记忆者录之，故于诸书不暇详考。然于秦汉载籍，亦已十得三、四。讲六书者去其疵而录其醇，或亦不无所助焉。

    △《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古音骈字》一卷，明杨慎撰。《续编》五卷，国朝庄履丰、庄鼎铉同撰。古人字少而韵宽，故用字往往假借。是书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各注引用书名于其下。由字体之通，求字音之通，于秦汉以前古音，颇有考证。但遗阙过多，牵合亦复时有。即以开卷《东冬韵》论之。如《荀子·议兵篇》云：“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注》曰：“陇种，《新序》作龙钟。”《礼论》篇曰：“弥龙。”《注》曰：“弥如字，又读为弭。”《楚辞·九章》曰：“荪详聋而不闻。”《补注》云：“详与佯同。”《九叹》曰：“登逢龙而下陨兮，违故都之漫漫。”《注》云：“逢龙一作逄，古本作蓬”。《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曰：“大夫曳庸。”《注》曰：“《左传》作后庸，《国语》舌庸。”《史记·五帝本纪》曰：“其后有刘累扰龙。”应劭曰：“扰音柔。”故《五帝本纪》又曰：“扰而毅。”徐广曰：“扰一作柔。”则扰柔字通。《仓公列传》曰：“臣意胗其脉曰迵风。”。《注》曰：“迵音洞，言洞入四肢。”《汉书·地理志》曰：“都庞”。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龚。”《扬雄传》曰：“奋六经以摅颂。”师古曰：“颂读若容。”《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曰：“《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注》曰：“今《诗》为骏庞。”《五帝德篇》曰：“鸟兽昆虫。”考《说文》以“虫”为“虺”，然汉代碑刻即用“虫”为“虫”，则虫、虫通。此书原本、续本均未举及，则采摭之未备也。又如原本于“蜂门”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亦作“蜂门”，乃不注。续本于虋冬、满冬、门冬引《尔雅注》，而《山海经》曰：“其草多芍药、虋冬”，乃不注。又引《广雅》“膺匈”二字谓匈、胸通，而《管子·内政篇》曰：“平正擅匈”，《注》曰：“和气独擅匈中，亦古胸字”，乃亦不注。则训释之未详也。他如圜锺、函锺是黄钟、林钟别名，非黄通为圜，林通为函。其“浸卢维”读作“卢灉”，恐亦郑玄之改字，未可尽概以古音。乃一例定为通用，未免附会。然大势徵引赅洽，足资考证。古字之见于载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学之本善矣。

    △《俗书刊误》·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着录。是书第一卷至第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若之非，容不从谷是也。第五卷考字义，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犹是也。第六卷考骈字，若句娄之不当作岣嵝、辟历之不当作霹雳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对之改口从士本于汉文、叠之改晶从畾本于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异，若庖犠之为炮羲、神农之为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异，若敦有九音、苴凡两读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杂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与禾、支之与攴是也。其辨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愈于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

    △《字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寻移南瑞，未行而卒。秉敬学颇淹通，着书四十馀种。是编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秉敬自创之体。《凡例》谓孪子眉目发肤虽无别，而伯仲先后弗淆，当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触类。故其说悉根柢《说文》，毫釐辨析。于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该以韵语，便于记诵，亦小学之津筏也。其书为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以其与此书可互相参究，故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于六书。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谓抽字不当从由、咽字不当从因，已显与《说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内从干，均极讹误；至勇本从甬，而云角力为勇；稷古文省作畟，而云与槐柳同：此类尤为乖舛。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今姑从原本录之，而纠正其失于此，庶不疑误后学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学存于今者，惟《说文》、《玉篇》为最旧。《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然《字汇》疏舛，《正字通》尤为芜杂，均不足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乃谕大学士陈廷敬等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勒为此书。仍两家旧目，以十二辰纪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殿以《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画之多寡为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则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之音。《唐韵》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铉校《说文》所用即《唐韵》之翻切也。次训释其义，次列别音、别义，次列古音。均引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即附于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于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于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于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于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其《补遗》一卷，收稍僻之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盖拘泥古义者，自《说文》九千字外，皆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瘉，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于事理难通，固为不可。若夫孙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识，傅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字，皆考之古而无徵，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者矣。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于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于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于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于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于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于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着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于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于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于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度其所载，亦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于讹漏。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靖字敉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之曾孙也。是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附列隶字之正俗。此则以隶字为纲，于合六书者注曰“隶”，不合六书者注曰“俗”，于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者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于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于寻检。大旨斟酌于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为怪僻难行之论。其《凡例》有曰：“庖犠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犅{艹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于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是书《序》，亦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是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之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着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俾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蔼吉撰。蔼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于机后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于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馀种。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玑，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尨}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长期荡荡于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于盛”二字，碑云：“于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碑阴有“鄤阳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误截去“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之文，而“进”字下引之，误截去“蕃”字。碑侧有“河南匽师度徵汉贤”之文，其旁别有“河南匽师胥邻通国一人”，显然可证。乃“匽”字泐痕似“厚”字，遂误以为“厚”。又不知匽偃通用，复赘辨河南有偃师无厚师。至于“乡”字下引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此乃碑阴小字，后人所加，非汉字，亦非碑侧。又于“率”字下引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碑文明是“广平”。惟明王云鹭刊《隶释》，始误为“广率”。是并现存之碑，亦仅沿袭旧刻，未及详考。乃云采摭汉碑，其亦诬矣。惟其于娄机以后续出之碑，尽为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则实足补《字源》之阙。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说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处，亡者引某书云在某处，具有引证。以年代先后为次，条理颇为秩然。则较《字源》碑目为详核。后附《隶八分考》、《笔法》二篇，采辑旧说，亦均有裨后学。与娄氏书相辅而行，固亦不必尽以重佁讥也。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隶即今之楷书）。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至《急就章》之类，但有文字而不讲六书，然《汉志》列之《小学家》。观陆羽《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亦以韵语成句，知古小学之书，其体如是，《说文解字》犹其后起者也。故仍与是书并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