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于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于元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所称，乃记其迹于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珪所据何本也。汉代诸碑，多不着撰人、书人，刻工尤不显名氏。自《魏受禅碑》，邯郸淳撰文，梁鹄书，锺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用元好问《中州集》冠以御制两页自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原目注阙者，凡《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今有录无书者，又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圹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元《故处士易府君圹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圹志》前，而目录列《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而目不载。盖传写讹脱，非其旧本矣。魏张晏注《史记·儒林传》，据《伏生碑》，知其名胜。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山上碑》，知黎阳在黎山之阴。其曰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之义。唐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母媪”当为“母温”。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是编所录，皆珪手镌，固愈于年祀绵邈，搜求于磨灭之馀者。如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于至正二十四年，未尝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馀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采辑金石文字者，原主于搜剔幽隐，考核旧闻。故欧阳、赵、洪诸家惟主于搜求古刻。是编以汉唐旧迹多见诸书，独取明初诸碑，体例虽不免少隘；然其所录，如济农、永农仓诸记，则备陈积贮之经；许浦、湖川塘诸记，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关郡中利弊者。而于颂德之文，谀墓之作，并削而不登。其用意颇为谨严。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载，独赖此以获传者，亦颇足为守土者考镜之资。以是作舆记外篇，固未尝无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着录。是书仿《隶释》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辑编次，各为辨证。凡周刻二、秦刻六、汉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于古碑皆录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则取洪适《隶释》补之，不尽据石本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于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又论其所释两侧之文，以“河南匽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舛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斿”字下一字石鼓作“”，薛尚功作“忧”，此乃作“夏”。《会稽石刻》“无辠”之“辠”即“罪”字，此作“辜”字。书体颇误。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谱》“既”字下有“平”字，与史合。而此碑于“既”字下不注阙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录碑刻，具载全文，今或不能悉见。《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馀字，是可以备参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后二卷即此书。所载诸碑跋，盖用《集古录》跋尾编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顾从义撰。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入直，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以预修国史成，擢大理寺评事。此乃所作《淳化阁帖释文》。于前人音注，辨其讹谬，析其同异，依帖本原次，勒为十卷，手自缮写而刊行之。《阁帖》自米芾、黄长睿而后，踵而考订者寥寥无几。从义始参汇群说，辑成一编，评书者每以为据。然于考证颇疏，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罗虽广，而精审未臻。今恭逢我皇上几暇临池，折衷艺苑，特取内府所储《阁帖》，遴其淳化四年赐毕士安者为初拓最佳之本，命内廷诸臣详加校订，选工摹勒，复还旧观。其间蒐集诸家释文，至为赅备。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睿鉴，勘核精详。凡从义之说，其是者已悉资采取，其误者亦已驳正无遗。是书原不过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颇有可取者。故仍录而存之，以不没其荟稡之功焉。

    △《金石林时地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均撰。均字灵均，吴县人。寒山赵宧光之子也。宧光六书之学，虽强作解事，所着《说文长笺》，颇为论者所非。而篆隶笔法，尚能讲解。故均承其家学，亦喜蒐求金石。是编取《东观馀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菉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以及各家书目所载，与近代续出耳目所及者，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编次郡省，分别时代，以便访求。其中如南直隶唐碑失载《岑君德政碑》等五种，颇有疏漏。福建《玉枕兰亭》作褚遂良书之类，亦不免失于考核。然亦有足订他书之讹者。明代去今未远，较陈思所记，固多可依据也。

    △《石墨镌华》·六卷、《附录》·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崡家近汉、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复好事，时挟楮墨访拓，并乞于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积三十馀年，故所蓄旧碑颇伙。自序称所收过于都穆、杨慎，而视欧阳修才三之一，视赵明诚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其曰《石墨镌华》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句，以所收有石无金故也。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故《岣嵝碑》、《比干墓铭》之类，皆持两端。而所论笔法，于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亦僻于一家之言。然一时题识，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独为崡咎也。至所载古碑，颇多未备。则由崡本贫士，其力止于如斯。观《附录》二卷所载三记及诗，其求索之劳，亦云备至，不必以挂漏为讥矣。

    △《金石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华州人。平生喜谈金石之文。所居沚园，在白厓湖上。尝构一亭，柱础墄磶，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盖迂僻好异之士也。与同时盩厔赵崡皆以搜剔古刻为事。崡着《石墨镌华》，宗昌着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逌《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峄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于《定武兰亭》，盖出于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然承泽作《庚子销夏记》，其论列诸碑，实多取此书之语，则固不尽废宗昌说也。惟其好为大言，冀以骇俗，则明季山人谲诞取名之惯技，置之不问可矣。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

    乾隆三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宋毕士安家《淳化阁帖》赐本详加厘正，重勒贞珉。首冠以御题“寓名蕴古”四字，及《御制淳化轩记》。命诸臣校正摹勒。谕旨末载原帖旧跋及诸臣书后。其中古帖次第，一从旧刻。而于朝代之先后，名字之标题，皆援证史文，裁以书法，俾不乖于《春秋》之义。每卷皆恭摹御笔论断，昭示权衡。又参取刘次庄、黄伯思、姜夔、施宿、顾从义、王澍诸说，而以大观太清楼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释文于字旁，复各作订异以辨正是非，别白疑似。诚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简，以石刻贮在禁庭，自宣赐以外，罕得瞻仰。乃恭录释文，请以聚珍版摹印，俾共窥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间，遂衣被于海内。考张彦远《法书要录》，末有《右军书记》一卷，所载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并一一为之释文。刘次庄之释《阁帖》，盖即以是为蓝本。然彦远书传写多讹，次庄书至南北宋间陈与义已奉敕作《法帖释文刊误》一卷，今附刊韦续墨薮之末。则次庄所释，不尽足据可知。第诸家虽知其有讹，而辨订未能悉当，递相驳诘，转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纵聪明，游心翰墨，裁成颉籀，陶铸锺王。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临池者之幸，抑亦汉晋以来能书者之至幸也。

    △《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着录。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种。每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准准、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炎武别有《金石文字记》，但载跋尾，不若此编之详明也。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并证以《谯敏碑》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灵帝本纪》及《五行志》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数，一一相符。乃本纪之误，非碑之伪。炎武犹未及详辨，是则考证之偶疏耳。

    △《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馀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于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鏕”，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至于“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鏕”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鏕”，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于二雅，未免勇于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于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着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石经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頠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较。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于洪适《隶续》尚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又《开封石经》虽已汨于河水，然世传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则千虑一失耳。

    △《石经考》·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着录。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于汉、魏，而略于唐、宋。斯同则于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来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录金石之文，尝游长安，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当时称其好事。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汉十九，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据目见者书之。中间辨证，大抵取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颇以己意为折衷，多所考据。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独斥武后不与，亦深合排抑僣伪之义。惟首列夏禹《岣嵝碑》，载其友刘鼇石说，谓当在祝融峰顶，未免失之好奇。又于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非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阳石刻集记》·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叶封撰。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编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县时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考此书初出之时，顾炎武、潘耒皆尝议之。炎武之言曰：“《开母庙石阙铭》‘重曰’二字出《楚辞·远游篇》，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也。井叔误以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镌，益明其非纪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后魏中岳庙碑》，今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还天王师子记》，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记》不知何以遗此？”其说诚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记》，采此记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说嵩·金石类》，亦全用此记。古今金石之书，其备载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隶释》、《隶续》，在明惟陶宗仪之《古刻丛钞》，朱珪之《名迹录》，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国朝惟顾炎武之《求古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叶万之《续金石录》。其馀不过题跋而已。此书录取碑文，便于参考。《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之《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赵、洪皆失载，而此记能收之。洪书但载汉魏，欧、赵二录仅迄五代，此书载及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东讹柬，矩讹短，驯讹巡，苑讹菀，洋讹庠，此书能是正之。王士祯《蚕尾集》有封墓志，称其精《尔雅》、《说文》训诂，工于篆隶。又称其手辑《嵩志》二十一卷，复旁求汉、唐以来碑版文字，别为《石刻集记》二卷。辨证精博，人比之刘原父、薛尚功，则当时亦重其书矣。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归于光暎，遂裒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此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序，称其不减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间有参差搘拄，且无论说，不及此书之有条理。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于《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于《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着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荟稡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着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于《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于《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于汉隶则宗郑簠之评，于唐碑则取赵崡之论。虽同一着录，而着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分隶偶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经撰。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上卷首作书法，次作分隶书法，次论分隶，次论汉、唐分隶同异，次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名氏，始于程邈，终于明末马如玉。自邝露以前，皆引据诸书。惟如玉不着载何书，则经所自增矣。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欧、赵以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止所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井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着录。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题跋》，以辨别真伪，然芾精于赏鉴，特据其笔迹以意断之而已。虽锱铢不爽，究未能确指其所以然也。大观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始援据史籍，订其舛迕，徵实有据，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更细勘其字画曲折，如姜夔校《兰亭序》之例。国朝何焯更摭姜夔《绛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杂采诸书附益之。于是《阁帖》之得失异同，渐以明备，澍作是编，复研究诸说，衡其当否，兼米、黄、顾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传正讹误，以笔迹辨依托，而行款标目，以及释文之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为十卷。又别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笔法一卷，并附其后。虽其考正鉴别，析疑辨讹，不足窥钦定《释文》之万一，而大辂之造，肇自椎轮；泰山之高，不辞土壤。如是编者，固亦不妨旁资参证尔。

    △《竹云题跋》·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皆其临摹古帖题跋，裒合成编。澍本工书，故精于鉴别，而于源流同异，考证尤详。如论《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为校勘刻石；锺繇《荐季直表》祝希哲误作焦季直，及繇结衔与史异；《兰亭序》派别；《圣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鲊帖》释文误作十九字；《瘗鹤铭》非顾况亦非陶弘景；同州《圣教序》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伪题遂良名；遂良《高士赞》误题永徽二年为甲寅；岳珂跋《宝章集》误以“窦臮”为“窦泉”；《朱巨川诰》非徐浩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篆文讹字；《灵飞经》非锺绍京书；裴耀卿等奏状非耀卿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颂乃用王献之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所称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颜；《争坐位帖》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结衔与史异；《江淮帖》为集字伪作；《李绅告身》与史异；《叶慧明碑》非韩择木书撰。皆引据有根柢。惟谓褚遂良书出于《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郑簠、蒋衡，而自称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轻之习焉。

    △《金石经眼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运震有《空山堂易解》，已着录。峻字千峰，郃阳人。工于镌字，以贩鬻碑刻为业。每裹粮走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之间，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录，与虽录而非所目击，未能详悉言之者，皆据所亲见，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刓阙之处，一一手自钩勒，作为缩本。镌于枣版，纤悉逼真。自太学石鼓以下，迄于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为数四十有七。运震各系以说，详其高卑广狭及所在之处。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训释。虽所收颇狭，而较向来金石之书或仅见拓本，或仅据传闻者，特为精核。书成于乾隆元年，峻自为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运震未至西域，仅得模糊拓本，所摹颇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于说后各赘以赞，亦为蛇足。峻复自益以唐碑，别为下卷，体例迥然各别，尤病糅杂。今以此本着录，而续刻之本则别存目焉。

    △《石经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着录。是编因顾炎武《石经考》犹有采摭未备、辨正未明者，乃为纠讹补阙，勒为二卷。上卷标十五目，曰《延熹石经》，曰《书碑姓氏》，曰《书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曰《魏文帝典论》，曰《汉魏碑目》，曰《隋书经籍志正误》，曰《鸿都学非太学》，曰《魏太武无刻石经事》，曰《顾考脱落北齐二条》，曰《唐艺文志载石经与隋志不同》，曰《唐石台孝经》，曰《唐石经》，曰《张参五经文字》。下卷标三目，曰《蜀石经》，曰《宋开封石经》，曰《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皆极精核。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鹗序称其五经、六经、七经之核其实，一字、三字之定其归，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数，堂东、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邺、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驳鸿都门学非太学，魏石经非邯郸淳书，直发千古之蒙滞。而又引何休《公羊传注》证汉石经为一字，引孔颖达《左传疏》称魏石经为三字，以补世骏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晋书》、《隋志》证邯郸淳非无功于石经，引《魏书》崔浩、高允传证魏太武时未尝无立经事，与世骏之说互存参考。而汪祚、赵信、符曾诸人，复各抒所见，互相订正。今并列于书中。盖合数人之力，参订成编，非但据一人之闻见。其较顾炎武之所考，较为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成都石刻，称《论语》、九经、《孟子》、《尔雅》，较晁公武、曾宏父所记少一经，亦当为辨正。世骏乃偶遗不载，是则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见考证之难矣。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徵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