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略例（标点本）

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始称九江。盖皆以岷江为主，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殊乖经义。九河亦然，徒骇至鬲津，旧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过降水，至于大陆，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因谓之九河，入海处复合为一，与海潮相迎受，故谓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予爱之重之。

    《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愚故于引古之下，必曰某县今某县，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中间沿革颇多，虽不能遍举，其切要者亦不敢遗。郑康成云：“学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穷经之要诀，著书之定法也。不然，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皆泰山之支峰，禹总谓之岱；自蓝田以至盩厔，总谓之终南；自河内以至井陉，总谓之太行；自上洛以至卢氏，总谓之熊耳。后人递相分析，而各为之名，愈久愈多。释《禹贡》者不明斯义，遂谓洛出冢领，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鸟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种种谬说，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终南、则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终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经旨，吾不敢从。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吴，又名岳，又名吴岳；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阳山，又名黎阳东山，又名青坛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极矣。今备载以广异闻。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而实非异山者。如碣石在汉之絫县，而《水经》云在临渝，《后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卢龙，地名四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汉之沔阳，而《后魏志》云在嶓冢县，《隋志》云在西县，《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记》云在三泉，《元大一统志》云在大安，《明一统志》云在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谓在西平之龙支，此又谬误之大者，辩之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道，聊举一隅，以资三反。

    《导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阙疑之为得也。江、汉、淮、渭、洛，禹迹尚存，无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复问，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故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于其西，则邺东故大河之道，犹可案图而得也。济为河乱久矣，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赖《水经》悉载其故渎，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杜佑辄诋之，非笃论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贡》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或人力开塞之异，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盖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通舟陈、蔡，夫差沟通江、淮，此所谓人力开塞之异也。荥、播塞成平地，灉、沮二源壅绝，逆河化为勃海，碣石沦于洪波，此所谓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也。然传记尚有明征，禹功未尽湮没，正可据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圣经之有误，古志之非真，其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经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称，其在《禹贡》，则漾与沔合亦称沔，漳与绛合亦称降水是也。又有随地异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东流为济，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为支流而异其名者，江别为沱，汉别为潜，河别为漯是也。有伏流显发而异其名者，济溢为荥是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此又正名辨分之义，高出《地志》、《水经》者矣。山体不动，其盘其广大者，亦不过占数郡县。若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见离合，曲直向背，变化无方，名称不一，故撰《山经》易，撰《水经》难。

    《孔传》言禹之治水，或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处皆然，绵亘千百里之远，然当时实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辞，岂欺我哉。贾让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此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于一己之意，见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为妄。开章壶口、梁山第一功，便说得全无精彩，亦由过泥孟子行所无事之说，谓禹绝无所穿凿。殊不知尧之水灾，非寻常之水灾。禹之行水，非寻常之行水。审如蔡氏所言，则后世筑堤置埽开渠减水之人，皆得与禹功并垂天壤矣。鲧何以绩用弗成，禹何以配天无极哉。

    中国之水，莫大于河。禹功之美，亦莫著于河。释《禹贡》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犹弗释也。《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卷《导河》书。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疏。冀有君山赏，中心郁少舒。班固曾先觉，王横实启之。九峰多舛错，二孔亦迷离。墨守终难破，输攻谅莫施。秪应千载后，复有子云知。”时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泊，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宋、金以来，为害弥甚。愚故于《导河》解后附《历代徙流之论》，而又各为之图，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书非无用之学，于康成知古知今之训不敢违也。事讫于明，故时务缺焉。

    九州之疆界，《尔雅》、《职方》不同于《禹贡》，盖殷、周之所损益也。故必备举以相参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时国土之可考者，略见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战国之所属，然后分配秦、汉以降之郡国，而要以杜氏《通典》为准。盖前此地理诸书，未有以《禹贡》九州分配郡国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虽有沿革，不甚相远。故《通典》之后直接当今舆地。杜氏博洽绝伦，然间有分配未当者，如冀之信都当属兖，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县而当分属二州者，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黄河，河南之胙城当属兖，不当属冀。黎阳县有宿胥故渎，渎西属冀，渎东当属兖是也。凡此类悉为之举正。经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虽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备者，必博考而审别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济水，梁东荆西界巫山，豫东兖西界菏泽是也。至于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国不足以尽九州之土，与《禹贡》无涉。唯一行“山河两戒”之说，于《导山》《导水》有默契焉，故时引以证《经》。

    郑渔仲曰：《禹贡》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为万世不易之书。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郡县一更则其书废矣。此至言也。然后世河日徙而南，则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详。河南之济亡，则兖之东南界亦苦难辨。华阳专主商、洛，则梁之西北界茫无畔岸。黑水与雍通波，则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极。《禹贡》之书虽存，徒虚器耳。郡县能乱其疆域，山川亦能变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图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贡，皆祭祀燕飨之需，车服器械之饰，吉凶礼乐之用，国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无间然”三语，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征求之滥不可与同日而论，即伊尹之《献令》，周公之《王会》，恐亦属后人依托，借曰有之，则殷、周之志荒矣。今释厥贡，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银、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类，则尤必详致其辨，使知圣人无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厉民以自养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环通，诸侯之朝贡，商贾之懋迁，行旅之往来，外国之享王，皆以达河为至。其水道曲折，经悉志之于州末，兖、青、徐、扬皆由济、漯以达河，荆、豫皆由洛以达河，梁、雍皆由渭以达河，冀之岛夷由碣石以达河，扬之岛夷由淮、泗以达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积石以达河，下文所谓“四海会同”者，具见于此矣。然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无仰给四方之事，所运者唯贡物，故轻舟可载，山溪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间陆行，亦不过数十里，圣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后世牛羊用人，若张汤通褒斜之涎，以致汉中之谷，陆运百余里，亦不以为难，其于圣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为五服，以别其远近。甸、侯、绥为中国，要、荒为四夷，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蛮之地，不登版图，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为四海。此《禹贡》五服、九州、四海之名义也。宋儒见它书所称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拨弃古训，以四海为海水，四夷为外国。殊不知《禹贡》九州之内，自有中国蛮夷之别。甸、侯、绥三服则壤成赋之区，名曰中邦。要、荒二服为夷为蛮。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郯子岂外国之君长，而大荒绝域亦安能为天子守邪！

    禹锡圭告成，唯据十三年中已然之事，录之以成书，其后非必一一尽同也。如舜绍尧肇十有二州，则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浚川，则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时懋哉，不仅如此篇所纪而已也。至于土田之肥瘠，贡赋之多寡，声教之远近，它时亦必有小异。说经者但当就《禹贡》以释《禹贡》，若牵合前后，则反多窒碍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为限，后世犬牙相制之形无有也。水土之功，以决川距海为则，后世曲防逆阞之事无有也。税敛之法，以土田物产为赋，后世口率音律。出钱之令无有也。九州之贡所以给邦用，后世奇技淫巧之供无有也。四海之贡所以表向化，后世珍禽瑰宝之献无有也。达河之道所以通贡篚，后世飞刍挽粟之役无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后世设险守国之计无有也。六府之修所以养民生，后世山林川泽之禁无有也。土姓之锡所以褒有德，后世强干弱枝之虑无有也。武卫之奋所以戒不虞，后世拓土开边之举无有也。声教之讫所以大无外，后世招来诱致之术无有也。想其时民安物阜，别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觉三代以降，号称善治者，犹未免为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礼运》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为老庄之绪余，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学者熟读《禹贡》而有得焉，非惟知识日进于高明，抑且心术渐登于淳古。

    己卯，余复入帝城，谒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贡锥指》就正。公览之，喜曰：是书博而不杂，精而能赅，不惟名物殚洽，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出以问世，谁曰不宜。余负墙而谢。今春，公寓书天津，以示刘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见称赏，谓从来所未有，复于李公序而行之，诚异数也。嗟乎，积病无憀，终日仰面看屋梁，著书当时，聊代萱苏，今乃重灾梨枣，詅音令。痴符之诮，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胐明，一字东樵。敬述于御河舟次。

    禹贡锥指略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