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业第三

李善注：“属，缀也。”缀即组织文字以成篇章之意。

    [22] 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少年随父读书，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春秋》、《尚书》。十二岁出游，足迹遍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后任郎中，随汉武帝巡游到过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又奉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积累了丰厚的阅历。父亲死后，继承父亲遗志，继续著史。汉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任太史令，阅读皇室藏书，搜集史料。天汉三年（前九七），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下狱中，遭受腐刑。出狱后忍辱发奋，继续撰述，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班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潜心撰述史书。后被人诬告私改国史，入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乃被释出狱，任兰台令史，撰述东汉开国以来的史事。先与陈宗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迁为典校秘书后，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树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受明帝之命，撰成起自高祖刘邦终于王莽的《汉书》。章帝时官迁玄武司马，撰成《白虎通义》。和帝时随窦宪出击匈奴，窦宪失事自杀，班固受牵连入狱而死。

    [23] 干事：参与军政国事。

    [24] 毛公：相传为西汉鲁（治今山东曲阜）人，一说为赵（今河北邯郸西南）人，名亨，河间献王博士，时人称为大毛公，以别于传承其学的小毛公毛苌。作《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开创一派《诗经》古文学。贯公：即贯长卿。西汉学者，赵人，古文学派毛诗派的传人，《汉书·儒林传》中有载。

    [25] 资给：天资聪敏，伶俐善辩。

    [26] 乐毅：战国时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入燕，任亚卿。以上将军之任率燕、赵、魏、韩、秦五国军队伐齐，大败齐军。又率燕军独进，攻破齐国城邑七十多座，一直打到齐国首都临淄，因功被封为昌国君。燕昭王死后，继位的燕惠王中田单的反间计，罢黜乐毅，乐毅遂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后燕惠王有悔意，派人召之，乐毅不肯应召，在赵国终老。曹丘生：秦末辩士，楚人，依附贵人，利用贵人权势向人请托金钱。与贵人赵同、窦长君关系好。曹丘生想结识将军季布，请窦长君给季布写信介绍自己。窦长君说：“季将军不喜欢你，你不要去见他。”曹丘生坚持要见，窦长君只好写信先给季布送去。季布见信果然大怒，等待曹丘生的到来。曹丘生到后，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楚地有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季布一个许诺’。您为什么在楚地会有这样的名声呢？是因我的游走宣扬的结果，难道您不念及这些吗？怎么对我这样深加拒绝呢？”季布听后，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奉为上宾。

    [27] 绝：超过。南朝宋鲍照《代朗月行》：“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光。”

    [28] 白起：战国时眉（今陕西眉县东）人，一称公孙起，著名军事家。秦昭王时任左庶长、左更、大良造。率军打破韩魏联军于伊阙，进攻魏国攻陷六十一城，进攻楚国东进至竟陵，南进至洞庭湖一带，以功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〇），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后与相国范雎有矛盾，被免为士伍，在阴密被迫自杀。韩信：秦汉著名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早年家贫，秦末参加项梁、项羽的反秦武装，因不被重用，后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开始不被刘邦重用，由于萧何保举，拜大将军。楚汉战争中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垓下决战，打败项羽，战功卓著。先被封为齐王，后被徙为楚王，又因为被人诬告谋反，贬为淮阴侯。陈豨反叛后，韩信与之暗通消息，其舍人又告发他准备发兵袭击吕后及太子，被吕后与萧何设计杀害。

    [29] 主德：指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

    译文

    至于德行高尚美好，仪容举止可以被众人效法的，这种人可称之为清节家，吴国延陵季子、齐国晏婴就是这样的人物。建立法律和制度，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这种人可称之为法家，齐国管仲、秦国商鞅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所谋划计策奇诡绝妙，这种人可称之为术家，越国范蠡、汉朝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三种才能又比较完备的，其品德足以勉励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建立，其法律足以匡正天下歪风邪气，其谋术足以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这种人可称之为国体，殷商的伊尹、西周的吕望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而三种才干却都稍差前者，其品德足以为一国的表率，其法律足以匡正基层社会，其谋术足以应变各种事物，这种人可称之为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三种才干的某两项，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流派，在清节家流派中，不能宽宏大量，喜欢对人讥笑责备非难，分辨谁是谁非，这种人可称之为臧否，子夏之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法家流派中，不能创新思虑建立长远规划，但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这种人可称之为伎俩，汉朝张敞、赵广汉就是这样的人物。术家的流派中，不能创建制度垂示法则，但能在情况变化的时候想出具体的应变策略，权变智谋有余，公平端正不足，这种人可称之为智意，汉朝陈平、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物。凡此八类人才，都是以德、法、术三种才能作为根本。所以虽然这些人的流派不同，但都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的人才。能撰写文章著书立说，这种人可称之为文章，汉朝司马迁、班固就是这样的人物。能传承圣人的事业，而不能参与国事实施政事，这种人可称之为儒学，汉朝毛公、贯公就是这样的人物。辩论的方法和语言不合正道但却语言丰富应对自如，这种人可称之为口辩，燕国乐毅、汉代曹丘生就是这样的人物。胆量勇力超过众人，才能谋略高于众人，这种人可称之为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物。上述十二种人才，都是在臣子的位置上，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不包括其内。

    赏析与点评

    此节在全章中篇幅最长，亦是全书分析人才中最精彩的一段。刘劭将人才放在一个极有层次的分析框架中，第一层把十二型分为两大类：“政务系统”与“非政务系统”，前者其数为八，后者为四；第二层则将政务系统分为“核心型”与“衍生型”，其数分别为三与五；在第三层中，进一步细分为“三才俱备型”与“单具一才型”，其数分别为二与三。

    三种“核心型”人才分别为“清节家”（又称“德家”）、“法家”与“术”家。“清节家”人物高风亮节，是德行上的楷模，乃众人所效法的对象，其存在令整个组织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至关紧要，所以刘劭将它放在首位，顺道一提，这亦反映了他立根在儒家的意识形态。

    “法家”为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此类人才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技术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制度（不管是国家、企业、或组织的）乃主导甚至是支配众人行为的力量，而众人的行为最终又反过来决定了国家、企业、组织的生长枯荣。史学巨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唐代的“府兵制”，如何在初唐令它成为当日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又及后“府兵制”的有名无实令它出现结构性的弊病，致最终“病入膏肓”。宋代的募兵制如是，明代的军户制度亦复如是，篇幅关系，于此不赘，但相信已足以在历史上印证刘劭的洞见。

    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要能长远地行之有效，势必需要前瞻力强且具策略性眼光的人才，而这就是“术家”所长。所谓“策略”，用现代语言来讲，其实是一种动态博弈（dynamic game），其中所牵涉的是在长期、中期、短期，对资源的掌握、部署，对成本、成果的预期等等。亦关系到如何精确调动、调适资源，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能为此道的人，关键在一“通”字，难怪刘劭盛赞此类人为“思通道化，策谋奇妙”。

    上述三种核心型人才，固然能独当一面，将他们以不同方式加以组合，则又有另一番风景。

    如上所述，刘劭的分析中，兼有三材的可分两种，一者为周密完备型，有大国领导者气象，称为“国体”。另一者则气势薄弱很多，因此只宜担当小邦小国，或地方政府小领导的角色，称为“器能”。不过，无论哪一类型，兼有三材是万中无一难能可贵的，因其德可移风易俗，其法足以规范人心，而其术则可使安邦定国。

    此外，三种核心型人才亦有三类只具一型但略输一筹的，明显是前者的衍生。清节家之流称为“臧否”，此类人自身德行高尚，能正己，但亦好正人，常站在道德高地责难别人，此为欠缺同理心之病。

    法家之流之所以称为“伎俩”，原因在于他们是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通病往往是未能高瞻远瞩，只在自成一角的小天地中把工作做好。

    术家之流，虽有原本术家的智慧，所以得称为“智意”，亦即具“通达”之才，表现出来，有精于权变的能力，但可惜的是其智慧不足，未能从大局着眼，有谋略而非远虑，是故非为真身，实属影子之流。

    以上八型人才，刘劭推许为能为国家“轻事”，亦即可替国君分忧，减轻负担，因此无疑是“治”国栋梁。不过，一个国家单有领导人，而无人从事具体的操作事务，就好比一队军队空有将领而无士兵，肯定一仗难赢。因此，刘劭亦讨论了最后四类专才。四类中首三类为文职人才，第四类是武将，就好比一家企业，在文书工作人员以外，亦需前线推广人员，以为公司“冲锋陷阵”。

    若以现代语言解释，此四类人才分别是长于文字工作的“文章”型，优于整理机构故事以承传公司文化传统的“儒学”型，能言善道、传达公司指令政策的“口辩”型，以及胆识卓绝、能为公司效益“攻城略地”的“骁雄”型。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1]，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2]。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3]。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4]。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5]。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6]。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7]。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8]。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9]。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10]。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11]，而太平用成[12]。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13]，则一材处权[14]，而众材失任矣。

    [1] 总达：统领提拔。

    [2] 师氏：官名。西周时设置，官位尊显，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中大夫。”郑玄注：“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孔颖达疏：“以其教国子有道艺，故使中大夫尊官为之也。”

    [3] 司寇：官名。夏朝始置，商、周、春秋战国沿置。国君重要辅佐大臣之一。春秋鲁、宋等国设大司寇、少司寇，郑国有野司寇，战国时有的称邦司寇。主管刑狱缉盗，督造兵器。

    [4] 三孤：官名。即三少。《尚书·周官》记载：“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辅助太师、太傅、太保辅弼君王，地位比公低比卿高。

    [5] 三公：官名。周朝为最高辅政大臣的合称，或指太师、太傅、太保，或指司徒、司马、司空。西汉成帝元和年间，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同为宰相，合称“三公”。东汉改名为太尉、司徒、司空，亦称“三司”。位高禄厚，权力极大。

    [6] 冢宰：相传为殷、周辅政大臣，位居百官之首。《尚书·伊训》说：“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礼记·檀弓下》说：“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春秋战国时泛指执掌国政的大臣。

    [7] 佐：指次一等，处于陪同地位者。《史记·孝武本纪》：“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8] 司空：官名。相传为殷商辅政大臣之一。西周时为“三公”之一。西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初改为司空，均为“三公”之一。以后各朝多有变化。

    [9] 国史：负责撰写国史的官员。

    [10] 行人：官名。《周礼·秋官》属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宾客。春秋战国各国多设行人，掌朝觐聘问。秦、西汉初有行人令，为大行令属官，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宾客。两汉以后常设，担任出使聘问之事。

    [11] 官不易方：官不改变为官之道。方，道理，常规。《周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2] 太平用成：太平盛世因此建成。用，因此。

    [13] 与一材同用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譬大匠善规，惟规之用。”意思是偏好某种才能。

    [14] 处权：当权。

    译文

    主德，就是聪明平淡，统领提拔众多人才，而不是亲自担当起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所以主德之道确立，那么上述十二种人才就能各自按照才能得到任用。具备清节家品德的人，被放到官位尊显的师氏位置上。具备法家才能的人，被放到主管刑狱的司寇的位置上。具备谋划才能的人，被放到三孤的位置上。德、法、术三才具备的人，被放到三公的位置上。三才具备但比前者稍差的，被放到冢宰的位置上。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其地位比师氏要低一等。善权变智谋的人，其地位比冢宰要低一等。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的人，被放在司空的位置上。具有传播圣人之业才能的人，被放到安抚百姓的位置上。具有撰写文章才能的人，被放到国史的位置上。具有论辩才能的人，被放到行人的位置上。骁勇雄悍的人，被放到将帅的位置上。这就叫作主德之道确立为臣之道井然有序，当官的不改变为官之道，太平盛世因此就建立了。如果主德之道不是平静中庸而是偏好某种才能，那么就会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得势，而其他众多的人才就不会被任用了。

    赏析与点评

    最后一节为全章主旨所在，就是为不同“偏才”量体裁衣，决定哪种专才最适合提拔至哪个岗位，使大家各就其位，共同成就大业。要能如此，则有两点须加注意：

    一、最高领导，没有具体司事，因为他的角色是当统领，“统”者，统整也，亦即将不同专才整合到一个互相配合互相补足的统一体中；“领”者，领导所有人才将之导向至适合并且只适合他们的岗位中。要能如此，最高领导必定是个“平淡”的人，这是刘劭不厌其烦反复重申的观点。

    二、刘劭对人才与岗位的配对中，是用了专才对专位的原则，此原则虽是常识，但在职场上才位错配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原因不外三个：（1）最高领导欠缺观人能力与胸襟。（2） 最高领导本身并非“平淡”之人，于是由观人到用人，往往有极强的倾向性，由倾向而将职位资源朝某一方面倾斜，结果常常出现“彼得定律”，亦即把有特殊表现的人，不断擢升，直至到不能胜任的地步，结果适得其反，资产变成负资产。（3） 就是既有（1）又有（2）。令人扼腕兴叹的是，这是最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