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七日下午三时车到伊尔库次克，站长命令教把中国专车摘下来，停在车站尽头。随即上来了几个人，口称得到边境来电，中国专车带有秘密文件，须得扣留检验，扰扰半天，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刘守清又骂了他们一顿，才算掩旗息鼓的下去了。那副领事刘守清气狠狠坐下说道：“他们现在那里来这许多犹太人，真歪缠得很！这还不是那天要白兰地没要着的小子弄的鬼么？今天一闹又闹晚了。明天非得去找当地的外交当局不可。”我听了才想起那天晚上听见的谈话，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在内呢。车离车站足有四分之一里远，我只听得他们来来往往的上车站打电话。到晚上十二句钟才听说，电话打通了，那边认错，答应好好接待，一有通车，就可以挂车前进，只待明天当面再谈一谈罢了。大家的疑虑才烟消云散。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镇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严寒，掩没了熹微的晨光，云影滞凝，死也不愿开展，反令人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时时战颤，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恼，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呢；偶然残酷的北风拂拭簌簌的雪响，好一似力尽声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车站外长河已经冰冻着一半，架着木板的码头，满盖着冰雪。从此桥渡河进伊尔库次克城，一走尽桥端，上“苏维埃渡船”，一只小小的火轮，也已征收公用，不费渡钱，可是不但桥上冰滑，再三再四几乎滑下冰里，就是船上也是污泥痰秽，烟气迷闷。站出船头，宁任寒战风侵，也比闷闷的站在舱里好些。回看阴阴凄凉的天色，近车站高岗上的树影，还远远的含笑点头致意呢。我同刘守清渡河，经此二十分钟就到“彼岸”。刘君想找西伯利亚外交委员，我也得去验一验我们来俄的种种文件，————得知道知道他们招待的态度。上岸之后，只见荒凉的街市，一片雪影，足迹都非常之少，可怜的店铺掩着双扉，从外面看去，好像都是没人住的。沿着道旁慢慢的走，偶然遇着行人，问一问街道，大概都不能清楚回答，走得精疲力尽，想找一辆马车，也找不着。转过三四个弯，远远一条长街只看见三四个人，蹀躞着，缩头缩颈歪斜着走；却有一辆冰橇停在路旁，我们赶紧去问一问，要的价钱贵得可怕，不能坐，又往前走。好容易问着一人同到外交委员家里。我们一进院子，看见一女郎穿得很整齐华丽（那一天是希腊教耶稣降生节），自己捧着木柴拿斧子在那里劈呢，院子东角上两间小屋前站着两个人，远远的看不清楚。忽然听着中国话的声音，抬头一看，那两人已经走近，原来是中国人。我们正在谈话，听得那女郎高声叫道：“华西里（中国人的俄国名字），唉！帮一帮我，Radi Boga？（意为‘看上帝面上’————俄国俗语）”那一中国人就去帮他劈柴；还剩一个，拼命的拖我们到他屋子里去，他媳妇也是俄国人，出来见我们，彼此问长问短。他们同外交委员住一院子里；外交委员住“上房”，他们住“下房”。那天外交委员不在家，只得留话便走出来，同着那中国人，找到留伊的副领事薛君处。

    现在已经进了俄乡了。俄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可是，在伊尔库次克，赤军刚刚占领不到半年，兵燹之后，余烬还没全熄，一切建设都还在草草初创，或者一毫都没动手呢。那地经济状况，在那时为全国最窘急的地方。他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依那时卢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国的八角钱。吃完了饭之后，觉着身体轻松了好些，冷风里跑了三四个钟头，得在软椅上躺着，又饱又暖，听着桌上“自暖壶”细细的私语，随意谈话，听来都感新奇的奇闻，这也是饥寒之国的一瞬间的乐趣。薛君所住的房屋，还有一工程师及一中国医生；电灯房费都很便宜，房子是后来简直完全免费了。他们介绍我见那工程师，走进屋子，只见烟沉沉的依稀映着一老瘦的人面。旁边还坐着他几个亲戚————女人，工程师恭恭谨谨的请我们坐，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能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因问工程师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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