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

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属于破魔变文的，绝对和四兽因缘无关。讲破魔变文的和尚赞颂庄严了皇帝、府主、国母、小娘子郎君之后，又赞颂庄严僧官都僧统。因为讲经变文流行之后，深入政府民间，不仅用来宣传教义，也用来祈福禳灾。例如敦煌变文集第五编载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来一篇在皇宫里祝寿的讲经变文。后唐明宗李亶，生于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长兴四年，他六十七岁的寿辰，请和尚在中兴殿讲仁王护法经。和尚讲经时颂圣也说：「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皇后……淑妃，」还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与史实相合。可见是当时祝寿讲经文的底本。和尚讲经，同时颂圣，这是事实，但却与四兽因缘那篇变文无关。

    以上所举，不过略陈大端。还有许多极难校正的错误，不但没有机会阅读原卷的学者，无法判断；即使看过原卷的学者，也不易发觉它的错误。最大的原因，是变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时的写本。钞写的文字讹俗满纸，但是讹俗之中，又自有它的习惯，自有它的条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张，便会陷于错误之中而不自觉。例如精研甲骨钟鼎石刻以及敦煌写本的罗振玉先生，他在「跋龙龛手鉴」中说：「考□字从外生，肊断其文，当是甥字别体，此注音外，疑未必然。」他没有留意伍子胥变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两个□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两个□甥」，□、□都是外的俗写，因与甥连文，偏旁或连类加男作「□」，或加生作「□」，龙龛手鉴音外是对的，罗氏肊断却错了。所以校录敦煌变文写本，最难克服的便是文字障。简括说来，有字形无定之障，有偏旁无定之障，有繁简无定之障，有行草无定之障，有通假无定之障，有标点无定之障（说详拙著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这许许多多的障碍，使得历来校录敦煌写本的学者，如罗振玉、胡适、向达、王重民诸先生等，凭他们卓越的学问智识，单作抄写誊录的基本工作，还是免不了发生相当繁多而且严重的错误，这便是我不得不耗费五六年的时间，仆仆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披校卷子十余过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日本学者在会中提到王重民等编纂的敦煌变文集，特别加以推崇。有些法国、日本、和我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知道我曾作校订变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今年夏季，应日本九州岛大学文学部的邀请，作有关敦煌学的演讲，许多学者也殷殷以新校变文集出版之期相询。由于敦煌写本的复杂纷歧，字体的变异讹滥，无法倩人代抄；几十万字的清稿，只能亲手缮写。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结束，才将初稿完成，交付排印。全书的体例，另见例言，简单的说，是以敦煌变文集七十八种变文为底本。变文集有错误的，加以订正，有漏脱的，加以补充。变文集的校记也全部保留，只是将错误的改正，缺少的增加。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规案」二字，以资区别。虽然新校的分量相当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只加「新书」二字，定名为「敦煌变文集新书」。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不仅增添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了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新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这样的做法，对于学人研究和参考，相信会有不少的方便和收获。我往年对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韵辑作了一番校订的工夫，更名为新编。在序文中写下了一段恳诚的话，说：

    这部书定名为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方面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延续。中国学术典籍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我们都只是为它服务的工作人员，但我们都对它有崇高亲切的敬爱。我们希望一个接一个的贡献心力为它做出有价值的工作。我指正姜书的错误，补充姜书的遗漏，但是列宁格勒藏有一万二千号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没有韵书残卷，也许还有其它未知或未发现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为它继续不断的服务。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书能有一分参考的价值，而得到为它服务的人的指正和补充。

    我又继续披肝沥胆的说：

    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纔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纔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我整理这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寻回失落在海外的学术新材料，正确的呈献给学术界人士，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的根据。我希望从事学术的朋友，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不断的予以指正和修订，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分先后，不分彼此，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读者只需把上面说的话，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几个字，换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我虽然尽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订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目连变文，和列宁格勒藏的变文双恩记，但是我仍不敢也不愿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大胆的说：「这是最后最大的一次整理。」因为谁也不敢断言今后没有新材料出现，我们毋宁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现，继续补充，益臻完善。我这部敦煌变文集新书，只不过为将来从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扫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现在新书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遗憾的，便是未能求正于法国华学大师戴密微先生。戴先生是研究变文文学的专家，平生酷爱中华学术文化，无畛域的偏见，抱弘扬的热忱。廿余年来，我频频往来巴黎伦敦披读敦煌写本，每有述作，先生辄为文推介于欧洲通报中。民国六十二年（公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届国际东方学会。会后，受聘担任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的教职，寄居巴黎大学城的东南亚馆。次年三月，我践张晓峰先生之约返华冈任教。启行前夕，先生携樽酒至东南亚馆作别，惆怅之色，见于眉宇。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书，谓拙著敦煌论述，蜚声士林，法兰西学士院已经通过了他的建议，以汉学茹连奖颁赠给我。并说明法兰西学士院，和我国中央研究院性质略同。又解释茹连奖是法国颁赠给国际有成就的汉学家的崇高荣誉奖，请我务必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事先没有半点透露，既无人向戴先生游扬说项，我也不曾写过一纸履历，更没有填过一份表格，这种无微不至的尊重读书人的礼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学术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风。漂泊异邦，无求有惠，人非木石，岂能不兴知遇之感。其时戴先生和饶宗颐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为了对学术、对先生的回报，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变文。没料到前年国际敦煌学预定开会之际，先生竟溘然逝世。我蕴藏着的一番心愿，竟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直到今天，纔将此书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励，凭借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书对学术界能作出些微的贡献，那纔不致辜负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国七十一年五月于华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