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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集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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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六）
（书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后）
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则会同十年七月吴越有国时所给，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一则宋治平二年四月中书门下牒付者也。吴越牒中所称会同十年，即晋出帝开运四年，耶律德光灭晋所改也。是年六月，吴越忠献王弘佐卒，弟弘亻宗立。十二月，弘亻宗为群下所废，立弘ㄈ。则知吴越国王者，弘亻宗也。弘佐卒，以镇东节度使授弘亻宗，至八月，制授弘亻宗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故印文止称镇东也。治平二年牒后所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阳韩忠献王琦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曾者，晋江曾宣靖公公亮也。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者，庐陵欧阳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赵者，虞城赵康靖公概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献独不署。以忠献集考之，忠献于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罢相，上许以仁庙终祥再请，至二年乙巳夏，累申前请。此或其杜门乞休，不赴都堂时也。
以二牒所载，征诸史传，无弗合者，独吴越牒中会同十年之纪，览者往往致疑。盖德光灭晋，虽以二月丁巳朔建国改号，而汉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东，仍称晋天福十二年。吴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汉而奉辽？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于杀胡林矣。此牒行于七月，不应犹以会同纪年，此不能无疑者也。考之《辽史》，自阿保机即位九年，吴越与契丹信使不绝，吴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入主中国，吴越奉其正朔，当在诸州镇之先。是年七月，德光虽已死，而汉令未及于东南，故犹以会同纪年，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备史》没会同、天福，而追纪开运四年，亦可谓微而章矣。《辽史德光纪》，是年改元大同，而会同无十年，与此牒及诸史异，或者又以为疑。按王溥《五代会要》，德光伪降赦，改国号大辽，称会同十年，欧阳史诸家亦同。盖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中国，而仅存于国史。牒文所从，据其降赦之文；国史所书，纪其改元之实。固可以互考也。叶隆礼《契丹国志》以是年为会同十一年。隆礼之志，成于淳熙中。《辽史》未入中国，其舛误不可枚举。徐无党注欧阳史，以谓契丹年号，诸家舛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则益信矣。
江阴李君贯之，博雅好古，丛书蠹简，每遇之，无不藏┑。出二牒以示余，命为之跋尾。余学殖既鲜，又善遗忘，略疏其概，以复于贯之，贯之幸悉举所闻以改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书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后）
往余为江阴李贯之考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韩魏公为宰相，书衔而不姓。曾鲁公为次相，欧阳文忠、赵康靖为执政，则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据魏公《安阳集》二年乙巳夏仁庙终祥累申前请，遂妄谓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门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为允也。今年偶读王明清《挥麈录》云：明清尝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相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进状，与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间，四公作相、参之日。甘露院之牒，盖中书门下奉敕赐额，令本州翻录，降付逐寺院者也。读明清之录，考其所谓熟状进草者，是牒盖亦熟状之遗。而宰执皆不名，则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叶梦得《石林燕语》，则云：唐诰敕，宰相书名者，皆不书姓，惟单名则书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国朝虽单名亦不书姓，他执政则书，所以异宰相之礼也，梦得所记宰相不署姓之故，视存中为详，如魏公正所谓单名不书姓者也。诰敕不书姓，则其见于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为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挥麈录》诸书，则余之误谁与是正？然是时，曾鲁公实为次相，而与二执政同署姓，则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独异于执政，抑亦异于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补梦得之所未备也。存中又记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是牒之书衔，系于年月之后，先左右参，次次相，又次宰相，盖以后为尊，而不别行。是知文牒之行于下者，其制又与札子异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余年，故纸敝牍，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献之不可以无征，岂不信哉！
余学问春驳，不审于阙疑慎言之训，是以有向者之误。今既已知之，不敢涂窜以自盖也，庸敢备书以诒贯之，俾附于是牒之后。虽然，自时厥后，有所弋获，尚当次第书之。贯之老而好学，故知不以我为赘也。天启六年四月。
（记温国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后）
天启壬戌，得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长安肆中，纸敝墨渝，深加宝重。而又窃怪其不盛行于世也，遂命良工装潢，属友人程孟阳题而藏诸箧衍。后三年乙丑，被放归田，读元人程钜夫集《温公墓碑老杏图诗序》曰：公之墓碑，仆于群忄佥之日，而断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统间，夏邑王令，建祠修复。老杏迄今二百余年矣，白云翁家与之邻，益用封殖。皇庆之元，翁为平章政事，出所绘图及修复之碑，使广平程某序之。钜夫之序所谓夏邑王令者，寿春王廷直，金皇统间夏邑令也。白云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钜夫记修复事颇略，然有以知其出于磨泐之后，而碑之传于世者为不易也。考于《通志》，得廷直所自记曰：绍圣间仆温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复公官爵，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余年，埋之深土，毁灭亏漫，不传于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树一株于碑座龟趺之侧，枝屈蟠，春花夏实。廷直以皇统戊辰秋八月行令夏台，问诸守僧圆真，访得旧本于公曾侄孙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镌磨，碑阴碎裂，间实以土，盖初仆时自龟而上推扑使然也。欲别选巨石作丰碑，则又无大葬时朝廷物力。公族侄孙绮曰：不若横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则龟杏不损，后之人知其异焉。因斫碑而为四，额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阖邑僧院，咸出赀助之。圆真又出私帑，于坟院法堂之后，设堂以祀公，置碑石焉，号曰温公神道碑堂。此皇统修复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凡四纸，纵长丈余，横半之，与斫碑为四之说符合，为皇统时所修复无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额与跋皆不可考矣。然而是碑也，仆于宋，复于金，龟趺之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护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岂易哉！余又谨按：公以元元年九月卒于位，二圣亲临其丧。哲宗再遣使诏其孤康，又遣大臣谕指，俾夺遗命，从官葬。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驿诣涑水，相地卜宅。于是以十月甲午掘圹，发陕、解、蒲、华四州卒穿土。复选尚方百工为葬具。十月复命。公从子富提举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敕翰林学士苏轼撰碑，上亲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从孙桂，督将作百工，起楼于墓之东南以居焉。楼之大制，基极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为四门，门为二牖，下为二门，门为一戚。复阁周于碑，回廊环于阁，缭垣四起，为之蔽卫。凡七月而毕事。土木金石亏墁丹ぬ之工，总会一万六千有奇，而所损之数称是。此元中大葬温公恩礼之大略也。八年九月，宣仁圣烈皇，皇后崩。绍圣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后臣僚论列元以来司马光等罪恶，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西、郑州，各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从许将之言，仅免斫棺尸而已。四年二月，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四月，又贬朱军司户参军。徽宗追复未几，而崇宁复贬。奸党之碑，大书深刻者再，皆以公等为首。靖康初元，除元学术党禁，赠公为太师，而事已不可为矣。廷直修复公墓，在金皇统八年戊辰，绍兴之十八年也。距绍圣仆碑时，计五十有五年。异国之臣，左衽之长，乃能摩娑断碑，以修复为己任。洪、真辈皆僧徒，相与助之唯恐后。其视绍圣、崇宁诸人又何如也？然而当是时，贼桧为政，和议告成。天水之封，刘之册，皆在绍兴、皇统间。涑水之墓虽俨然修复，公亦何乐乎有是哉？呜呼！公墓之废兴，关于有宋之存亡，庸敢牵连书之于碑刻之后。后之君子，亦将有感焉！是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钱谦益谨记。
（读卢德水所辑龙川二书后题）
德州卢德水刻陈同甫《三国纪年》《史传序》，题之曰《龙川二书》。又深自贬损，以谓浅见寡闻，不敢出手作序，拟请虞山先生数语，以发明二书之所以然。
呜呼！余少而读龙川之书，为之寤而叹，寐而起。酒阑灯，屏营欷嘘者，二十余年矣，其敢无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大变也。绍兴之请和，皇统之策命，天下之大辱也。堂堂中国，五十年之间，龙川以匹夫庶士，奋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无以自效，故假三国之君臣以见志焉。《三国纪年》者，龙川之《春秋》也。以言乎帝胄，则备疏而构亲；以言乎举事，则刘难而赵易；以言乎立国，则巴蜀蹙而南渡宽。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岛夷屈服。龙川不云乎；后主之庸，岂后世之庸主哉？然则后世之所谓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汉略》，悲其君臣之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孙氏之立国，君臣上下，画江之虑精矣。及晚年国势既定，参分造盟，以函谷为界，而明与魏绝。以皓之昏暴，犹有青盖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据钱塘一隅之地，叩头乞哀，惟恐失之，不亦伤乎！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三国纪年》，其亦龙川之志乎？龙川之志，则志乎中兴而已。故其为《史传序》也，以《中兴遗传》终焉。忠臣义士，中兴之本也；谋臣辩士，中兴之资也。譬之鸟焉，忠臣义士，其肝膈也；谋臣辩士，其毛羽也。有谋辩之略。而无忠义之心，则徐秉哲、王时雍之伦，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岂可备驱策者乎？有忠义之心，而无谋辩之用，则所谓拱手而谈正心诚意，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者，亦要归于无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义士之心，而具谋臣辩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吴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浊之世，譬如神龙之在沟壑也，田夫孺子争以为怪异，不将醢之，则将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岂神龙之所欲哉？宋当斯时，和议成，党论盛。鄙夫盘互于庙堂，贤人刺促于罗网。如龙川者，再入大理狱，晚得一第以死。而况于龙伯康、赵次张辈，抑没草野，又岂可胜道者？子天生英豪，使斯世不获其咫尺之用，此则人主之过，而天下之大不幸也。
余于《龙川二书》，窃窥其中兴之大志，悲其以英豪自命，而卒于无成，故因德水之请，书之于编末，发千载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游魂残魄，渐就澌灭。而士大夫深忧过计，有如欧阳子之云唐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执政，召问当从何处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献矣。余老矣，尚能执简以记之。崇祯丙子阳月朔。
（孝誉先生私谥议）
崇祯五年五月，故镇远侯勋卫扬州顾君卒。江左荐绅大夫与顾君游者，悲其才不效于时，位不称其志，仿古人私谥之法，谋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于旧史氏钱谦益。谦益议曰：
勋臣子弟之有散骑参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会大事，佩弓刀，充宿卫。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来，膺是选者，郭忠武而外，未有闻焉。则岂非贵不期骄，富不期侈，甘毳足以豢其心，而绮纨足以柔其骨，于其中求一劳人志士，殆所谓牛毛而麟角者欤？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习，读书修行，一以忠武为法则。其在环卫也。我方有事属国，奋身请东征，以麓川腾冲之役为比。既而有封议不果，谢病家居。御史荐君率江、淮兵援辽，牵连谪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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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后）
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则会同十年七月吴越有国时所给，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一则宋治平二年四月中书门下牒付者也。吴越牒中所称会同十年，即晋出帝开运四年，耶律德光灭晋所改也。是年六月，吴越忠献王弘佐卒，弟弘亻宗立。十二月，弘亻宗为群下所废，立弘ㄈ。则知吴越国王者，弘亻宗也。弘佐卒，以镇东节度使授弘亻宗，至八月，制授弘亻宗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故印文止称镇东也。治平二年牒后所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阳韩忠献王琦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曾者，晋江曾宣靖公公亮也。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者，庐陵欧阳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赵者，虞城赵康靖公概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献独不署。以忠献集考之，忠献于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罢相，上许以仁庙终祥再请，至二年乙巳夏，累申前请。此或其杜门乞休，不赴都堂时也。
以二牒所载，征诸史传，无弗合者，独吴越牒中会同十年之纪，览者往往致疑。盖德光灭晋，虽以二月丁巳朔建国改号，而汉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东，仍称晋天福十二年。吴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汉而奉辽？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于杀胡林矣。此牒行于七月，不应犹以会同纪年，此不能无疑者也。考之《辽史》，自阿保机即位九年，吴越与契丹信使不绝，吴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入主中国，吴越奉其正朔，当在诸州镇之先。是年七月，德光虽已死，而汉令未及于东南，故犹以会同纪年，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备史》没会同、天福，而追纪开运四年，亦可谓微而章矣。《辽史德光纪》，是年改元大同，而会同无十年，与此牒及诸史异，或者又以为疑。按王溥《五代会要》，德光伪降赦，改国号大辽，称会同十年，欧阳史诸家亦同。盖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中国，而仅存于国史。牒文所从，据其降赦之文；国史所书，纪其改元之实。固可以互考也。叶隆礼《契丹国志》以是年为会同十一年。隆礼之志，成于淳熙中。《辽史》未入中国，其舛误不可枚举。徐无党注欧阳史，以谓契丹年号，诸家舛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则益信矣。
江阴李君贯之，博雅好古，丛书蠹简，每遇之，无不藏┑。出二牒以示余，命为之跋尾。余学殖既鲜，又善遗忘，略疏其概，以复于贯之，贯之幸悉举所闻以改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书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后）
往余为江阴李贯之考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韩魏公为宰相，书衔而不姓。曾鲁公为次相，欧阳文忠、赵康靖为执政，则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据魏公《安阳集》二年乙巳夏仁庙终祥累申前请，遂妄谓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门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为允也。今年偶读王明清《挥麈录》云：明清尝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相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进状，与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间，四公作相、参之日。甘露院之牒，盖中书门下奉敕赐额，令本州翻录，降付逐寺院者也。读明清之录，考其所谓熟状进草者，是牒盖亦熟状之遗。而宰执皆不名，则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叶梦得《石林燕语》，则云：唐诰敕，宰相书名者，皆不书姓，惟单名则书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国朝虽单名亦不书姓，他执政则书，所以异宰相之礼也，梦得所记宰相不署姓之故，视存中为详，如魏公正所谓单名不书姓者也。诰敕不书姓，则其见于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为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挥麈录》诸书，则余之误谁与是正？然是时，曾鲁公实为次相，而与二执政同署姓，则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独异于执政，抑亦异于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补梦得之所未备也。存中又记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是牒之书衔，系于年月之后，先左右参，次次相，又次宰相，盖以后为尊，而不别行。是知文牒之行于下者，其制又与札子异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余年，故纸敝牍，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献之不可以无征，岂不信哉！
余学问春驳，不审于阙疑慎言之训，是以有向者之误。今既已知之，不敢涂窜以自盖也，庸敢备书以诒贯之，俾附于是牒之后。虽然，自时厥后，有所弋获，尚当次第书之。贯之老而好学，故知不以我为赘也。天启六年四月。
（记温国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后）
天启壬戌，得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长安肆中，纸敝墨渝，深加宝重。而又窃怪其不盛行于世也，遂命良工装潢，属友人程孟阳题而藏诸箧衍。后三年乙丑，被放归田，读元人程钜夫集《温公墓碑老杏图诗序》曰：公之墓碑，仆于群忄佥之日，而断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统间，夏邑王令，建祠修复。老杏迄今二百余年矣，白云翁家与之邻，益用封殖。皇庆之元，翁为平章政事，出所绘图及修复之碑，使广平程某序之。钜夫之序所谓夏邑王令者，寿春王廷直，金皇统间夏邑令也。白云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钜夫记修复事颇略，然有以知其出于磨泐之后，而碑之传于世者为不易也。考于《通志》，得廷直所自记曰：绍圣间仆温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复公官爵，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余年，埋之深土，毁灭亏漫，不传于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树一株于碑座龟趺之侧，枝屈蟠，春花夏实。廷直以皇统戊辰秋八月行令夏台，问诸守僧圆真，访得旧本于公曾侄孙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镌磨，碑阴碎裂，间实以土，盖初仆时自龟而上推扑使然也。欲别选巨石作丰碑，则又无大葬时朝廷物力。公族侄孙绮曰：不若横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则龟杏不损，后之人知其异焉。因斫碑而为四，额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阖邑僧院，咸出赀助之。圆真又出私帑，于坟院法堂之后，设堂以祀公，置碑石焉，号曰温公神道碑堂。此皇统修复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凡四纸，纵长丈余，横半之，与斫碑为四之说符合，为皇统时所修复无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额与跋皆不可考矣。然而是碑也，仆于宋，复于金，龟趺之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护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岂易哉！余又谨按：公以元元年九月卒于位，二圣亲临其丧。哲宗再遣使诏其孤康，又遣大臣谕指，俾夺遗命，从官葬。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驿诣涑水，相地卜宅。于是以十月甲午掘圹，发陕、解、蒲、华四州卒穿土。复选尚方百工为葬具。十月复命。公从子富提举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敕翰林学士苏轼撰碑，上亲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从孙桂，督将作百工，起楼于墓之东南以居焉。楼之大制，基极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为四门，门为二牖，下为二门，门为一戚。复阁周于碑，回廊环于阁，缭垣四起，为之蔽卫。凡七月而毕事。土木金石亏墁丹ぬ之工，总会一万六千有奇，而所损之数称是。此元中大葬温公恩礼之大略也。八年九月，宣仁圣烈皇，皇后崩。绍圣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后臣僚论列元以来司马光等罪恶，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西、郑州，各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从许将之言，仅免斫棺尸而已。四年二月，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四月，又贬朱军司户参军。徽宗追复未几，而崇宁复贬。奸党之碑，大书深刻者再，皆以公等为首。靖康初元，除元学术党禁，赠公为太师，而事已不可为矣。廷直修复公墓，在金皇统八年戊辰，绍兴之十八年也。距绍圣仆碑时，计五十有五年。异国之臣，左衽之长，乃能摩娑断碑，以修复为己任。洪、真辈皆僧徒，相与助之唯恐后。其视绍圣、崇宁诸人又何如也？然而当是时，贼桧为政，和议告成。天水之封，刘之册，皆在绍兴、皇统间。涑水之墓虽俨然修复，公亦何乐乎有是哉？呜呼！公墓之废兴，关于有宋之存亡，庸敢牵连书之于碑刻之后。后之君子，亦将有感焉！是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钱谦益谨记。
（读卢德水所辑龙川二书后题）
德州卢德水刻陈同甫《三国纪年》《史传序》，题之曰《龙川二书》。又深自贬损，以谓浅见寡闻，不敢出手作序，拟请虞山先生数语，以发明二书之所以然。
呜呼！余少而读龙川之书，为之寤而叹，寐而起。酒阑灯，屏营欷嘘者，二十余年矣，其敢无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大变也。绍兴之请和，皇统之策命，天下之大辱也。堂堂中国，五十年之间，龙川以匹夫庶士，奋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无以自效，故假三国之君臣以见志焉。《三国纪年》者，龙川之《春秋》也。以言乎帝胄，则备疏而构亲；以言乎举事，则刘难而赵易；以言乎立国，则巴蜀蹙而南渡宽。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岛夷屈服。龙川不云乎；后主之庸，岂后世之庸主哉？然则后世之所谓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汉略》，悲其君臣之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孙氏之立国，君臣上下，画江之虑精矣。及晚年国势既定，参分造盟，以函谷为界，而明与魏绝。以皓之昏暴，犹有青盖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据钱塘一隅之地，叩头乞哀，惟恐失之，不亦伤乎！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三国纪年》，其亦龙川之志乎？龙川之志，则志乎中兴而已。故其为《史传序》也，以《中兴遗传》终焉。忠臣义士，中兴之本也；谋臣辩士，中兴之资也。譬之鸟焉，忠臣义士，其肝膈也；谋臣辩士，其毛羽也。有谋辩之略。而无忠义之心，则徐秉哲、王时雍之伦，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岂可备驱策者乎？有忠义之心，而无谋辩之用，则所谓拱手而谈正心诚意，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者，亦要归于无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义士之心，而具谋臣辩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吴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浊之世，譬如神龙之在沟壑也，田夫孺子争以为怪异，不将醢之，则将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岂神龙之所欲哉？宋当斯时，和议成，党论盛。鄙夫盘互于庙堂，贤人刺促于罗网。如龙川者，再入大理狱，晚得一第以死。而况于龙伯康、赵次张辈，抑没草野，又岂可胜道者？子天生英豪，使斯世不获其咫尺之用，此则人主之过，而天下之大不幸也。
余于《龙川二书》，窃窥其中兴之大志，悲其以英豪自命，而卒于无成，故因德水之请，书之于编末，发千载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游魂残魄，渐就澌灭。而士大夫深忧过计，有如欧阳子之云唐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执政，召问当从何处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献矣。余老矣，尚能执简以记之。崇祯丙子阳月朔。
（孝誉先生私谥议）
崇祯五年五月，故镇远侯勋卫扬州顾君卒。江左荐绅大夫与顾君游者，悲其才不效于时，位不称其志，仿古人私谥之法，谋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于旧史氏钱谦益。谦益议曰：
勋臣子弟之有散骑参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会大事，佩弓刀，充宿卫。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来，膺是选者，郭忠武而外，未有闻焉。则岂非贵不期骄，富不期侈，甘毳足以豢其心，而绮纨足以柔其骨，于其中求一劳人志士，殆所谓牛毛而麟角者欤？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习，读书修行，一以忠武为法则。其在环卫也。我方有事属国，奋身请东征，以麓川腾冲之役为比。既而有封议不果，谢病家居。御史荐君率江、淮兵援辽，牵连谪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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