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支類

    足國帑

    世宗綜覈名實，罷諸不急之務，河防、海塘等巨費外，皆罷不修。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羡餘銀。兩咸在焉，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各省正供糴米隨漕而入，故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

    同光度支瑣聞

    同治丁巳、戊午間，穆宗嘗手批至戶部取銀，戶部見條付銀，不敢覆也。

    寧、蘇、杭之織造，每歲發五百萬兩。

    光緒中，度支竭蹶，戶部當時不過存銀二百萬兩。每月須放八旗兵餉四十八萬兩，虎神營等一百餘萬兩，而所存之銀，僅足發三月兵餉，司計之臣，時時仰屋興嗟。庚子聯軍入京時，頓有五百萬，蓋彼時以軍需緊急，各省餉銀一時凑集故也。

    建頤和園，其款多出之海軍經費，約計銀三千萬兩。其修理費，則出於土藥稅。土藥稅每年有一百四十餘萬，歸戶部撥款者僅三十餘萬，餘均歸頤和園。孝欽后駐園時，每日須用一萬兩。

    醇親王薨，修祠、造墳諸費，皆由部撥，約共用五百萬。祠中九蓮燈開銷九萬兩，戶部接內務府咨，即付，不敢駁詰。

    州縣雜款報銷，尤不可究詰。有曾任直隸之淶水令者，言淶水每年收牛羊稅，計共六百兩，報銷僅十三兩，而藩司署費二十四兩，道署二十兩，州置十四兩，餘皆官所自得。又月領驛站費三百兩，其由縣給發，不過五十兩，則每年獲數千矣。又稅契一項，年可得數千金，而向祇報一百兩，布政使廷杰欲悉數入官，縣官苦之。使人詢天津之成法，某乃往津說直督裕制軍曰：「天津每年收稅契三萬，而報銷只列數百兩，以津地之衝繁，公私各費皆取給於此，庈若悉歸官，將以何給費？」裕曰：「藩司欲如是，吾亦莫能爭，今略增舊額何如？」某曰：「願增為八百，可乎？」裕曰：「可矣。」於是淶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

    光緒甲午、乙未之中日戰費，粮台報銷費八萬兩。

    凡京師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帶隨員；既勘估後，然後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監督。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領價時，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隨員得半成，兩大臣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實到木廠者祇二成半。然領款必年餘始能領足，分多次交付，每領一次，則各人依成瓜分。每文書至戶部，輒覆以無，再催，乃少給之，否則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廠因領款煩難之故，故工價愈大，蓋領得二成半者，較尋常工作祇二成而已。

    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萬，太和門至一百二十萬。

    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僅十之一，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七。戊戌，以德宗將至津閱操，南苑亦預備大閱，造營房若干，報銷一百六十萬，而李蓮英得七十萬焉。

    孝欽后嘗命內務府大臣某購燈數百盞，某恃有慈眷，未納賄。燈入，內監故污之，以示孝欽曰：「某所辦差乃若是。」孝欽亦怒，命毀之，即時數百盞燈狼藉滿地。宣某入，令其拾碎玻璃，拾盡始已。

    大內費用，由戶部撥交內務府者，同治乙丑一案，定為三十萬兩。戊辰，又加三十萬兩。後內務府每年時向戶部支取二三十萬不等。至光緒癸巳，戶部堂官奏參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時福錕為戶部尚書兼內務府堂官，出奏時，照例迴避，後均得處分。已而忽降旨，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

    粵海關每年供用三十萬。殺虎口、張家口、淮安關所收稅課，亦歸內用。

    戶部歲奉孝欽后十八萬，德宗二十萬，名曰「交進銀」。德宗之二十萬，二月初繳。孝欽后之十八萬，則每節交五萬，年終交八萬。端節銀於四月杪交入，中秋銀於八月初交入，其年終銀則於十二月初交入。

    大內銀庫存一千六百萬兩，孝欽后處尚有黃金三萬兩。

    孝欽后發內帑銀，惟戊戌春賑四川災五萬兩，飭由戶部先墊，准在撥內務府款時扣回者，餘雖名內帑，實仍由戶部發出。

    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

    辛丑回鑾皇差，共用一百九十餘萬，內由外省協解七十八萬，由賑捐項下提用五十餘萬，善後局支出二十餘萬，南三府地丁銀三十餘萬。每尖站報銷，二萬八九千至三萬餘四萬不等。宿站報銷，三萬八九千至四萬餘五萬不等。尖站者，日間用膳、休憇之站也。

    賠款八十萬，暫向賑捐項下借撥。

    陵差請部撥六十萬。

    省外撫卹教民款，共請二百萬兩，由京餉及北洋海防公費劃撥。實津貼各州縣一百餘萬，餘七十餘萬，以十萬作課吏、校士之需，以十餘萬安置降匪，十餘萬還借地方公款。

    范文肅定賦稅

    國初，范文肅公文程仗劍謁軍門，文肅為宋范忠宣公裔，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大兵入關，參帷幄。初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為標準，范曰：「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豈可復蹈其誤。」因以萬曆中徵冊為準，歲減數百萬兩。

    減賦

    雍正初年，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十七萬兩。乾隆丁巳，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定制，丁統於地，非計丁出賦。有漕省分并地丁，計為什一；無漕省分，祇計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東南大定，江蓀巡撫李鴻章又奏減江蘇蘇、松、太三屬漕米五十四萬餘石，浙江巡撫左宗棠又奏減浙江杭、嘉、湖漕糧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請施行。

    朱文端請永杜加賦

    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為之，即力疾手定、彌留口占者，亦敘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為加賦之議者，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

    免租稅漕糧

    高宗自奉儉約，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浙江組繡，代以刻絲；御膳房日用，屢加覈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惟關民間大計者，則不計。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塘以億萬計，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

    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尚留。尚書范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耗羡歸公

    雍正間，耗羡歸公，定直省各官養廉，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諾岷、布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雍正甲辰，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倣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竇，必更定良法，耗羡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總理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

    沈端恪力爭耗羡歸公之議

    沈端恪公嘗爭耗羡。蓋耗羡歸公之議，刱自田文鏡、諾岷。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上意所向，不敢爭，沈獨爭之，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於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世宗曰：「汝學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為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為沈危，然上雖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糧稅

    西康糧稅，土司、呼圖克圖徵收實無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種一斗，年出產十餘斗者，徵糧數升。若土司、呼圖克圖之公地有與百姓之地相連者，則免百姓耕地之糧，命百姓備籽種，代耕公地，秋收時，土司、呼圖克圖但收公地所產之糧。其徵固輕，而徵銀即較糧重一二倍。每年徵糧之外，若婚嫁、兵事，則另派百姓納銀，一年數事，則派數次。一二年無事，則以三年朝貢之事派之。且徵收糧稅，係頭人經手，土司徵糧一斗，頭人加徵一升或半升不等。於牧場則徵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銀仍與耕地者同。至光緒乙巳、丙午間，裏、巴兩塘改流，另定糧賦章程，征收雖較前加重，毫無雜派，百姓聞風，咸恐土司、呼圖克圖苛虐，極願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於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若輩故動輒阻撓耳。

    田法

    四川成都北門外昭覺寺，田業張廣，歲所盈積，更以置田。某縣令新蒞任，聞而惡之，謂：「若任其添置，則成都之田，將被購盡。」乃定自後寺中不得置田。於是歲所入租金悉埋諸地下，每歲約得五六十萬。又上海人置田過五十畝者，輒被舉為保正，雖隱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戶購田，均不敢過五十畝。又揚州富人購田，輒被掯勒，不能得顆粒租，故揚州富人獨不置田。

    關稅

    各省關稅，以乾隆癸酉奏銷冊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各省最為富饒，商賈通利。後司事者冀久其任，歲增盈餘，至乾隆乙卯，則加至六百四十六萬有奇，故不免虧缺。司事者重征以飽私囊，虧缺數目，仍歸正供銷算，徒有賠補之名，從無傾其私囊者。至嘉慶甲戌，滸墅關虧缺二十餘萬，他稅稱是。藉虧缺為名，日加苛歛，以致商賈不前，物價昂貴，民大有損。使輕其征收之款，而覈其實入之數，雖不及乙卯之豐，亦必以乾隆癸酉為則，年銷年款，國課不致虛懸，貿易亦沾實惠，誠上下兩便之術也。

    海關常關

    康熙乙丑，就沿海貿易省分，設江、浙、閩、粵四關，稱海關監督。道光壬寅，與外國訂約，開五口通商，設關征稅，後漸開至三十餘口，並增三十餘關，即世所稱海關隸於稅務處者是也。海關任洋員，諺有「洋關」之稱，又或求別於常關而稱「新關」，皆非也。海關、常關性質既殊，稅率亦異，所稅船貨，其類尤別，宜乎自為統系，無聯屬之關係。而五十里內外常關之區別，則沿光緒辛丑和約而來也。辛丑賠款，常關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關，應歸海關兼管，厥後，遂以口岸五十里內者屬稅稅司，五十里外者仍屬監督。其後制定兩權並立，計有海關四十處，分關、分卡一百零三處，常關二十二處，分關、分卡六百四十五處，名稱固甚複雜也。

    梧州關

    梧州一關，扼左、右江之衝，百貨往來，榷征極重。監督所入，大率歲贏十萬，酬應開銷均在其外，丁役陋規亦在其外。全省官場，指為第一肥鄉，無不沾其餘潤。

    花子關

    淮安關久有花子關之目，以其搜括無遺，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稅

    國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稅，阮文達公元官粵督，始奏免之。阮有詩云：「西洋夷船來，氈毳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等珠玉。持以示貧民，雖巧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曷不運連舳？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米舶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平常，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歲亦足。」

    活稅死稅

    直隸州縣，多恃騾馬稅，雖號稱由州縣承辦，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典史，數目各縣不一，且時有改為活稅者。活稅，每價一百千抽一千。死稅，則騾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驢三百有零。以上皆係外收之數。交官則騾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驢一百二十。計南宮一縣，外收至三四萬，而交官不及半，至報部不過數百金而已。

    粵東稅契

    粵東州縣交代，仿照山東辦法，各清各任。實任出差調簾或別有事故，委員代理者，代理期間，歸併前任統算。每有因流攤各款彼此互爭者。其實交代局中，祇問正部及解司三項，如已解者結報，未清解者嚴追。交代冊內有解長別款，或款為代墊者，雖盈千累萬，不計也。其最無理者，為短征稅羡一款。州縣稅契，由於民間買賣田產，然不能一定，其置產之人，多因省費，匿不投稅過割，白契管業。圖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據，伺州縣官卸任時，減價招徠，始行投稅。州縣官臨交卸時，祇求有契來稅，不問真偽，不論年月，來者不拒，即予印發。迨朦印後，因此纏訟，轇轕不清，而定章，州縣短征稅羡，即須賠繳。蓋由於同治間某方伯曾下一檄，謂各牧令如能將稅羡長解者，分別調劑，於是各州縣紛紛解長，甚有解私囊而見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謂即以上年所解之數作為定額，於是害民之事，又變而害官矣。後改為三聯稅契，不用契尾，又將契價酌留二成辦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揚州鹽課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計之，場價斤祇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文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腳公用，額定七十萬，其後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岸價，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豢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當時有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又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眾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鹽綱

    兩淮鹽務，積弊甚多，虧正、雜課以鉅萬計，歲盡而前歲綱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請節浮費，革根窩，定桶稱，編船號，疏運道，散輪規，弱帶銷。大旨謂商本輕則鹽價自賤，私販不緝而自消，舊欠輕則新綱可清，積壓無因而藉口。且疏銷巡緝，責成州縣汛弁，而鹽政非所屬，令沮不行，請裁鹽政，由總督兼轄。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辦舞弊鹺賈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弊，每引浮數百斤，致壅滯難銷，動損國課，鹺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攖。李補官旬日，露章劾之，枚舉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

    自陶文毅公澍改兩淮鹽法，而鹽商頓變貧戶，凡倚鹺務以衣食者，無不失業，一時謗議蠭起。揚州人士為作葉子戲，乃增牌二張：一繪桃樹，拈得此牌，雖全勝亦負，故得者無不詬罵；一繪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雖全負亦勝，拈得之，輒喜而加以謔詞，其褻已甚。文毅聞之大恚，即具摺力辭鹽政及江督之職，廷旨未允。一二年後，其風始息。

    釐金

    釐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幫辦揚州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為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解省協，雷部分撥甚寡，無計請益，乃立釐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之用。行數月，較大營支餉為優。運使金安清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軍，下不在民，利屬中飽，鄂撫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慮，法劉晏「專用士人理財」一語，加以章程，課法詳明周至，遂立富強之效，全局賴以振興。東南各省，繼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與安之，幾若丁田之有賦役矣。文忠嘗言釐金之設，專取於商，不取於農，較加賦為優。其法，凡諸賈人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賴以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雖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於烏程監生錢江也。江字東平，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粵寇亂時，往邵伯埭投雷，歷言用兵、理財諸法。雷大悅，辟置幕府，佐雷辦理糧臺，遂立釐金之法。嗣江與雷積不相能，雷竟戕江，於是人但知雷創行釐金而知江者少矣。然釐金之法行之既入，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既用此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金安清辦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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