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后，继续朝山头进发，结果他看清所谓“野兽”原来只是具腐烂发臭的飞行员尸体。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病，爬下山去诉说实情，不料此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杰克等人反倒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孩子们所杀死的“野兽”却是唯一能向他们揭开“野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真正野兽的人；孩子们把西蒙叫做“疯子”，但真正丧失理性的却是他们自己。不难看出，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共同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据说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也常难逃毁灭，屈原如此、布鲁诺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统称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约六岁，他们漫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猪崽子把小家伙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儿”；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的时候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珀西佛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先还牢记着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这在文明社会里不失为有效的护身符，但在这个没有法律和警察保护的荒岛上，这种护身符毫无作用。临末珀西佛尔堕落为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的野蛮人。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少年儿童，但戈尔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揭示他的道德主题————人性“恶”。戈尔丁认为，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当然，《蝇王》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戈尔丁的道德主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没有地址的信》，着重号原有）《蝇王》中的孩子们虽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们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寓人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细节刻画。小说前半部分呈暖色调，后半部分渐转为冷色调。作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动人心弦，如描写大火、雷雨、海市蜃楼、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说的结构具有一种简练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一开始读者就随主人公直接进入场景，戛然而止的结局又给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蝇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对形成他的创作思想所起的影响；流是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承继性。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M.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尔丁认为当代文学对其影响很小，他说：“要是我真有什么文学源头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话，我将列出诸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许还有希罗多德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蝇王》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资佐证。首先，从主题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着一种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剧即描写了这种自然的原始力量的胜利，《蝇王》描写的人性“恶”，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脉相传。其次，从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剧描写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装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们（彭透斯之母也在内）在极度的狂热中把他当“野兽”撕得粉碎，这是酒神对彭透斯的惩罚，西蒙之死与此相仿。再次，从结构上看，《酒神》一剧是以酒神突然出现为结尾的，采用了所谓“机械降神”的手法。在《蝇王》快结束时，拉尔夫被杰克等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意外地出现了来营救的军舰和军官，也有点像“机械降神”。对此的解释是，戈尔丁认为成人们的战争只是更大规模的孩子们的猎捕，军官可以把孩子们重新带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谁来拯救军舰和军官呢？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戈尔丁一向否定创作中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做法。他强调作家要摆脱一切传统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信条，通过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世界，但他观察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戈尔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他却把这些弊端归之于解决不了问题的抽象的人性“恶”。有必要指出，《蝇王》的人性“恶”主题并不新鲜，在东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更是力主性“恶”说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人是凶恶的动物，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强调戈尔丁与巴兰坦的区别，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俩殊途同归：两者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只不过前者描写的是“恶”的征服史，后者描写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戈尔丁的本意是想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但他忘记了个体发展史并不完全重现种系发展史。当然，这不等于说《蝇王》没有发人深省之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人类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

    龚志成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