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一小件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面包师在一张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记忆里那黑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把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房间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孩子的一些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外，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起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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