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他吗？再瞧瞧；仔细地瞧瞧。等咱们离开了戏院，我就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急着要知道他的事。等一等！让我扶你到那儿更高的地方，你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他。”

    我扶着小矮子站稳在正厅后座高层的边缘上。他在这里可以从那些坐在最后边的女客们头上望过去，不致于因为身材矮小被挡住了视线。

    我扶着他登高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细长身材、浅色头发的人————左边脸上有着一个疤痕————刚才我没注意到的，这会儿正在留心地看帕斯卡，接着就更留心地顺着帕斯卡的视线去看伯爵。他可能已经听见我们的谈话，看来那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时，帕斯卡急切地紧盯着那张堆满了笑、微微抬起来对着他的大圆脸。

    “不认识，”他说，“我生平从来没见过那个大胖子。”

    他说这话时，伯爵的眼光正朝我们后座后边的正厅包厢向下移。

    两个意大利人对了眼光。

    在此前的一刹那，我听了帕斯卡一再声明，完全相信他不认识伯爵。在此后的一刹那，我完全相信伯爵认识帕斯卡！

    不但认识他，更令人惊奇的是，而且害怕他！毫无疑问，恶棍的面色变了。他那张泛黄的面孔一下子变成死灰色，脸上各个部分突然显得呆板了，那双冷峻的灰色眼睛正在仔细偷看，他从头到脚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这一切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而他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认出了帕斯卡！

    那个脸上有疤痕、身材细长的人，仍站在我们近旁。显然，他从帕斯卡的眼光在伯爵身上造成的影响中产生了一些念头，正像我产生了我的一些念头。这人态度温和，举止优雅，样子像是一个外国人，他虽然十分注意我们，但并未因此使我们感到有一点讨厌。

    那么我又是怎样反应的呢？伯爵脸上的变化使我感到诧异，这件意外的事使我十分震惊，以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是好。这时帕斯卡惊醒了我，他退回到我身旁原来站的地方，首先对我说话。

    “瞧那个胖子那样直瞪着眼！”他激动地说，“难道他这是瞪着我吗？难道我是一位知名人士吗？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仍旧紧盯着伯爵。我看见帕斯卡移动时伯爵也开始移动，这是由于伯爵现在站在更低的地方，不要让小矮子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很想知道，如果帕斯卡现在把眼光从伯爵身上移开了，伯爵又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我问教授，那天晚上包厢里的女客当中可有他的学生吗。帕斯卡立即把那只大望远镜凑近眼睛，向戏院上方的周围慢慢地移动，十分仔细认真地找他的学生。

    一看见帕斯卡转移视线，伯爵就一扭身悄悄地绕过那些坐在离我们更远的观众，沿着正厅前座中央的过道溜走了。我一把抓住帕斯卡的胳膊，他非常吃惊，因为我拉着他赶往正厅座位后边，要赶在伯爵走到门口之前拦住他。这时正厅里我们这一面的一些观众离开了座位，挡住了我和帕斯卡的去路，我更觉得奇怪的是，看见那个细长身材的人已经趁空儿抢在我们前面出去了。等我们走到休息厅里，伯爵已经走得无影无踪，而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也不见了。

    “回去，”我说；“回去，帕斯卡，到你寓所里去。我一定要和你秘密地谈一谈，我一定要立刻和你谈一谈。”

    “我的天啊天！”教授大声儿说，慌做了一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不去回答他，只顾赶快朝前走。看到伯爵那样离开了戏院，我就想到：他既然会不顾一切地急着逃避帕斯卡，他还会进一步采取其他的极端措施。他可能也要逃避我，要离开伦敦。如果我让他哪怕有一天自由行动的时间，那我对将来的形势就会失去控制，同时，我也不能肯定，那个抢在我们前面走开了的陌生外国人是不是故意跟踪他。

    考虑到以上种种可能，我立刻要让帕斯卡知道我的用意。我们俩一到了他那间没有外人的屋子里，我就把我在本文中所记的事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一来他就更加糊涂和惊讶了。

    “我的朋友，可是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教授大声说，哀求般可怜地向我伸出了双手。“见鬼呀真见鬼！我又不认识那个人，沃尔特，叫我怎样帮助你呢？”

    “可是他认识你————他害怕你————他离开戏院躲开你。帕斯卡！这肯定有他的原因。回忆一下你来英国之前经历过的事吧。你自己对我说过，你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意大利的。但是你从来没对我说明那些原因；我呢，现在也不去追问它们。我只要你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是由于过去的什么事，那个人才会一见了你就吓成那副模样。”

    使我极度惊讶的是，这几句在我看来是毫无害处的话，帕斯卡听了竟会那样震惊，就好像伯爵看见了他时那样震惊。我的矮子朋友那张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颤抖着从我跟前慢慢地向后退。

    “沃尔特！”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要求叫人感到多为难啊。”

    他这是在悄声低语，接着，他朝我看了一眼，那神情就像是我突然向他揭露了一件对我们两人都很危险的秘密。还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变得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愉快活泼的古怪的小矮子。如果他像现在这样在街上遇到我，我肯定认不出他来。

    “如果我出于无意，使你感到痛苦，受到惊骇，请你原谅我，”我回答。

    “但是，别忘了，福斯科伯爵让我妻子遭受到悲惨的冤屈。别忘了，除非我能迫使他为我妻子说明真相，否则我将永远无法为她洗雪冤枉。我这是在为她的利害说话，帕斯卡————再一次请你原谅————我没什么其他可说的了。”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但是他不等我走到门口就拦住了我。

    “等一等，”他说，“听了你的话，我十分震动。你还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本国的，又是为了什么离开那儿的。现在让我定一定神，看我是不是能静静地想一下。”

    我回到自己椅子上。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用本国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言自语。这样前前后后踱了几圈，他突然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显得那么亲切而又严肃，把一双小手放在我心口。

    “凭这个地方发誓，沃尔特，”他说，“难道，除了这样依靠我去尝试，再没其他方法去找他了吗？”

    “没其他方法了。”我回答。

    他又从我身边走开，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向外边过道里张了张，再关上房门，又走了回来。

    “自从你救了命我的那一天起，沃尔特，”他说，“你就有了支配我的一切权利。打那时候起，只要你高兴接过去，我这条命就是你的。现在，你就把它接过去吧。真的！我的话是说了算数的。我下一句要说的话是，请求慈悲的上帝明鉴，我的一条命就交在你的手里了。”

    他向我发出这离奇的警告时，激动得直哆嗦，使我深信他说的是实话。

    “要知道这一点！”他接下去说，一面情绪十分激昂地向我挥摆着手。

    “我为你回忆了过去的事，但是我仍旧不知道，那些事跟那个叫福斯科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发现了那个关系，那你就保守着那件秘密吧————可什么也别告诉我————千万求你别让我知道，别让我涉及到这件事，就让我永远像现在这样糊涂到底吧。”

    他又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又不开口了。

    我看得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要他说英语，用他普通词汇中那些奇怪的语句，向我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他一开始就感到十分困难。幸而我和他熟识的时候，我已学会阅读和听懂他的本国语文（虽然我不会说），所以现在提议他用意大利语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我需要解释，就用英语向他提问。他接受了这个办法。于是，从他流利的语言中（他不停地牵动面部，做出外国人那种粗野和急促的手势，处处都显得十分激动，但始终没把声音提高），我听到了可以将我武装起来在这个故事中进行最后一次斗争的那些话。①“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意大利啊，”他开始说，“你只以为那是由于政治原因。如果我真的是受到迫害，被本国政府驱逐到这儿来，那我也就不必保守秘密，不让你和其他人知道那些政治原因了。我之所以隐瞒着那些底细，是因为政府当局并没流放我。你总听说过，沃尔特，欧洲大①这里应当交代一下，在重述帕斯卡对我的谈话时，由于它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以及我对我朋友应有的责任感，我不得不仔细作了一些压缩与删改。在本书通篇的叙述中，只有这一部分材料，由于绝对需要慎重对待，我未能向读者全部公开。————沃尔特注

    陆上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潜伏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社团吧？从前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属于这样一个社团————现在我在英国，仍旧属于那个社团。我到这个国家来，是受了我们会长的指示。我年轻的时候太热情了，从来不顾到自己或别人会遭到的危险。由于那些政治原因，会长就命令我侨居英国，以后随时等待他的命令。于是我侨居国外，一直等待着，现在仍旧等待着。可能我明天会被调走，也可能再过十年才被调走。反正这对我都是一样：我住在这里，我靠教书为生，我就这样等候下去。我是不会违反誓言的，我要毫不隐瞒，把我那个社团的名称告诉你（我这就让你知道）。但是，我这样做了，等于是把自己的一条命交在你手里了。只要有人知道我对你说了这些话，那么，事实明摆在这里，我是死定的了。”

    接着他就凑近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但是，我不会把他这样告诉我的话泄露出来。在本文的叙述中，凡遇到偶尔必须提起这一问题时，我都管他那个社团叫“那团体”，我想这样也尽可以说明问题了。

    “简单地说，那团体的宗旨，与其他这类政治社团的宗旨相同，”帕斯卡接下去说，“它是为了消灭残暴的统治，维护人民的权利。那团体订有两条原则：每一个人，只要是活在世上有用的，或者，只要是与人无害的，都有享受人生的权利。然而，一旦他危害了同胞们的福利，他就丧失了那权利，而这时候，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命，那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在立功。这里用不着我说明，这社团是在备受了什么压迫与痛苦的可怕情况下产生的。这里也用不着你们评价它，因为你们英国人赢得了自由这么许多年，已经很轻易地淡忘了从前争取自由时流过多少血，采取了什么极端的措施，所以你们也就无法断言，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中，绝望的人民会被激怒到什么程度。痛苦渗进我们的心灵太深了，你们已经无法看出它了。别会谈这些亡命者吧！你们尽可以嘲笑他们，不相信他们，对他们吓得瞪圆了眼睛，但你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心中燃烧着的隐痛啊。这种人，有时候像我这样态度安详，看上去是一般体面人物，也有时候不像我这样对人随和耐心，不像我这样幸运，而是过着极端艰苦、非常屈辱的生活：总之，你们不要轻易评价我们这些人！

    ①早在你们第一个查尔斯的时代，你们也许还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然而现在，由于长期享受自己的自由，你们已经无法正确地理解我们了。”

    说这些话时，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最深挚的感情，自从我们相识以来首次向我披肝沥胆地掏出了心底里的话，然而，他仍旧没把语音提高，他对现在向我吐露真情仍旧心怀余悸。

    “到现在为止，”他又接下去说，“你可能仍旧把这社团看得像其他的社团一样。它的目的，在你们英国人看来，就是制造骚乱和掀起革命。它要消灭凶恶的国王或者凶恶的大臣，就好像那些国王和大臣都是危险的野兽，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枪杀了他们。好吧，就算你的想法是对的吧。但那团体的规章却是世上其他政治社团所不会具有的。会友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在意大利，有一位会长；在海外各地，也有许多会长。这些会长每人都有自己的书记。会长和书记认识会员们，但是会友们彼此互不相识，除非到了政治条件需要的时候，或者团体本身需要的时候，首领才会认为有必要让他们彼此认识。由于有这种预防措施，所以我们入会时也就无需宣誓了。我们带①指查尔斯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949），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被推翻，为克伦威尔处死。————译者注

    有一个可以终身证明会员身份的秘密标志。平时我们可以从事自己的一般行业，但如果接受了任务，那每年就必须向会长或者书记汇报四次。我们都曾受到警告：如果背叛了那团体，或者，如果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给那团体带来了损害，那么，根据团体的原则，我们就只有等死，执行死刑的也许是从异国他乡派来的一个陌生人，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腹朋友，他虽然是我们多年的知交，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个会员。有时候死刑会被推延很久，也有时候会在叛变之后立即执行。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要知道如何等候命令；我们的第二件事，是要知道接受命令后如何去执行。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等候了一辈子，但并未受到召唤，有的人可能在入会的第一天就被召唤去执行某项任务，或者准备执行某项任务。讲到我本人，你以为这个身材短小、性情愉快的人，哪怕是苍蝇在他脸上嗡嗡，他也不会自动举起手帕来掸它吧，可是，我年轻的时候，由于受到了一件我这里不愿向你重提的令人难堪的刺激，竟凭了一时的冲动（那情形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加入了那团体。不管我在更合理的情况下，在头脑更清醒、年龄更成熟的时候，会对它有什么看法，然而，既经加入了这一组织，我现在就得留在它里面，一直到死。在意大利的时候，我被选做书记，当时所有的会员，凡是来见会长的，也都见过我。”

    我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我看出这一次惊人的真相透露会导致的后果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重新开口之前，一直急切地注视着我，后来，他显然猜出了我在想什么。

    “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我可以从你脸上看出来。可是，你什么也别对我说，别让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现在，为了你的原故，让我作出最后一次牺牲，从此把这件事丢开，以后再别去提它了。”

    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别回答他的话，然后站起身，脱了上衣，卷起左臂的衬衫袖子。

    “我已经答应把这方面的秘密全部让你知道，”他凑近我耳边悄声说，眼睛紧盯着房门。“不论这件事结果如何，反正你总不能再责怪我，说我隐瞒了一些你因为利害关系必须知道的事了。我曾经说过，那团体凭一个终身的标志证明会员的身份。瞧这儿，你亲自看看它上面的标志。”

    他举起赤裸的手臂给我看，靠近手臂上端，在内侧的肉里深深烙下一个标志，被染成鲜艳的血红色。我不准备描写那标志的花样。这里只需说明，它是圆形的，而且很小，用一先令硬币就可以把它全部掩盖了。

    “凡是这地方烙有这种标志的，”他一面说一面重新遮好手臂，“都是那团体的会员。凡是背叛了那团体的人，迟早要被认识他的头领发现：可能是会长，也可能是书记。而一经被头领发现，那个人就准死无疑。无论什么人间的法律，也别想能保护他。记住你的所见所闻吧；随你作出什么结论吧；随你使用什么手段吧。但是，不论你发现了什么情节，采取了什么行动，看在上帝份上，你什么也别告诉我！让我可以不必去执行一件想起来都叫我恐怖的任务————凭良心说，现在那还不是我的任务。以绅士的荣誉担保，作为一个基督徒宣誓，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个人认识我，他的样子一定是已经改变了许多，或者他已经化了装，所以我不再认识他了。我不知道，他到英国来是为了什么原因，又是在从事什么活动。直到今儿晚上才看见他，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说真的，从来没听到他现在所用的名字。我没别的话可说了。让我独个儿待一会儿吧，沃尔特：刚才发生的那些事，使我经受不了啦；我所说的那些话，震动了我自己。让我能赶在咱们下次会见之前恢复正常吧。”

    他颓然坐倒在椅子里，扭转头避开了我，用手捂住了脸。我轻轻地开了房门，以免惊动了他，然后，不管他是否听见，低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

    “我要把今晚的事深深地藏在心里，”我说，“你绝不会因为这样信任我而后悔的。我明儿可以来看你吗？我可以早晨九点钟就来吗？”

    “好的，沃尔特，”他回答，亲切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又开始用英语谈话，好像急于要恢复我们之间以前的关系。“趁我去教那几个学生之前，到我这儿来用简陋的早餐吧。”

    “晚安，帕斯卡。”

    “晚安，我的朋友。”

    我一走出那寓所，首先就想到，现在别无其他办法，只有立即利用我所听到的情况采取行动：必须趁当天夜里去捉伯爵，否则，只要延迟到第二天早晨，就会失去为劳娜恢复身份的最后机会。我看了看我的表，那时是十点钟。

    对伯爵离开戏院的用意，我再也没有丝毫怀疑。他那天晚上从我们身边躲开，肯定是为了准备从伦敦逃走。我确信他臂上带有那个团体的标志————就好像他已让我看了那个烙印；我还可以从他认出帕斯卡时的情景中看出，他因为背叛了那个团体而在良心上留下了悔恨的创伤。

    他们两人之所以并不是彼此都认识对方，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像伯爵这样精明的人，他决不会不顾到做间谍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不但要仔细地考虑他的金钱报酬，还要同样仔细地考虑个人的安全问题。我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张剃光了的脸，帕斯卡从前初见时可能上面还留着胡子；他那深棕色头发可能是伪装的；他的姓名显然是捏造的。可能时光的流逝也帮了他的忙，他的身体也许是后来才长得异常肥胖。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帕斯卡不再认识他了；也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他认出了帕斯卡，因为帕斯卡无论走到哪里，他那副古怪长相都是很突出的。

    前面已经说过，伯爵在戏院里躲开我们，我已断定那是为了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可疑的？我亲眼看到：他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但他仍旧相信，一旦被帕斯卡认出，就有性命危险。如果我能在当天夜里去和他面谈，如果我能让他明白我也知道他有性命危险，那结果又会怎样呢？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能稳占上风，免不了有一个人会被对方制服。

    为自己着想，我必须事先考虑那些对我不利的可能性。为我妻子着想，我更需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减轻那危险。

    这里无需列举对我不利的可能性————总的说来，那可能性只有一个。如果伯爵从我的话中觉察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最后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结果了我的性命，那么，单独和我在一起，到了可以下手的时候，他肯定会趁我毫无准备，断然采取这一行动。经过仔细考虑，看来我明明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抵抗他，或者至少可以依靠它来减轻我的危险。在不曾亲自向他说出我发现的情况之前，我必须把所发现的材料存在一个地方，使那材料既可以随时被我用来打击他，又可以不致被他设法毁掉。假定，在接近他之前，我先把炸药安放在他脚底下；假定，我事前嘱咐第三者，一到了指定的时刻，除非获得我的亲笔信件或亲口通知取消原议，否则就去点燃那引火线：在这种情况下，伯爵的安全就完全操在我的手里，即使是待在他家里，我也肯定可以处于控制他的优势地位。

    想到这个主意时，我已经走近我们从海滨归来后住的新寓所。我不去惊动任何人，就用身边的钥匙开了门进去，门厅里留下了一盏灯，我拿着灯悄悄地上了楼，走到我的工作室里，绝对不要让劳娜或玛丽安怀疑到我要做的事情：为决定去会见伯爵，先作好准备。

    看来，我现在能为自己采取的最可靠的预防措施，是写一封信给帕斯卡。于是我写了以下这封信：“我在歌剧院指给你看的那个人，是那团体的成员，他后来背叛了组织。请立即核实以上两件事。他在英国的化名你已经知道。他的住址是圣约翰林区林苑路五号。一向承你错爱，现在我请求你运用你所掌握的权力，立即毫不留情地对付那个人。我已经冒了一切危险，已丧失了我的一切————由于我的失败，我已付出了我的生命。”

    我在后面签了名，注上了日期，封好了信，然后把处理这信的方法写在信封外面：“明晨九时前请勿启封。但如届时仍不见我另函通知，或不见我本人到来，钟一敲响，请立即启封阅读里面的信。”我签上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再把整个信件放在另一个信封内封好，写上帕斯卡的姓名住址。

    下一步只需想办法把我的信立刻送到，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现在我已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即使以后我在伯爵家里出了事故，反正现在我已作好安排，要叫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赎罪。

    我完全相信，无论伯爵试图在什么情形下逃走，但只要帕斯卡肯为我出力，他总有办法把他拦住。刚才帕斯卡显得那样异常焦急，很不愿意知道伯爵的身份，这意味着他希望始终不要明确地知道某些事实，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消极的态度，而这一切正清楚地说明，尽管他这人天性厚道，不愿对我明说，但他随时可以运用那个团体的可怕的惩罚手段。无论叛徒隐藏到哪里，那些外国的政治社团都会向他们进行报复，铁面无情地把他们处死，这类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对此也无须置疑。在这个问题上，只要看过报纸，我就会回忆起，不论是在伦敦或巴黎，都曾经发现一些被刺死在街头的外国人，暗杀他们的凶手始终逍遥法外，还有一些被抛在泰晤士河或塞纳河里的尸体，或者部分尸体，而制造那些案件的人始终无法查获，再有一些秘密残杀的事件，它们也都只能用这一原因去加以说明。我在以前的叙述中从不隐瞒，这里我也不用隐瞒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万一发生了危及我生命的事，已被授权的帕斯卡打开了我的信封，那时我所写的这封信就无异于是对福斯科伯爵处以死刑的一纸命令。

    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室，到下面底层去找房东，要他给我找一个送信的人。那时房东刚巧上楼，我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听了我的要求，他推荐了他的儿子，那灵活的小伙子做信使是很合适的。我们把年轻人叫上楼，我教他怎样办这件事。他必须乘一辆马车去送那封信，把它交在帕斯卡教授本人手里，为我取得这位先生出的收条，坐了马车回来，然后让车停在门口等我使用。那时已近十点半钟。我估计年轻人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回来，等他回来后，我也许再用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圣约翰林区。

    小伙子被打发走后，我到我的屋子里待了一会儿，在那里把一些文件整理好，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那时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我把收藏文件的老式橱柜的钥匙封好，放在桌上，再在那小纸包外面写上玛丽安的名字。做完了这一切，我到楼下起居室去，估计劳娜和玛丽安还在那里等候我看完歌剧回来。我触到门锁时，第一次觉得我的手在颤抖。

    屋子里只有玛丽安一个人。她正在看书；我走进去，她诧异地看了看她的表。

    “这么早你就回来了！”她说。“准是没等歌剧演完就离开了吧？”

    “可不是，”我回答，“帕斯卡和我都没等到终场。劳娜呢？”

    “她今儿傍晚头痛得厉害；一吃完茶点，我就叫她去睡了。”

    我又离开了屋子，借口要去看看劳娜是否已经睡熟。玛丽安那双机警的眼睛开始探询地朝我脸上看，她那机警的本能开始觉察出我当时有满腹心事。

    我走进卧室，在夜明灯蒙胧闪烁的微光下，把脚步悄悄移近床前，我的妻睡熟了。

    我们婚后还不满一个月。现在，我看到她的脸在睡梦中仍那样脉脉含情地对着我的枕头，我看到她的一只手撂在被子外面，仿佛不知不觉地在等候着我。如果说这时我心中感到沉重，如果说一时间我的决心又开始动摇，对我来讲，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吧？我只让自己有几分钟时间跪在床边，在离开很近的地方看她————离得那么近，连她呼吸时的气息都吹在我脸上了。分别时，我只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和脸。她在睡梦中惊动了一下，模糊地唤出我的名字，但是没醒过来。我在门口停留了一下，又朝她望了一眼。“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我悄声说，接着就离开了她。

    玛丽安正在楼梯口等候我。她手里拿着一个折叠着的纸条。

    “这是房东的儿子给你带来的，”她说，“他让马车停在门口，说那是你吩咐留下来要使用的。”

    “对，玛丽安，我要使用那辆车；我这就要再出去一趟。”

    我一面说一面走下楼梯，然后去起居室里就着桌上的烛光看那纸条。纸上是帕斯卡亲笔写的这两句话：“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没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我把纸条藏在皮夹子里，然后向门外走去。玛丽安在门口迎着我，她又把我推进房间，房里的烛光正照在我脸上。她双手揪住我的两臂，探索的眼光紧盯着我。

    “我明白了！”她低声急切地说，“你今天夜里去试那最后的机会。”

    “是的，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我悄声回答。

    “你不能单独去！哦，沃尔特，看在上帝份上，你不能单独去！让我陪你一块儿去。别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拒绝我。我必须去！我一定要去！让我在外面车里等着！”

    现在该是由我来揪住她了。她竭力挣脱我，要抢先赶到楼下大门口。

    “如果你要帮助我，”我说，“那你就留在这儿，今天夜里睡在我妻子屋子里。只要让我走后不必为劳娜担心，其余的事我都可以对付。好啦，玛丽安，吻我吧，证明你有足够的勇气一直等到我回来。”

    我不敢让她再有时间多说话。她又试图拉住我不放。我掰开了她的手，一下子就跑到屋子外面。年轻人在底层一听见我走下楼梯，就打开了大门。

    我不等车夫离开驾驶台，就蹿进了马车。“圣约翰林区林苑路，”我对着前窗朝他吆喝。“一刻钟里赶到，我付你双倍车钱。”“一定赶到，先生。”我看了看我的表。十一点钟。一分也不能再耽搁了。

    看着马车飞快地行驶，觉得现在随着每一秒钟的消逝更加接近伯爵，相信自己终于可以放开手去冒一次险：这时我激动得向马车夫大喊，叫他把车赶得更快些。我们的车走完几条街道，穿过圣约翰林路，我再也没法忍耐了，我在车里站起来把头探出窗外，看是不是即将到达。我们的车刚拐上林苑路，远处教堂的钟敲响了十一点一刻。我在离开伯爵住所不远的地方吩咐车夫停下，付了车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向那门口赶去。

    我走近花园门，迎面看见另一个人也向门口走来。我们在路旁的煤气灯下彼此对看了一眼。我立刻认出了那个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相信他也认出了我。他一句话不说，但不是像我那样在门口停下，而是一直向前慢慢地走了过去。他是偶然来到林苑路吗？他会不会是从歌剧院跟踪伯爵回家的呢？

    我不去多想这些问题。略候了一下，等那外国人已慢慢地走得看不见了，我才去揿门铃。那时是十一点二十分，时间已经相当晚，伯爵不难以他已经就寝作为借口拒绝接见我。

    为了防他使这一招，那只有一个办法：我不先去问什么话就递进我的名片，同时让他知道，我这么晚来见他是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于是，趁等候开门时我取出名片，在我名字下面写着：“有要事面谈。”当我用铅笔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女仆出来应门，诧异地问我“有什么贵干”。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主人，”我回答，一面把名片递给她。

    从女仆那副为难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当时如果我一开口就说要见伯爵，那她是会按照主人的吩咐说他不在家的。我交给她名片时显出十分自信的神情，这使她没了主意，她张慌失措地向我呆瞪了一会儿，然后到屋子里去给我通报，进去时随手关上了门，让我在花园里等着。

    一两分钟后，她又出来了，说主人传话，问是不是可以请我说明有什么事情？“去给我转告他，”我回答，“就说这件事只能和你主人面谈，不能向其他人说明。”她又离开了我，后来再走出来，这次她请我进去。

    我立刻跟着她走。不一会儿我已经到了伯爵的屋子里。

    门厅里没点灯，但借女仆从厨房里拿上楼去的蜡烛的微光，我看见一个中年以上的女人悄悄地从楼下后房里掩了出来。我走进门厅时，她恶毒地瞥了我一眼，但是一句话没说，也不向我回礼，就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记得玛丽安日记里的描写，肯定这个女人就是福斯科夫人。

    女仆把我引进伯爵夫人刚离开的那间屋子。我一进去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伯爵。

    他仍旧穿着夜礼服，但已经把上衣扔在一张椅子里。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以上————但只卷到那儿为止。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只绒毡手提包，另一边放着一口箱子。书籍，废纸，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门旁一张桌上放着我从玛丽安的描写中早已熟悉的那只白老鼠笼。大概这时金丝雀和鹦鹉都在另一间屋子里。他坐在那儿理箱子里的东西，我走进去，他手里拿着几张纸站起来招呼我。显然，他脸上仍旧带着在歌剧院里受了惊的神色。他向我迎上一步，敬而远之地向我让座，这时他那一脸的肥肉都耷拉下来，冷峻的灰色眼睛在偷视中显出警惕，无论是语音或神态中都同样流露出猜疑。

    “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先生？”他说，“我实在猜不出那是什么事。”

    他说这话时带着无法掩饰的好奇神情紧盯着我的脸，我相信他在歌剧院里没注意到我。他先看见了帕斯卡，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歌剧院，别的东西他显然都没看见。我的姓名肯定使他想到，我上他家里来是抱有与他敌对的目的，然而，到现在为止，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我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

    “我很幸运，今天夜里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说，“您好像就要上路了嘛？”

    “您要谈的事和我的上路有关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

    “在什么程度上？您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您为什么要离开伦敦。”

    他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闪开，锁上了房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你我彼此都是早已久仰大名，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您来到舍下之前，可曾想到我不是那种可以被人愚弄的吗？”

    “我想到了，”我回答。“再说，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愚弄您。我来这儿是为了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使您这会儿开了那扇锁上的门，随您对我发表什么意见，或者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会走出去。”

    我走到屋子更里边，面对着他站在壁炉前的毯子上。他把一张椅子拖到门口，在它上面坐下，把左臂往桌上一放。这时装有白老鼠的笼子靠近了他，桌子被他沉重的手臂一震动，那些小动物都吓得从它们睡觉的地方向外乱蹿，在漆得很好看的笼丝隙缝里向他张望。

    “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几个字的意思也许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哩。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冒出大颗汗珠。他的左手悄悄地在桌子边儿上移了过去。桌边底下是一个装有锁的抽屉，锁眼里插着一把钥匙，他的手指靠近钥匙上边，但是没去扭那钥匙。

    “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吗？”他接着说，“请您把那个原因说给我听听吧，”他一面说一面转动钥匙，打开了锁。

    “我有比说出那个原因更好的办法，”我回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看到那个原因。”

    “您怎么能让我看到它？”

    “您已经脱了上衣，”我说，“现在只要把您左臂的衬衫袖子卷上去，您就可以在那儿看到了。”

    他就像我在歌剧院里看到的那样顿时面如死灰。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闪出了恶毒的仇恨光芒。他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左手慢慢地打开了抽屉，轻轻地伸了进去。他正在挪动一件沉重的东西，我看不见，有一会儿工夫只听见里面粗厉地咔嚓响着。但接着就没声音了。此后是一片极度的沉寂，我站在那里可以听见白老鼠轻轻地咬啮笼丝的声音。

    当时我的性命已危如累卵，对这一点我很清楚。在那最后关头，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已脉脉相通，我觉出他的手指的动作；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藏在抽屉里的是什么东西。

    “且慢，”我说，“您已经锁上了门————您瞧，我是不会走开的————您瞧，我是赤手空拳的。等一等，我还有句话要说。”

    “你的话已经说够了，”他回答，这时突然又显得十分镇定，但神情仍是那样不自然，那样狰狞，即使是更粗暴的举动也不会使我像当时那样感到紧张。“让我想一想。你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吗？”

    “也许我能猜出。”

    “我在想，”他冷静地说，“我是不是该把这屋子弄得更乱腾一些，让你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

    我从他的脸色看出，当时只要我稍微一动，他就会下毒手。

    “在您最后决定那个问题之前，”我回答说，“我要请您看看我带来的两行字。”

    这一建议好像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点了点头。我从皮夹子里取出帕斯卡收到我信后写的那张回条，伸直了手臂递给他，然后回到壁炉前原来的地方。

    他大声读出那两行字：“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不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他会需要你解释这些话，但是伯爵不需要你解释。一看完那回条，他已明白我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清楚得好像我作出决定时有他在我身边一样。他的表情立刻变了，他那只手空着从抽屉里缩出来了。

    “我且不锁上我的抽屉，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暂时也不保证我不会让您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然而，即使是对敌人，我也是有一句说一句的————我必须首先承认，您的脑子要比我原来所想象的更聪明。现在就直接说到点子上吧，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要求？”

    “有的，而且一定要你答应。”

    “有商量余地吗？”

    “没有商量余地。”

    他那只手又伸进了抽屉。

    “呸！瞧我们又把话绕回去了，”他说，“你那聪明的脑子又危险了。瞧你说话的口气狂妄得太不像样了。在这里，先生，你说话可要客气一些！除非是你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否则对我来说，把你打死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总要比让你离开了这屋子更少一些危险。要知道，你现在对付的不是我那个倒霉的朋友，你这会儿面对的是福斯科！哪怕需要二十个哈特赖特先生的性命当垫脚石才能达到安全地点，我也会心安理得地、无动于衷地稳步踏过那些石头。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得尊重我！我要你在重新开口之前先答复我三个问题。你要听清楚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这次谈话有重要意义。你要答复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我有重要意义。”他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第一个问题！”他说。“你到这儿来，掌握了一些情报，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拒绝告诉你。”

    “没关系————我会查明的。如果那情报是真的————注意，我特别强调如果两个字————那么，你就是在这里利用它做交易，这也许是你本人的诡计，也许是其他什么人的诡计。我的记忆力很不错，我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它将来对我有用处，现在，接下去谈吧。”他举起另一个手指。“第二个问题！你请我看的那几行字下面没有署名。写信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我有充分理由信赖的，也是你有充分理由害怕的。”

    我的答话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听见他的左手在抽屉里颤抖。

    “在钟敲响和信件拆开之前，”他提出第三个问题时，口气温和了一些，“你留给我多少时间？”

    “那时间尽够你用来答应我的条件，”我回答。

    “给我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哈特赖特先生。钟敲响几点？”

    “明天早晨九点。”

    “明天早晨九点？好嘛，好嘛————你是要在我还没办好签证手续离开伦敦之前，设下捉我的圈套呀。我想，总不至于比那个时间更早吧？我们这就来安排一下：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当人质，在我放走你之前跟你谈判怎样讨回你那封信。同时，要请你谈谈你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知道我的条件。它们很简单，我这就说出来。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代表谁的利益吗？”

    他极度镇定地露出微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右手。

    “那么我就试着猜一猜吧，”他含嘲带讽地说。“那当然是一位夫人的利益罗！”

    “我妻子的利益。”

    他看了我一眼，首次向我露出了毫无虚伪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惊讶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把我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他立刻关好抽屉，把双臂交叉在胸口，带着轻蔑的微笑留心听我的话。

    “你很清楚，”我接着说，“经过这许多月的调查，我知道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你再也无法向我抵赖。你从事卑鄙的阴谋活动，犯下了罪行。你的目的是把一万镑的财产弄到手。”

    他不说什么。但是焦急的阴影突然笼罩了他的脸。

    “就把你已经弄到手的给留下吧，”我说。（立刻他脸上又有了光彩，瞪着我的那双眼睛惊奇地张得越来越大。）“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向你讨回那笔钱，我不会那样贬低自己的身份，那些钱已经被你花了，它们是你犯严重罪行的代价————”

    “说话客气点儿，哈特赖特先生。你这套假仁假义的玩艺儿，在英国还挺有用，就请你留着给自己和你的同胞们使用吧。那一万镑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留给我太太的遗产。如果你这样看待这问题，我尽可以和你谈一谈。不过，对于一位像我这样风度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太琐碎了。我还是别去提它了。现在就请继续谈你的条件吧。你要怎样？”

    “首先，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自写好并签署一份有关那阴谋的全面交代。”

    他又举起他的手指。“第一点！”他计数时一丝不苟地紧盯着我。

    “第二，不是单凭个人声明，而是要你提供一份明确的证据，证实我妻子离开黑水园去伦敦的日期。”

    “好呀！好呀！我们的要害被你抓住了，”他镇定地说。“还有什么吗？”

    “暂时没有了。”

    “好！你提出了你的条件，现在就来听听我的条件吧。一般说来，承认参与了你所谓的‘阴谋’，由此承担的责任也许要比叫你死在那壁炉毯子上应负的责任更轻一点儿。那么，就这样讲定了吧：我接受你的提议————当然，那必须根据我的条件来接受。你要我交出的材料可以照写，那明确的证据也可以为你提供。大概，你要的是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通知我他妻子到达伦敦的日期和钟点，要的是他署了名和注有日期的那封亲笔信，好让你用来做证明吧？我可以给你那封信。我还可以介绍你去找那个出租马车给我的人，那天派车去火车站接我那位客人的人————即使给我赶车的那个马车夫已经无法回忆，但是那个人的马车出租登记簿也可以让你证实那个日期。这些事我都能够办到，而且，我也愿意办到，只要同意我提出的条件。现在就让我把我那些条件列举出来。第一个条件！福斯科夫人和我应不受你的任何干扰，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离开这里。第二个条件！你必须和我等候在这里，等候我的代理人明天早晨七点钟来料理我的事情。你要出一张条子给那个为你保管密封文件的人，由我的代理人把它取回来。你要等候在这里，一直等候到我的代理人把那信件原封不动地交在了我手里，然后你还要给我整整半个小时，让我们离开这所屋子————等到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恢复行动自由，随便去到哪里。第三个条件！因为你干涉了我的私事，并且胆敢在谈话中向我使用那种语言，所以，作为一位绅士，我要你接受挑战。一等我平安到达大陆，我就要亲笔写一封信给你，指定一个时间和国外的一个地点：那封信里将附一条恰巧和我的剑一样长的纸带。以上是我的条件。现在告诉我：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那当机立断的魄力，深谋远虑的狡猾，欺诈浮夸的语言：这一切罕有的表现，使我在片刻之间张慌失措，然而，那只是片刻之间而已。当时我必须考虑，为了能证明劳娜的身份，我是不是应当让这个剥夺了她身份的恶棍逍遥法外呢。我的妻子被当作骗子赶出了她的出生地，我要使她在那里重新获得承认，我要使那一条至今仍玷污着她母亲墓碑的谎言被当众抹掉：我知道这一动机并不含有任何邪恶的感情，它比我最初杂有复仇思想的动机更为纯洁。然而，我不能断言，当时左右着我的思想斗争的是否仅仅是这些道德信念。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这时我想起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多么可怕呀。命运之神，就在那最后片刻，从我软弱的手中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我是一个凡人，我不能预卜未来，那么，凭哪一点能够断定，这一个人虽然在我手下漏了网，就一定能逃脱惩罚呢？我之所以会转到这些念头，也许是由于本人迷信，也许并不是由于迷信，而是出于一种更高尚的信念。我终于已经捉住了这个人，然后，要我再自动地放走了他，这可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仍然要强制着自己这样做。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决定一切都要为了劳娜，为了真理，要服从自己认为是更崇高的这一动机的指导。

    “我接受你的条件，”我说。“但是我有一个保留条件。”

    “什么保留条件？”他问。

    “是有关那密封信件的事，”我回答。“我要你一收到那封信，就当着我的面原封不动地给毁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只是为了防止他把我的亲笔信带走，作为我和帕斯卡通信的证据。虽然我明天早晨把那地址告诉他的代理人后，他也必然会发现我通信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要利用这一发现，单凭本人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那样我就完全不必为帕斯卡担心了。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两分钟后回答。“这件事不值得争论，我一收到那信就毁了它。”

    他刚才一直坐在我对面椅子里，这时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好像一下子已经全部摆脱了我们这次谈话对他精神上的压力。“噢！”他舒畅地伸直了胳膊大声说，“战争只有在它进行的时候是激烈的。请坐吧，哈特赖特先生。等到将来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又是死敌，但是现在，作为高贵的绅士，咱们暂时仍旧以礼相待吧。请允许我唤我的妻子。”

    他打开锁了的房门。“埃莉诺！”他扯着粗嗓子叫唤。那个满脸阴险神情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福斯科夫人，这是哈特赖特先生，”伯爵落落大方地给我们介绍。“我的天使，”他接着对妻子说，“这会儿你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可是，能不能抽点儿空给我烧一些浓浓的可口的咖啡？我要给哈特赖特先生写一点儿东西，所以，要充分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福斯科夫人两次鞠躬：一次是对我，显得很冷峻；一次是对她丈夫，显得很柔顺；然后轻快地走出了屋子。

    伯爵走到窗口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几刀纸和一束鹅毛笔。他把笔扔得满桌子都是，以便使用时随手就能拿到，然后把纸裁成一叠狭长的稿纸，就像职业作家为发排而写稿时所用的那种。“我要写成一份很精彩的证明文件。”他扭过头来对我说。“我很熟悉写作的习惯。在智力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成就就是精于组织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长！我就具有这种特长。您呢？”

    咖啡送来之前，他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向自己哼着曲调，每逢思路遇到什么问题，就用手掌拍打脑门子。虽然我使他陷入困境，但他反而急于利用这一机会来满足他的虚荣心，恣意炫耀他自己。我对这种狂妄的态度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从心底里厌恶这个人，然而，对他性格上那种惊人的毅力，哪怕是表现在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动。

    福斯科夫人端进来咖啡。他吻了她的手，表示谢意，然后把她送到门口；走回来后，他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把它端到写字台上。

    “您来点儿咖啡吗，哈特赖特先生？”他就座前说。

    我谢绝了。

    “怎么！怕我毒死您吗？”他嘻笑着说，“人家都说英国人的智力健全，”他接着说，一面在桌子跟前坐好，“可惜它有个严重的缺点：老是在不必要的地方显得过份地小心。”

    他蘸了墨水，把第一张纸在面前摆好，用拇指把它揿在桌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写起来。他写得很快，笔下发出嚓嚓响声，字又大又潦草，行与行之间空得很宽，因此，从最上边一行开始，肯定不到两分钟就写满了一页。每写完一张纸，标上页码，他就把那张纸从肩头向后面扔在地上。第一枝笔写秃了，就把那笔也从肩上扔出去，接着就赶紧从散放在桌上的笔当中抓起了第二枝。一张纸又一张纸，十几张，几十张，上百张，都从他两面肩头上飞出去，最后稿纸像雪片似的堆满了他椅子四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我坐在那里看，他坐在那里写。他从不停顿，除了偶尔喝上一口咖啡；而等到咖啡喝完，则不时拍一拍脑门子。钟敲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稿纸继续向他四周飞出去；笔仿佛不知疲倦地、一刻不停地嚓嚓响着从稿纸上端写到底下，后来，乱糟糟的白纸在他椅子四周越积越厚了。到了四点钟，我只听见他的笔突然咔嚓一响，那是他在签的名后面画了个花式。“好啦！”他大声说，轻捷得像一个年轻人那样跳了起来，眼睛紧瞅着我，露出得意洋洋的笑。

    “完稿了，哈特赖特先生！”他说，一面抖擞精神，咕咚一声在宽阔的胸口捶了一拳。“这篇东西我写得非常满意，您读了会非常吃惊。材料全部写完，但是福斯科的精力并没用尽。我还要把草稿整理修改一下，然后特地读给您听一遍。这会儿刚敲四点。好极了！四点到五点，整理、修改、宣读。五点到六点，让我小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精神。六点到七点，作好最后准备。七点到八点，安排好代理人要做的事，处理掉那密封信件。八点钟上路。瞧我的预定计划！”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的稿纸当中，用一只锥子和一根细绳把它们串在一起，然后进行修改，在第一页的上端写了他的许多称号和获得的勋章，把材料大声读给我听，一面像演戏般加强一些字的口气，作出种种手势。有关这篇证明文件，读者不久就可以对它作出定评。这里我需要说的是，他满足了我的要求。

    接着他给我写了出租马车的人的地址，并交给了我珀西瓦尔爵士的信。那封信是七月二十五日从汉普郡寄出的，它说“格莱德夫人”将于二十六日启程去伦敦。所以，就在医生为她出死亡证，证明她已在圣约翰林区去世的那一天（二十五日），珀西瓦尔爵士的信中却说明她仍旧活生生地待在黑水园府邸里，而且是第二天才上路！将来等我从出租马车的人那里获得证明，证实那次旅程，那时所需的一切证据就齐备了。

    “五点一刻，”伯爵看了看他的表。“现在该是我睡觉养神的时候了。您大概注意到我的模样很像拿破仑大帝吧，哈特赖特先生，我还能够随意控制睡眠，在这方面也很像那位不朽的人物。请原谅我。让我把福斯科夫人唤来，免得您一个人闷坐在这儿。”

    我明知道，他要把福斯科夫人唤来，是为了防我趁他睡熟时离开那间屋子，所以我不答话，只顾把他交给我的材料包扎好。

    伯爵夫人进来，仍旧显得那样冷酷、苍白、阴狠。“招待招待哈特赖特先生吧，我的天使，”伯爵说。他给她端了张椅子，再一次吻了她的手，然后走到沙发跟前，三分钟后已经像一个胸怀最坦白的人那样安静、舒畅地睡熟。

    福斯科夫人从桌上取了一本书，坐下来，像一个永不忘记嫌隙、决不宽恕别人的妇女那样，用仇恨恶毒的眼光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刚才听了你和我丈夫的谈话，”她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叫你死在壁炉前面的毯子上了。”

    说完这话，她就打开了她的书，从那时起直到她丈夫醒来，她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或说一句话。

    伯爵张开眼睛，从沙发上坐起，离开他睡着恰巧是一个小时。

    “我精神爽快极了，”他说，“埃莉诺，我的好太太，楼上的东西你都收拾好了吗？很好。我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理好这儿的一些东西，再需要十分钟换好上路的衣服。在代理人来到之前，还有什么事需要做的？”他向屋子里四周望了望，一下子注意到那个装有他的白老鼠的笼子。“啊！”他怜惜地大声说，“还有一件需要我割爱的最伤心的事。我天真的小动物呀！我心爱的小宝贝呀！叫我把它们怎么办是好呢？暂时我们无家可归了，暂时我们要不停地流浪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行李带得越少越好。我那只鹦鹉，我那些金丝雀，再有我这些小老鼠：它们的好爸爸一走，再有谁来爱护它们？”

    他陷入沉思，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刚才他并不曾为了写那份交代感到困难，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却为了如何处理他的小动物这件更重要的事感到无计可施，烦恼起来。经过好一阵子考虑，他突然又在写字台跟前坐下了。

    “有主意了！”他兴奋地说。“让我把我的鹦鹉和金丝雀捐赠给这个大都市，让我的代理人用我的名义把它们送给伦敦动物园。这会儿就开好捐赠的清单。”

    他开始开清单，口中重复着笔底下不停地写出的句子。

    “第一。羽毛美丽绝伦的鹦鹉：它能吸引所有趣味高尚的游客。第二。灵俐活泼无比的金丝雀：它们不但配得上点缀摄政公园的动物园，甚至配得上进入伊甸乐园。此致英国动物学学会。福斯科赠。”

    笔又咔嚓一响，他在签名后面画了个花式。

    “伯爵，你没把老鼠写上嘛。”福斯科夫人说。

    他离开桌子，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

    “人类的决心，埃莉诺，”他一本正经地说，“都有它的限度。在单子上写了那些，我的决心已经达到了它的限度。我舍不得我的白老鼠啊。原谅我吧，我的天使，上楼去把它们搬进那个旅行用的笼子里吧。”

    “多么可爱的仁慈心肠啊！”福斯科夫人赞美她丈夫时向我最后狠毒地瞪了一眼。她很郑重地拿起鼠笼，走出了屋子。

    伯爵看了看他的表。他虽然故作镇静，但是，看见代理人还不到来，就渐渐露出焦急的神情。蜡烛早已熄灭；曙光照进屋子。一直到七点零五分，才听见门铃响，代理人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外国人。

    “这位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吕贝尔先生，”伯爵给我们介绍。他把代理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像这样一个从脸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是外国间谍的人）拉到屋角里，关照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两人留下。一剩下我们两人，“吕贝尔先生”就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差遣他。我写了两行字给帕斯卡，请他把我那个密封信件“交来人带下”，然后注上姓名地址，递给了吕贝尔先生。

    代理人守着我，一直等到他的委托人换好旅行装走下楼来。伯爵不立即打发他走，先仔细地看了看我信上的姓名地址。“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向我露出一副阴险的神气，从这时起他的态度又变了。

    他收拾好东西，然后坐下来查阅一幅旅行指南图，边查边把一些事项摘录在笔记簿里，不时焦急地看他的表。他没再向我说什么。知道上路的时间临近，再加已经亲自证实我和帕斯卡之间建立的联系，他显然正在认真考虑为远走高飞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八点钟还差一点儿，吕贝尔先生拿着我那封不曾拆开的信回来了。伯爵仔细地看了上面的姓名住址和密封，点燃一支蜡烛，把信烧了。“我履行了我的诺言，”他说，“但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件事并未到此结束。”

    代理人刚才让他乘回来的马车停在门口，这会儿正和女仆忙着搬行李。福斯科夫人从楼上下来，脸上严严地蒙着面纱，手里提着旅行用的鼠笼。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连正眼也不朝我看。她丈夫护送她上马车。“等会儿跟我到过道里去，”他悄声对我说，“我临别时要和您谈几句。”

    我走到门口，代理人站在台阶下面前花园里。伯爵独自走回来，把我拉过去几步，到了过道里。

    “记住了那第三个条件！”他压低了声音说。“您会收到我的信，哈特赖特先生，我会比您预料的更早向您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绅士决斗。”这时他出人意外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但接着就停下了，又向我走回来。

    “还有一句话，”他带着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气对我说，“我上次见到哈尔科姆小姐，看上去她很瘦弱。我非常关心这位可爱的女性。要当心照护好她，先生！我诚心诚意、严肃认真地恳求您：要当心照护好哈尔科姆小姐！”

    他向我说完最后这几句话，把那肥大的身躯挤进了马车，车开动了。

    代理人和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目送着他去远了。就在我们俩站在那儿的时候，后面不远的路拐角上出现了另一辆马车。那辆马车朝刚才伯爵的车所走的方向驶去，经过这所房子敞开着的花园门时，一个人从车窗里向我们张望。又是歌剧院里的那个陌生人————那个左边面颊上有疤痕的外国人！

    “请您和我在这儿再等候半小时，先生！”吕贝尔先生说。

    “好的。”

    我们回到起居室里。我不愿意和这代理人聊天，更不高兴让他跟我谈话。我取出伯爵交给我的那份材料，开始阅读这人亲笔叙述他所策划和进行的可怕的阴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