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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

    “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

    莱文打开公文包，掏出几张纸，说：“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是希尔施先生给我的，是一些认识您的人提供的证明和说明。已经全部公证过了，为了方便，是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公证的。您不想也看看吗？”

    我摇了摇头。这类声明我在巴黎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希尔施搞这些可谓行家里手。现在我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有些奇怪地感到，尽管这一天福星高照，似乎我还是应该给机遇留出足够的空间。流亡者大概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一直必须为百分之一的机遇而奋斗的人，也因此不在乎多等待幸运一会儿。想给莱文讲清楚这些，那是白费力气。

    律师踌躇满志地把这些材料又放回包里。“现在我们还得为您找到什么人出具一份担保书，保证您在美国逗留期间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也许罗伯特·希尔施认识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能找到的，”莱文信心十足地说，“在这种事上他很有办法。到纽约后您住什么地方？希尔施建议您住劳施旅馆，他以前也在那儿住过。”

    我沉默了片刻。“莱文先生，”我说，“您是说，我确实能离开这里？”

    “怎么不能呢？我不是就为这事来的嘛。”

    “您确实相信我能出去？”

    “当然。难道您不相信吗？”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是的，我也相信。”

    “这不就得了。永远别放弃希望！还是流亡者都不是这样？”

    我摇了摇头。

    “您看这就对了！永不言弃——这是美国一个古老而有益的原则！您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我懒得向这个不谙世事、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小子解释“希望”是多么具有破坏力。它可以吞噬一颗脆弱之心的抵抗力，就像一名濒临失败的拳击手，那些没有击中目标的出拳会耗尽他的最后气力。我见过的死于希望破灭的人，要远远多于像刺猬那样蜷缩着听天由命的人，后者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放在存活下去上，所以无暇他顾。

    莱文合上公文包。“我现在把这些材料存放到核审员那儿。过几天我再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办成的。”他四面嗅了嗅说：“这里的气味真难闻！就像在一家没有好好消毒的医院。”

    “那是贫穷、官僚机构和绝望的气味。”我说。

    莱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绝望，”他嘲讽地问，“它也能散发气味吗？”

    “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我回敬道。“哎哟，您对幸福这一概念的见解可够深刻的。”

    我没接他的话茬。不深刻地讲是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幸福这一概念的，甚至活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莱文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与我告别。我本想问问他办这事一共得花多少钱，但我忍住没问。人很容易就会因为问题太多而乱了大谋。希尔施派他来了，这就够了。

    我站起身来，目送律师离去。对他那句事情会办成的诺言，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方面我的负面经验太多，常常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内心一阵激动，而且越来越激动，激动得要失控。这不光是因为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还活着——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希望，几分钟之前我还抵抗过它，并用不幸的傲慢将它驱走。现在它突然悄声而至，在此刻跳了起来，一种迷茫的、无理的、野性的希望，一种几乎没有目标的匿名的希望，这不过是对一种模糊的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何在？它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我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莫名的希望，在我内心中，我所诉求的这种希望并没有拔高我自己，在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中，这种希望已经几乎与我本人没有什么干系了。我的听天由命哪儿去了？我的不信任哪儿去了？我那可怜可叹地营造出的人为优越感哪儿去了？这一切我都不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