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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我的命运像一堵黑墙立在我的面前，对我而言它充满了复仇与沉沦。

    我沿着台阶向下走去，一股暖风拂面而来，吹起我的衣衫。馈赠而来的时光，我想，一段短暂、珍贵的时光，白送的。

    “那就像是一扇门被撞开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捋着胡须说，“一扇进入自由世界之门！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一定得卖一幅画给那个乡巴佬库珀，甚至应该是一幅德加的画！他一小时之内就到！”

    “您给他打电话，让他别来了！”

    布莱克向我露出一副美妙的亚述人的微笑。“我不能那样做，”他回复道，“那有违我那不幸的双重人格本性。我得咬着牙卖画。每当我看到那些画落入什么人手中，我的心都在滴血。可我不得不卖，我这么做是在当人类的慈善家。艺术比股票更可靠，画作的价钱一直在不停地涨！”

    “那您为什么不留着这些画呢？”

    “这您已经问过我一次了。这是我的本性，我得不断地重新证明自己行。”

    我端详着他，对听到的回答虽感诧异，却也相信他。“我是个赌徒，”他说，“赌徒加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气质，我违心地成了百万富翁的慈善家。我卖给他们的画，价值在一年内可以翻番，这些家伙却为一百美元跟我讨价还价。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您认为我跟骗子差不多，可我这么做却是在帮着他们发财。”

    我笑了。“您笑得倒轻松，”布莱克解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从去年起，画作的价格上涨了两三成。什么股票能有这么好的行情？令我生气的是，只有富人才能从中获利，其他人根本买不起画。更让我气愤的是，如今几乎没有懂画和爱画的收藏家了。如今买画是作为投资手段，或是为了显摆自己是一幅雷诺阿或梵高画作的拥有者。这些可怜的画！”

    我从来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可他说得没错。“库珀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问。“事先是否要更换挂画的位置？”

    “今天不用！这么一个日子不用！”布莱克抿了一口白兰地。“我那么做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找乐儿。从前不一样，从前必须那么做。可如今？跟这些百万富翁做生意，他们买画就像买一袋袋的土豆，还有必要吗？您认为呢？”

    “这要视情况而定。”

    布莱克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今天不用。库珀大概又赚到大钱了。尽管如此，巴黎没有遭到轰炸他还是会不满意的。要是轰炸了，他这个靠杀人武器发财的商人就能赚得更多了。每打过一场大仗后，他都会买一幅小画。就如同用二十万死者购买一幅中等大小的德加画，作为对他捍卫民主的奖励。甚至世界的良心也站在他这边。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

    “您本人的感觉肯定也是怪怪的，”布莱克继续说，“同时感到既幸福又沮丧。幸福的是巴黎又自由了，沮丧的是您的国家必须投降。”

    我摇了摇头。“二者都不是。”我说。布莱克审视着我：“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喝一杯白兰地。”

    他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我看了看商标：“这不是为库珀那类重要顾客预备的白兰地吗？”

    “不再是了，”布莱克解释说，“巴黎自由以后就不再是了，现在我们自己喝。如今招待库珀有人头马了，四十年的陈酿我们自己喝。”

    他斟上酒。“不久我们又可以从法国搞到地道的白兰地了，”他说，“如果德国人之前没有把它们全没收的话。您认为法国人藏起了足够多的酒吗？”

    “会的，”我说，“德国人不太懂白兰地。”

    “那他们到底懂什么呢？”

    “战争、工作和服从。”

    “所以他们才吹嘘自己那统治民族的优越性？”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不是统治民族。光有暴政瘾还成不了统治民族，专制和权威是两回事。”

    白兰地像天鹅绒一样柔，满室飘香。“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得多要库珀五千美元，”布莱克说，“卑躬屈膝的日子结束了，巴黎也自由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重新在那儿采购了，我知道那儿还有几幅莫奈的画，还有塞尚……”|||||

    他两眼放光。“而且那些画不会贵，”他解释说，“欧洲的价格要比这里低很多，但必须先下手为强。最好是带着装满美元的小手提箱去，现金要比任何支票更直观，更容易打动人，特别是法国人。再来一杯白兰地？”

    “好，”我说，“然而真正能入境法国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吧？”

    “这可从来都是说不准的事。全面崩溃有时会突然发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卖第二幅德加的画没有像卖第一幅时那样搞很多花样，他也没有为巴黎的解放而加价五千美元。库珀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朋友直接和法国艺术品商人取得了联系，这无疑给了布莱克当头一棒。这大概是库珀在虚张声势，但雷金纳德·布莱克把画卖给他并非是上了圈套，而是他希望不久能从巴黎得到补给。他相信，新货源也许会导致价格出现一定回落。

    当我傍晚路过亚历山大·西尔弗的铺子时，他说：“上帝依然活着，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了。巴黎自由了，野蛮人不会占领全世界。今天我们早关门两小时，去沃伊津吃饭以示庆祝。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您感觉如何？作为德国人有点儿惨吧？可作为犹太人就觉得被解放了，是不是？”

    “作为世界公民被解放的感觉更彻底。”我回复道，我忘了自己拿的护照中种族一栏填的是犹太人。

    “那您就一道去吃饭吧。我弟弟也来，还带了那女基督徒。”

    “什么？”

    “他向我保证不娶她了，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的！这么一来，情况自然就起了变化。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起码老谋深算了点儿。”

    “您相信这个？”

    亚历山大突然愣了一下。“您认为在感情方面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也许是这样。但知道危险何在总要好一些，这样就容易控制局面了。对吧？”

    “没错。”我回答说。

    “那您就一起去吧？我们餐前小吃会点鹅肝糜的。”

    “您别勾我的馋虫，今天我去不了。”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不是像阿诺德一样堕入情网了？”

    我摇摇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跟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

    我笑了。“不是，亚历山大先生。”

    “那就好。在这两极之间您总是安全的：生意与爱情。”

    我感觉到，整个下午自己那有些压抑的心态又逐渐严重了。我尽量避免去想玛丽亚·菲奥拉，发觉这样会好过一些，就好像我无意识地想排除压抑心态似的。在回旅馆的路上，那位来自坎诺比奥的蔬菜商拼命向我挥手。“佐默先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举起一把百合。“白色百合！几乎白送！您瞧瞧！”

    我摇摇头。“这是祭奠死者用的，埃米利奥。”

    “夏天不是！只有十一月万灵节时才是。春季它们是复活节之花，夏季它们是纯洁之花。非常便宜。”

    埃米利奥肯定从哪家殡仪馆刚弄到一大批花。他这儿还有白菊花和白兰花。他举起一穗非常漂亮的兰花说：“作为骑士和唐璜，送这种花您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谁还送兰花啊？您看看！就像是一排正在做梦的白蝴蝶！”

    我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这种白只有黄昏时的栀子花才有。”埃米利奥继续絮叨。

    “够了，”我说，“否则我就该动心了，埃米利奥。”

    埃米利奥今天心情格外好。“人并非能经常随心所欲地动心的，”他边说边拿起另一穗兰花与第一穗放到一起，“收到这种花的女士感觉会非常好。送给那位经常与您一起出去的美丽女士，多好啊！美女配兰花！”

    “她不在纽约。”

    “真可惜！别人呢？您就没有替补人选？您得庆祝，巴黎不是失守了嘛！”

    用祭奠死者的花庆祝，我想，这主意可真邪门！“您给自己买一束吧，”埃米利奥央求道，“兰花可以一直开三四个星期！在此期间整个法国就都失守了！”

    “您这么认为？”

    “当然！罗马自由了，现在巴黎也自由了。接下去就势如破竹了，快得很！”

    快得很，我边想边出乎意料地感到一阵刺痛，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是的，没错，”我嘀咕道，“现在也许势如破竹般神速了。”

    我以一种奇怪的困惑心态继续向前走去。我感到好像有一种根本不曾占有过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面旗帜，或是一片艳阳高照、飘着白云的天空，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它就稍纵即逝了。

    旅馆门口，助理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懒散地倚门而立。“有人在等您。”他说。

    我感到一阵心动，快速向里面奔去。我希望能看到玛丽亚·菲奥拉，结果却是拉赫曼，他容光焕发地同我打招呼。“我跟那波多黎各女人一刀两断了，”他一口气说道，“我找到另外一个女人。金红色头发，来自密西西比。是那种日耳曼类型的女人，丰满、高大，浑身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