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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不会这儿的语言，”弗兰克绝望地说，“死活学不会。再说学会了又能怎么样？说和写之间还有天壤之别呢。”

    “您不用德语写吗？”我问。“为以后着想？”

    “什么？”他问。“写我在这儿遭的罪？写它干吗？我离开德国时都六十岁了，现在都七十多了。老头子了。我的书在那边遭焚被禁。您以为人们还会知道我是谁吗？”

    “会的。”我说。

    弗兰克摇了摇头。“十年在德国中的毒是不会从人的脑袋里轻易解除的。您看过那边开党代会的新闻纪录片，那些成千上万欢呼呐喊的面孔？没人逼着他们那样做。我累了。”他又补充道：“您知道我靠什么为生？我给两个美国军官上德语课，以便他们占领德国时用。是我妻子介绍给我的，她说俄语、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我什么外语都不会。相反，我那个跟她一起生活的儿子却不会说德语。”他苦笑道：“世界公民，对吧？”

    我去向杰西告别。这不是一件易事，她既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我或任何其他人。她茫然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不安地左顾右盼。“什么也别说，”她小声说，“你来了就很好。现在走吧，路德维希。别忘了，只要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这几天新悟出的道理。”

    我从博瑟身边走过。他依旧坐在窗户旁向外呆视着。外面下起了雨，柏油路被淋湿了，闪着亮光。向博瑟打听杰西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和拉维克一样会对我守口如瓶的。“巴黎自由了。”我说起了别的事。

    他抬眼答道：“是的。可柏林在遭轰炸，我妻子在柏林。”

    我把酒瓶放到莫伊科夫面前的桌子上。“天哪！”他说。“真正诸神的长生不老饮料啊！原装俄国货。已经是第二瓶了！你从哪儿搞到的，从俄国大使馆？”

    “从玛丽亚那儿。这是她送给你八十大寿的礼物。”

    “今天是我生日吗？”莫伊科夫看了一眼报纸。“也许吧，七十岁以后我就不再想着自己的生日了。再说俄历与西历也不一样。”

    “这些玛丽亚全知道，”我说，“最稀奇古怪的事她都知道，可别的平平常常的事她又浑然不知。”

    莫伊科夫探究地望着我，微笑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阔脸。“像个俄国女人，可其实她并不是。愿上帝赐福给她。”

    “她说她祖母是俄国人。”

    “女人没有义务说实话，路德维希。她们要是说实话就无聊了。其实她们也没有撒谎，但她们是伪装大师。眼下许多人都声称有俄国祖母。战争结束后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俄国人就不是盟友，而仅仅还是共产主义者了。”莫伊科夫看了看瓶子。“这是我唯一的乡愁了，”他说，“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而仅仅是它的饮料。你们犹太人到底为什么偏要大声宣扬你们对德国的思乡之情呢？他们不是应该习惯了没有故乡吗？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亡者——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时就开始了。”

    “还要早，从巴比伦时就开始了。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改变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故乡，所以他们不停地寻觅新的故乡。”

    “他们不会最终变聪明吗？”

    “怎么变？他们总得有栖息之地吧。”

    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瓶子的软木塞非常小，而且质地低劣。“犹太人曾是德国最出色的爱国者，”我说，“这一点甚至当时的皇帝都知道。”

    莫伊科夫闻了闻软木塞。“难道他们还想再扮演这一角色不成？”他问。

    “那儿的犹太人不多了，”我答道，“在德国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人们把他们杀害了？”

    我点点头。“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弗拉基米尔。八十岁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想知道？”

    “不，这不过是发窘时想出的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谢天谢地！你要真想知道会令我很失望的。人不该不识相地强迫别人回答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们尝尝这伏特加吧！”

    我突然听见门口处传来拉赫曼典型的脚步声。“他来这儿想干吗？”我问。“他不是找到一个令他崇拜的电影院女售票员了吗？”

    莫伊科夫的大宽脸上慢慢堆起微笑，这一微笑有很多层次，它始自眼睛，也终止在眼睛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也存在一种类似逆向的报复欲，而嫉妒也不能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关掉。”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看上去像个强壮的驯兽员，兜齿，眉毛又黑又粗。“我未婚妻，”他介绍道，“麦克克雷格小姐。”|||||

    那驯兽员点了点头。拉赫曼打开一个包着柔软红纸的小包。“祝贺八十大寿，弗拉基米尔！”他解释道。“在你所信的宗教中找到这个可不容易。”

    这是一尊金底的俄国小圣像。莫伊科夫错愕地望着它。“我说拉赫曼，”然后他迟疑地说，“可我是个无神论者啊！”

    “胡说！”拉赫曼回复道。“每个人都信点儿什么！要不我哪儿来的收入啊！再说这也不是基督或圣母像，而是圣弗拉基米尔。你总该相信你自己吧，还是你连自己也不信？”

    “我最不相信自己。”

    “扯淡！”拉赫曼看了我一眼后说：“这种说法是这个路德维希·佐默自相矛盾的废话，忘记它吧！”

    我吃惊地看着拉赫曼。我不习惯一向眼泪汪汪哭诉的库尔特这种果断的语调，爱情看来在他这儿创造了奇迹，他就像是被注射了什么让他强硬的针似的。

    “二位想喝点儿什么？”莫伊科夫边问边焦虑地瞟着伏特加。

    “来杯可口可乐吧。”拉赫曼不假思索地说，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您呢，女士？”

    “您有查特酒吗？”那方墩儿女人令我们意外地用假嗓子尖声问道。

    “要黄色的还是绿色的？”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问。

    “还有黄颜色的？”

    “这儿有。”那是拉乌尔最喜欢的饮料。

    “那就黄颜色的吧，我不知道还有这种颜色的。我可以来双份的吗？电影院里烟气腾腾，呛嗓子。”

    “您可以喝一瓶。”莫伊科夫潇洒地回答并开始斟酒。他给他自己和我倒的是伏特加。拉赫曼与麦克克雷格小姐手拉手地坐在那里，微笑着，盯着我们，满怀希望地沉默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完美的幸福更愚蠢的了，特别是当人们想用巧妙灵感来维持这种幸福时。幸好拉乌尔和约翰这时走下了楼梯，交谈马上活跃起来。他们俩都充满厌恶地盯着麦克克雷格小姐，就好像在看一只剥了皮的海豹，由于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倍殷勤，大显骑士风度。一分钟后，女伯爵也迈着小碎步走下了楼梯。她以老鹰般锐利的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俄国伏特加并立即热泪盈眶。“俄国！”她喃喃道。“伟大而非凡的帝国！心灵的故乡。可爱的母亲。”

    “这回我的生日伏特加可剩不下了。”莫伊科夫边小声嘀咕边斟酒。

    “你换一瓶，你自制的也不错，她发现不了的。”

    莫伊科夫微微一笑道：“女伯爵，她会发现不了？她能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每一次宴会，而且包括当时喝的伏特加。”

    “可她不是也喝你制作的伏特加吗？”

    “要是没有别的可喝，她是连科隆香水也喝的。但她绝不会失去自己的品尝力的。今儿晚上咱们甭想从她那鹰爪中得到这瓶酒了。要不我们自己就得赶快喝，要不要这么做？”

    “不。”我说。

    “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做的。我们把这瓶酒留给伯爵夫人吧。”

    “我反正也没想喝它。给我倒你自制的吧，我更喜欢那味道。”

    莫伊科夫用他那单眼皮的小鹦鹉眼斜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此时想到了许多事。“好吧，”他说道，“你在许多方面都有骑士风度，路德维希。上帝赐福给你，并保佑你。”他又补充了一句。

    “保佑我什么？”

    女伯爵还没发现，他就把满满一杯酒灌进了肚里。他用大手背抹了抹嘴，然后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桌上。“永远保佑你不自我伤害，”他说，“否则还能保佑什么人不伤害你呢？”

    “您再待一会儿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说，“为了给弗拉基米尔即兴庆祝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庆祝生日了，”他对我耳语道，“有几个人能活过八十岁呢？”

    “那些八十一岁的。”

    “这已经达到《圣经》中说的高龄水平了。您愿意活这么大岁数吗？老得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享用美酒佳肴和性？这么活着多可怕！成熟得都该自杀了！”

    我对此和拉乌尔的见解不同，但我不想向他解释。我想离开这里，玛丽亚·菲奥拉正在她借来的住处等着我。

    “留下吧！”拉乌尔接着央求。“您从来都不扫人兴的，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庆祝生日，您不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必须离开，”我说，“可我过后还会回来。”

    “一定吗？”

    “一定的，拉乌尔。”

    我感到自己突然落入一种境况，几乎类似于对朋友的小小出卖。这令我一时颇为困惑，可捉摸此事又是愚蠢的，我天天见到莫伊科夫，我也知道他不在乎过生日。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走了，弗拉基米尔。也许这儿的庆祝结束前我就回来了。”

    “我不希望这样，路德维希，别犯傻。”他用自己的大巴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冲我挤了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