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2节

sp;  当杰斐逊①的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死去后，他在他的蒙蒂萨洛的寓所写道：

    ①杰斐逊(Jefferson，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美国政治家，一八○一—一八○九担任美国总统。

    我感受的损失的确是巨大的。其他人可以失去他们大量拥有的东西；但是，我哪，我却要为失去我绝不可少的一半而悲痛。我的暮年从此仅靠一条生命的纤细的线维系着。也许我注定要目睹父爱这条最后的联系断裂!

    极少感动人的哲学在此却是很动人心弦的。我们在此看到的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无病呻吟：杰斐逊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是他的国家实现独立后的第五十四年。他的遗骸覆盖着一块石头，墓志铭只有几个字：“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作者。”

    伯里克利②和狄摩西尼③为年轻的希腊人致悼词，但他们为之战斗的民族在他们之后不久就泯灭了；布雷肯里奇④在一八一七年悼念那些以他们的血使一个民族诞生的年轻美国人。

    ②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

    ③狄摩西尼(Demosthene，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三二)：古希腊的政治家。

    ④布雷肯里奇(Brackenridge，一七六○—一八○六)：美国政论家。

    有一套记载杰出美国人的书，八开本四卷；更加奇特的是，有一套记载一百余名印第安首领的生平的传记。罗甘，弗吉尼亚的首领，在邓莫尔伯爵①面前讲了这番话：“去年春天，克拉斯帕上校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杀害了罗甘的所有亲人，在活着的任何创造物的血管里，都不再流动我的血。这就是激励我复仇的东西。我设法复仇；我杀了许多人。将来会有人哭泣罗甘的死吗?谁也不会。”

    ①邓莫尔伯爵(Dunmore)：美国独立之前的英国殖民总督。

    虽然美国人并不热爱大自然，但他们却专心研究博物学。图文森德从费城出发，徒步穿越隔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把他的许多观察记录在他的日记里。托马斯?赛②，在佛罗里达和洛基山旅行之后，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昆虫的著作。威尔逊③，一位织布工人出身的画家，完成一批相当精美的油画。

    ②图文森德(Toownsend)和托马斯?赛(ThomasSay)都是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作家。

    ③威尔逊(Wilson，一七六六—一八一三)：美国鸟类学家。

    关于真正的文学，虽然作品不多，在小说家和诗人当中毕竟有几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一位名叫布朗④的公谊会教徒的儿子，是《维兰德》的作者，而《维兰德》是新派小说的泉源和榜样。布朗和他的同胞相反，说：“我更喜欢在森林中游荡，而不是打麦子。”而小说的主人翁维兰德是一个清教徒，上天命令他杀死他妻子。他对她说：“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应该死在我手里。”我抓住她的两只胳膊。她尖叫几声，企图挣脱，说：“维兰德，我不是你妻子吗?而你想杀我，啊!不!求求你!求求你!”只要她能讲话，她就喊叫着，哀求他。维兰德杀死他妻子，并且在死者的遗体旁边感到无法言喻的快乐。我们的现代文明的恐怖在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布朗是读卡莱比?威廉的书长大的，他在《维兰德》中模仿了《奥瑟罗》的一个场面。此时，美国作家库柏①、华盛顿—欧文不得不躲到欧洲，为的是在那里找到专栏和读者。英国大作家的语言在原始的大自然当中，被克利奥尔化了，外省化了，野蛮化了；人们不得不出版美国熟语汇编。

    ④布朗(Brown，一七七一—一八一○)：美国小说家。

    ①库柏(Cooper，一七八九—一八五一)，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一七八三—一八五九)：都是美国作家，他们在欧洲享有众多读者。

    至于说美国诗人，他们的语言读起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他们并不特别出色。可是，《献给傍晚的微风》、《山上日出》、《急流》，还有另外几首诗，都是值得一读的。哈勒克讴歌了临死的波扎利，而乔治?希尔曾经在希腊的废墟中游荡：“啊，雅典!你是孤独的皇后，失掉皇位的皇后!帕提侬，庙宇之王，你看见你同时代的纪念碑让时光夺去它们的祭司，他们的上帝。”

    我这个拉赫拉德和阿德朗迪德②海岸的旅行者，我喜欢听古代不知道的土地哀叹旧世界失去自由的声音。

    ②拉赫拉德(laHellade)和阿德朗迪德(l'Atlantide)：这两个词似指“失去自由”的“旧世界”的土地。

    美国面临的危险

    但是，美国能够保持它的政府形式吗?各个州会不会分裂?一位弗吉尼亚议员不是表示支持主张维护奴隶制的古代自由吗?而一位马萨诸塞议员不是捍卫无奴隶的现代自由吗，就像基督教所作的?

    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在思想和利益上不是对立的吗?远离大西洋的西部各州不会要求建立特别的制度吗?一方面，联邦制度有无足够的力量维护联合，迫使每个州留在联邦里面?另一方面，如果增加总统的权力，专制，连同独裁者的卫队和特权，会不会上台?

    美国同其他国家的隔离使它能够诞生和壮大。联邦制的瑞士能够在我们当中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小国、穷国，四周被群山环绕。它是为国王们培养士兵的苗圃，旅行者的散步场所。

    美国人民由于与旧世界隔绝，仍然生活在孤独之中；它的荒凉是它的自由。但是，它的生存条件已经开始恶化。

    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主制度的存在是一个危险，尽管这种民主非常混乱。当美国旁边只有一个大洋对岸的王国的殖民地的时候，任何严重的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不害怕竞争吗?如果双方扩军备战，如果好战精神控制华盛顿的后代，一位将军可能出现在王位上：荣誉喜欢王冠。

    我说过，北部、南部和西部各州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这些州退出联合，人们会用武力去制服它们吗?那样，会在社会躯体中散播多么严重的敌对因素呀!那些分裂的州能够维护它们的独立吗?那时，在这些州里，什么分歧都可能发生!这些海外共和国，一旦分裂出去，只可能成为在社会平衡中毫无分量的脆弱单位，或者它们将相继被它们当中的一个所制服(且将联合和外国干预的严重问题放在一边)。肯塔基州的居民是一个更加粗犷的种族，他们更加勇猛，更加善战，似乎可能变成取胜的州。在这个可能吞噬其他州的州里，个人权力不久便会建立在民众权力的废墟之上。

    我谈了战争的危险，我还应该提醒注意长期和平的危险。美国从她解放时开始，除了几个月时间，一直享有完全的和平。当成百次战役震撼欧洲的时候，他们却放心地耕耘他们的土地。由此带来人口的繁盛和财富的丰足，连同过剩的财富和人口带来的一切不便。

    如果在一个不尚武的民族中发生冲突，人们顶得住吗?财富和风尚会同意作出牺牲吗?如何弃绝生活中喜好温存的习性。及对舒适和软绵绵的安逸的追求?中国和印度由于躺在软绵绵的轻纱里，经常遭受外族统治。一个自由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被战争节制的和平状态，和一种用和平调节的战争状态。美国人头戴橄榄枝的冠冕由来已久，提供橄榄枝的树并不是这个国家天生的产物。

    唯利是图的思想开始侵人美国人的头脑；在他们身上，利益成了他们民族的恶习。在几个州，银行的活动已经受到限制，而破产威胁共同的财富。只要自由产生金钱，一个工业共和国就创造奇迹；可是，当金钱已经到手或者耗尽的时候，共和国就会丧失对独立的热爱。这种热爱并非建立在道德感情之上，而是来自对利益的渴求和对工业的迷恋。

    此外，在没有共同宗教和共同利益的各个州当中，很难创造一个祖国；各个州诞生于不同时期，有不同根源，今天生活在不同土地上，沐浴着不同阳光。在一个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和一个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之间，在一个纽约的德国人和一个新英格兰、卡洛来、佐治亚的英国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他们都被称作美国人?这位是轻浮的，喜欢决斗；这位是天主教徒、懒惰并且傲慢；这位是路德教教徒，勤劳而不使用奴隶；这位是圣公会教徒，率领黑人垦殖；这位是清教徒和商人；要多少个世纪才能使这些成员变得一致啊!

    一个腰缠万贯的贵族，带着对荣誉和称号的追求，随时准备登场。人们以为，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普遍的一致，这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团体互相瞧不起，它们之间从来不打交道；某些沙龙里，主人的高傲超过四代世袭的德国王子。这些高贵的平民贵族向往贵族门第，虽然知识的进步使他们变成平等和自由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言必称他们的祖先，傲慢的大贵族，看起来是杂种纪尧姆①的私生子和伙伴。他们炫耀用蛇、蜥蜴和新世界的虎皮鹦鹉装饰的旧世界的骑士纹章。一位比斯开的年轻贵族带着短斗篷和雨伞来到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他自称为“侯爵”，他在汽船上会被人敬重。

    ①杂种纪尧姆(Guillaume-le-Batard，一○二八—一○八七)：英国国王(一○六六—一○八七在位)。

    财富的巨大不平等更加严重地威胁平等精神。有的美国人享有一百万或两百万的收入；所以，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已经不能像富兰克林那样生活。真正的绅士由于对他的新国家感到厌倦，到欧洲去寻找旧东西；人们可以在旅店里碰见他们；他们同英国人一样，怀着荒唐的念头或者忧郁的心情“游历”意大利。这些卡罗来纳或弗吉尼亚的游荡者在法国买下毁弃的修道院，在默伦②用美国树建造英国式花园。那不勒斯往纽约派遣了歌手和化妆品商人，巴黎送去了时装和丑角，伦敦派遣了青年侍者和拳击家。但异国情调的娱乐并未使合众国更加快乐。为了消遣，人们在那里纵身跳进尼亚加拉瀑布，四周围着五万垦殖者——死亡都不能令其露出笑容的半野人。

    ②法国巴黎附近的一座城市。

    出奇的是，在财富的不平均到处蔓延和贵族开始出现的时候，外部强大的平均主义要求迫使工厂主和地主们掩饰他们的奢侈，隐藏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担心被邻居杀害。人们不承认行政权力；人们随意驱赶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掌权人，并且用新人取代。这并不扰乱秩序；实际的民主受到尊重，而人们嘲笑由同一个民主在理论上提出的法律。家庭观念很少存在；孩子一到工作年龄，就应该像羽毛丰满的鸟儿，用自己的翅膀飞翔。从这些迅速变成孤儿的一代被解放的人和从欧洲到达的新移民当中，形成流浪的人群；他们开垦荒地，挖掘运河，到处谋生而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开始在荒漠中建造房屋，而业主只偶尔来一次，住几天。

    一种冷漠的、严酷的自私自利在城市中盛行；皮阿斯特①和美元，钞票和银子，地产的涨跌，谈话都离不开这些内容；人们可能以为自己在股票交易所或者大商店的柜台旁边。报纸充满生意经和粗野的废话。美国人是否不知不觉受到气候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个规律，植物界得益，而活着的人类受到损害。这个规律受到若干杰出人物的批评，但反对意见并没有使它完全被否定。人们可以调查，美国人在哲学民主当中是否过早衰竭了，就像俄国人在文明专制中过早衰竭一样?

    ①皮阿斯特：许多国家的货币名称。

    总之，美国给人殖民地的印象，而不是祖国的印象。他们没有过去，风俗习惯是依靠法律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进入上升阶段的时候，这些新世界的公民进入各民族的行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变化得这样快的原因。固定不变的社会在他们那里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此非常厌恶，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无法原地不动和由于这种支配他们的运动的必要，因为在灶神游荡的地方，人们是无法安定的。美国人被放置在连接海洋的大路上，处于同他们的国家一样崭新的进步观点的领先地位，他们从哥伦布那里得到的使命毋宁说是发现另外的世界，而不是创造它们。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返回欧洲——海上遇险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从荒漠回到费城，而且在路上像拉封丹笔下的老头一样，匆忙写下“我刚刚讲述的东西”①，但我没有收到我等候的汇票。这是我下半生的银钱拮据的开始。财富和我一碰面，就互相厌恶。据希罗多德②说，某些印度蚂蚁拾取成堆的黄金；按照阿太纳③的说法，太阳送给海格立斯一条金船，到厄律提亚岛④登陆——那里是赫利阿得斯人的巢穴。尽管我是蚂蚁，我没有属于印度大家族的荣幸；尽管我是航海者，我从来都是乘坐杉木船只航行。一艘这样的船将我载回欧洲。船长同意我赊欠他的船费。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同好几个同胞登船；他们同我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返回法国。船的目的港是勒阿弗尔⑤。

    ①引自拉封丹的寓言《老头和三个年轻人》。

    ②希罗多德(Herodote，约公元前四八四—约前四二五)：古希腊历史学家。

    ③阿太纳(Ath6n6e))，公元二至三世纪)：古希腊学者。

    ④厄律提亚岛(Erythia)：想象的岛屿。

    ⑤勒阿弗尔(LeHavre)：法国北方港口。

    从特拉华河口一出海，我们就碰上西风；这股风用十七天时间将我们吹到大西洋彼岸。我们常常降帆航行，至多升起最小的帆。太阳只露过一次脸。船舵大致听从操纵，躲避迎面的波浪。我在阴影中横渡大西洋；我觉得大海从来不曾这样阴沉过。我自己更加阴沉，我在生活中刚迈出一步，就失望而归了。波斯诗人费里克—艾丁说：“无法在海上建造宫殿。”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好像自己正在朝一个重大灾难走去。我凝视着海浪，向它们询问我的命运；或者我写作，海的骚动使我感到不便，而不是令我担心海的威胁。

    随着我们接近欧洲，风暴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变得更加频繁，但风力同样猛烈。由于风暴一成不变地肆虐，结果在灰白的天空和铅灰色的海面，有一种杀气腾腾的平静。船长因为无法测量太阳的高度，感到担心；他爬上桅杆的侧支索，用望远镜朝天际瞭望。他在艏斜桅上布置一名水手进行观察，还在大桅楼上布置另一名嘹望哨。波浪变短了，海水改变颜色，表明我们靠近陆地了。但是，这是什么地方呢?布列塔尼水手有这样一个谚语：“看见美丽岛①的人看见他的岛屿；看见格洛亚②的人，看见他的欢乐；看见乌艾桑③的人鲜血淋漓。”

    ①美丽岛(Bene-lle)：布列塔尼的最大岛屿。

    ②格洛亚岛(Croie)：美丽岛北面的一个小岛。

    ③乌艾桑岛(Ouessant)：布列塔尼的一个小岛，以危险著称。

    有两个晚上，在浪涛的尖叫声中，在风儿吹打缆绳的轰鸣中，在覆盖和显露甲板的海浪的冲击下，我在上甲板走来走去。我们周围是一片咆哮的巨浪。我被这些冲撞和打击弄得疲倦了，第三个夜晚降临时，我去睡觉了。天气十分可怕；浪头击打着船只，变成飞溅的浪花，船的骨架仿佛要散开了。在这些喧哗中，我的吊床吱吱叫着，摇晃着。不久，我听见大捆的缆绳从甲板的一边滚到甲板的另一边，我感觉船只似乎在掉头。货舱楼梯的盖子掀开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在叫船长。黑夜和风暴中传出的这个声音有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我用心听着；我似乎听见船员们在议论陆地的位置。我跳下床；一个浪头冲进船尾仓房，淹没了船长的房间，掀翻了桌子、床、柜子、家具和武器，一切都乱成一团，滚来滚去；我走上被淹没一半的上甲板。

    当我从中仓把头伸出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壮丽景象令我大吃一惊。船曾经尝试掉头，但未能成功，船在风的推动下搁浅了。借助从云中钻出来但立即又钻回去的缺损的月亮的光芒，透过黄色的雾，我们在船的两侧，看见巨石嶙峋的海岸。在我们陷入的狭长海峡里，巨浪排山倒海；有时它们飞溅成浪花和星点；有时它们展现一个油光光的透明的平面，按照浅滩的颜色，平面呈现黑色、黄铜色和绿色的花纹。在两三分钟时间里，深渊的呐喊和风的吼叫混杂在一起；过一会，人们听见海水流动，暗礁嘶鸣，远处浪涛在轰响。从船的深处传出的声响令最勇敢的水手也感到恐慌。船头带着沙沙的声音划破厚重的波浪，在舵那边，湍急的海水形成旋涡，好像水闸放出的水。在这一片嘈杂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类似瓶子灌水的低沉的响声更令人惊惧了。

    在手提灯照耀下，罗盘地图、海图、航海日志摊开放在一个鸡笼上。在罗经柜里，一阵风吹灭了灯火。人人都在以不同方式议论陆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驶入英吉利海峡；船碰到浪就打旋儿，在盖纳塞岛和奥里涅岛之间漂流。看来，沉船是不可避免的了，乘客们抓住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希望挽救它们。

    船员当中有一些法国水手；在没有神甫的情况下，其中一位唱起献给《救苦救难的圣母》的颂歌，这是我童年时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曲。当年，我在母亲注视下，面对布列塔尼海岸反复唱这首歌。信奉新教的美国水手将他们的心愿同他们的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伙伴的歌声汇合在一起：危难教人认识他们的弱点，并且使他们同心合力。乘客和水手都聚集在甲板上。为了不被海浪冲走，或者在船的摇晃中不跌下海，有的抓住索具，有的抓住船壳板，有的抓住绞盘，有的抓住锚嘴。为了砍掉桅杆，船长叫道：“斧头!斧头!”船舵无人掌握，旋转着，发出吼叫。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水砣测量表明，船离横卧在航道上的沙滩只有四寻；海浪可能使我们越过沙滩，将我们冲到比较深的水域。但是，谁敢抓住舵柄，担负起挽救大家的使命呢?只要稍有不慎，我们就完了。

    船上有一个生来不怕死的人，在危难中挺身而出。一名纽约水手站到驾驶员撂下的岗位上。我今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身穿衬衣、布裤，光脚，蓬着一头散乱的湿发，用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握着舵柄；同时，他掉转头，望着船尾那个应该挽救我们或者毁灭我们的浪头。浪头过来了，高耸连绵，席卷整个航道，像涌进另一片海洋的潮水。在浪头之前到达的，是一只巨大的白鸟，它平静地翱翔着，好像死亡之鸟。船似乎撞着什么，船尾的龙骨碰到海底；大家都静默着，所有面孔都变得铁青。浪来了：在它冲击我们的时候，水手将舵摆动一下；船几乎要碰到沙滩，翘起了尾部，而涌来的巨浪吞没我们，将我们抬起。人们扔下水砣，水深二十七寻。乌拉声直冲云霄，我们还加上一句：“国王万岁!”上帝完全没有听见这声对路易十六的祝愿；它只是为我们自己造福。

    我们虽然离开了这两座岛屿，但并没有摆脱危险。我们无法驶过格兰维尔海岸。后退的潮水带动我们，我们绕过拉胡格角。我在这几乎变成现实的海难当中，丝毫不感到慌乱，而且也并不因为得救而感到欢乐。比诸任由时光驱赶，年轻时抛下生命会更好一些。次日，我们进入勒阿弗尔港。全城居民都跑来看我们。我们的顶桅折断了，我们的小艇冲跑了，艉楼被铲子了，每次颠簸时船舱都进水。我下船，走上防波堤。一七九二年一月二日，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虽然我以后还要离开它。我带回来的不是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而是两个不知属于哪个种族的野人：夏克达斯和阿达拉。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到圣马洛看望母亲——革命的发展——我的婚姻

    我写信给我在巴黎的哥哥，详细描写了我横渡大西洋的经过，解释我回国的原因，并且请他借钱给我支付船费。我哥哥回答说，他已经将信转给母亲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立即回信，使我能够还清我拖欠的钱，并且离开勒阿弗尔。她告诉我，吕西儿在她身边，还有贝德舅舅和他一家。这些消息使我下决心到圣马洛去；在那里，我可以就我的下次流亡问题征求舅舅的意见。

    革命像河流，越流越宽广；我发现，同我离去时相比，革命扩大了，而且泛滥了；我离开它的时候，米拉波在制宪会议里面，而现在，丹东在立法议会里面。

    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皮尔尼兹条约在巴黎公布了。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当我还在风浪中颠簸的时候，国王宣布，他已经就德国扩军问题写信给日耳曼的各位君主(尤其向特莱维的选帝侯)。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孔代亲王、德?卡洛纳先生、德?米拉波子爵和德?拉凯伊先生立即受到指控。从十一月九日开始，此前公布的一道法令已经针对流亡者，但是我急于参加的正是这些被放逐者的队伍；别人可能会望而生畏，但是强者的威胁总是使我站在弱者一边，因为我无法忍受胜利者的骄傲。

    从勒阿弗尔到圣马洛途中，我亲眼目睹法国的分裂和苦难：城堡被烧毁和荒弃；纱厂老板们出走了；女人到城里去避难。村庄和小镇在隶属于巴黎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下属俱乐部的暴虐统治下呻吟；以后，科尔得利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合并。雅各宾俱乐部的对立派，君主立宪社，或斐扬派，不再存在了；无套裤汉的可耻称呼已家喻户晓。人们对国王以“否决先生”和“我的加佩”①相称。

    ①法国大革命时，人们给路易十八的粗俗名称。

    我受到母亲和家人的亲切接待，但他们抱怨我回得不是时候。我舅舅德?贝德公爵准备同他妻子、儿子和女儿到泽西岛去。问题是要设法为我筹钱，使我能去同王储们汇合。我的美洲之行已经用去我的一部分财产；由于取消封建特权，我以幼子身份分得的产业几乎荡然无存：由于我同马耳他修会的关系，我应该享受的利益同教会的其他财产一样落人政府手中。这一切凑在一起，决定了我二生最重要的行动：家人给我娶亲，以便让我找到去为一个我并不热爱的事业送死的办法。

    在圣马洛，有一位德?拉维涅先生，他是圣路易骑士，洛里昂的前司令官。德?阿尔图瓦公爵巡视布列塔尼时，住在他家中。公爵对他的主人十分赏识，答应以后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德?拉维涅先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娶德?普拉利埃尔小姐为妻。婚后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年幼，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长女嫁给德?普莱西—帕帕尔斯科伯爵，船长，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海军元帅，他自己现在是海军准将，佩戴红勋章授带，在布雷斯特海军学校当学生总管；幼女住在祖父家，当我从美洲回来，到圣马洛的时候，她十七岁。她皮肤白皙，苗条而娇嫩，很漂亮；她像一个小女孩，一头天然卷曲的金发垂在肩上。人们估计她有六十万到七十万财产。

    我的姐姐们，有意思让我娶同吕西儿关系甚好的德?拉维涅小姐为妻。事情酝酿过程中是瞒着我的。我只是远远见过她三四次；当我在沙滩上与我的老情人——大海——嬉戏的时候，我看见她在“犁沟”上，我是从她的玫瑰色皮袄、她的白长袍和她被风吹拂的鬈发认出她的。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当丈夫的资格。我充满幻想，有许多憧憬；由于闯荡，我生命的活力倍增。我被缪斯折磨着。吕西儿喜欢德?拉维涅小姐，认为这件婚事可以使我获得独立的财产。我说：“按你们的意思办吧!”在我身上，从事社会活动的我是不可动摇的，私人生活中的我则完全听人摆布，而且为了避免一个小时的烦扰，我愿意当一个世纪的奴隶。

    事情很快得到祖父、叔伯和主要亲戚的赞同，问题是要说服德?沃维尔舅舅——一位坚定的民主派。他反对他的侄女同一个我这样的贵族结婚，尽管我与贵族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以为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但我虔诚的母亲要求我们的婚礼由一名“未宣誓”的神甫主持，这样，婚礼就只能秘密举行了。德?沃维尔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向法庭提出控告，指责我们绑架、违反法律，借口是德?拉维涅小姐是由他祖父抚养大的。变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德?拉维涅小姐以法律的名义被带走，安置在圣马洛的维多利亚女修院，等候法庭裁决。

    在这一切当中既没有绑架，也没有违法、冒险和爱情；这件婚事只有传奇故事的坏的方面：事实真相。经过辩护，民事法庭判决婚姻有效。两家家长赞同，德?沃维尔先生不再追究。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得到不少钱，不再反对为婚配降福；随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走出女修院——吕西儿陪她住在那里。

    这是一个我需要了解的新人。她给我带来了我想得到的一切。我不知道有谁比我夫人更加聪明。从你的表情，她就能猜出你的思想和想讲的话，什么事都瞒不过她。她聪敏，有教养，写东西笔下生花，说话头头是道；她佩服我，但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因为她担心在其中碰到同她的看法不同的思想，或者发现别人低估了我的成就。她喜欢发表意见，而且她了解情况，看法常常是中肯的。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缺点——如果她有的话，来自她太多的优点；我的非常确凿的毛病来自我的优点太少。人们很容易做到忍让、耐心、殷勤和好脾气，当人们什么都不在乎，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好事和坏事都以绝望和令人绝望的方式回答的时候：“这有什么关系呢?”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比我更好，尽管她不那么容易接近。我对她的态度是否无可指责呢?我对我的伴侣是否倾注了她应该得到的感情呢?她对此是否有过抱怨?作为她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感情的报偿，她享受过幸福吗?她分担了我的厄运；她坐过恐怖时代的监狱，受过帝国的迫害，尝过复辟王朝的苦难，而且她不曾享受做母亲的欢乐，无法抚慰她的忧伤。她如果同别人结婚，也许会有孩子，在孩子身上她会倾注她的全部母爱；她不曾享受令风华正茂的女子感到安慰的母亲的荣誉和温情，她在孤独中迈向晚年。由于她常常不同我住在一起，而且对文学反感，分享我的姓氏的光荣并没有给她带来补偿。只是为了我，她才显得羞怯和胆小；她的经常性的不安情绪剥夺了她的睡眠和治愈她的痛苦的时间：我是她经常生病和反复发作的根源。我能够将她有时对我缺乏耐心，同我给她造成的忧伤相提并论吗?她克服障碍，开办了玛丽—泰雷兹医疗所；我能够将我的优点同她的品德相比较吗?我做的工作在这位女教徒的成就旁边算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两人将来到上帝面前报到的时候，受到谴责的将是我。

    总之，当我审视我的天性和它的缺陷的时候，能够断言这件婚事损害了我的命运吗?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闲暇和休憩；我可能会在某些社交圈子里和某些名人那里受到更好的接待；但是，在政治上，虽然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令我气恼，可是她从未阻止我的行动，因为，在这方面同在荣誉方面一样，我只根据我的感情作出判断。如果我是独立的，我会写出更多的作品吗?我的作品会更好一些吗?如果我在国外结婚，我可能会停止写作，放弃我的祖国。读者将会看到，我不是有这种机会吗?如果我不结婚，由于我生性的弱点，我会不会落进某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手中呢?我难道不会像拜伦一样，浪费和玷污我的时光?今天，我年事已高，狂热的爱情已经舍我而去；我今天只留下空虚和遗憾：不被人尊重的单身汉，受骗或醒悟；对于那些不想听我的陈旧歌曲的人反复歌唱的老鸟。我的愿望的完全满足不会给我的竖琴增加一根琴弦，给我的歌声增加一个更动情的声调。我的感情的限制、我的思想的隐秘，可能更加增加了我的歌声的力量，以一种内在的热情、暗暗燃烧的火焰激励我的作品，这种火焰在爱情自由的空气中也许会吹散的。由于被一个不可解脱的羁绊限制着，我开始时以少量苦涩的代价获得我今天品味的甜蜜。在我生命的苦难中，我只保留不可治愈的部分。因此，我对我妻子怀着亲切的感激之情，她对我的眷念既感人，又深刻、诚恳。她总是激励我尊重义务——如果不是激发我执行义务的力量——使我的生命更加庄重、更加高贵、更加令人尊敬。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巴黎——旧友新朋——巴尔特莱米神甫——圣昂热——剧场

    我于一七九二年三月底结婚；四月二十日，立法会议向刚刚继承王位的弗朗索瓦二世宣战。同月十日，人们在罗马将伯努瓦?拉布尔列为真福者：这就是两个世界。战争使剩下的贵族纷纷跑到国外。一方面，迫害变得变本加厉；另一方面，留在国内的保皇派都被视为胆小鬼。我必须到我远道归来寻找的那个阵营里去。我的舅舅贝德和他一家坐船到泽西岛去了，而我同我妻子和我姐姐——吕西儿和朱莉——来到巴黎。

    我们叫人在圣日热曼区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在名叫菲鲁的死胡同里，是一座名为“维莱特”的小公馆。我急于结识朋友。我去看那些过去有联系的文人。在新面孔当中，我看见博学的巴尔特莱米神甫和诗人圣昂热①。按照尚特路沙龙的看法，神甫过分突出了雅典的闺房。奥维德②的译者并不是一个缺乏才气的人；才干是一种禀赋，一个孤立的东西；它可能同其他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也可能和它们分开。圣昂热就是一个证据；他极力使自己不显得愚蠢，但他仍然做不到这一点。我一直很欣赏贝纳丹—圣皮埃尔的笔调，但他缺乏才能，而且不幸得很，他的性格同他的才能属于同一水平。由于他才智有限，也由于他缺乏高尚的灵魂，在《人性研究》中，有多少描写是败笔!

    ①圣昂热：他真正姓名是昂热—弗朗索瓦?法利欧(一七四七—一八一○)，他翻译了奥维德的作品。

    ②奥维德(Ovide，公元前四三—一七)：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吕勒利耶尔于一七九一年，在我前往美国之前，突然去世。我以后在圣德尼见过他的小房子，还有喷泉和爱神雕像，雕像下面刻着这样的诗句：

    埃格蒙和爱神曾在此逗留：

    他俊美的形象

    倒映在波动的泉水中：

    埃格蒙走了；惟有爱神羁留。

    当我离开法国时，巴黎的剧场还在上演《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①，回响着这样的唱段：

    ①《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Epimenide)：一部由德?奥利维尔(CarbondeFlinsdesOliviers)写的喜剧。

    我爱我们的保卫者的

    战斗品德，

    可是，我憎恨

    残暴民众的狂热。

    在可怕的欧洲，

    愿我们永远自由，

    也愿我们永远善良，

    保持法兰西精神。

    我回来的时候，《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不再上演；要是有人唱这首歌，那就是谋害作者了。现在演出《查理九世》②。这个剧能够风靡巴黎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警钟、手持匕首的民众、对国王和神甫的仇恨是这个悲剧的幕后彩排，而演出是公开的。初出茅庐的塔尔玛继续走红。

    ②《查理九世》(CharlesIX)：一部由谢尼耶(Marle-JosephChenier)写的悲剧。

    当悲剧染红街道的时候，田园剧却风靡剧场。台上只看见天真的牧人和纯洁的牧羊姑娘。在芦笛的呜咽中，在喁喁私语的蒂尔西斯和边打毛线边列席国民会议的平民妇女面前，田野、小溪、羊群、鸽子、茅屋下的黄金岁月复活了，而他们在进剧场之前，观看了断头台的表演。如果桑松有时间，他可能也会扮演卡兰这个角色，而泰胡阿涅?德?梅里古尔小姐也许会扮演巴代。国民会议议员以自己是最宽恕的人自诩。他们是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他们带孙子去散步；他们喂孙子吃饭；他们被孙子天真的游戏感动得流泪；他们温柔地将他们的羊羔抱在怀里，将载着受害者去受刑的大车的“马马”指给他们看。他们讴歌大自然、和平、同情心、善良、天真、家庭的节操；为了人类的至福，这些因为善良而怡然自得的人以极敏锐的同情心，叫人砍掉他们邻居的头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