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4节

果这个文学基金，在我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从南安普敦到伦敦时就存在，它也许会替我支付看病的诊费。那时，我舅舅贝德的儿子、我表兄布埃塔阿代安排我住在霍鲍尔的一间顶楼上。人们曾经希望出现奇迹，通过改变环境使我恢复当兵所需要的体力。但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每况愈下。我肺部有毛病；我瘦削而苍白，咳嗽，呼吸困难，出盗汗，咯血。和我一样穷困的朋友带我到处求医。那些希波克拉底①让成群的叫花子在他们门口等候，以一畿尼的代价向我宣布，我的病只能忍耐，还加上一句说：“T'isdone，dearSir．”(没治了，亲爱的先生)。以其关于溺水者的实验出名的戈德温医生比较慷慨：他免费给我看病；但他以冷酷的态度(他对他自己也如此)对我说，我还可以活几个月，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我注意不让自己劳累的话。“你不要打算从事长期工作。”这是他的诊断结论。

    ①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对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断言，除了不可避免地引起我感情上的悲哀，也给我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革命论》的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和《革命论》本身的一段话，可以用这种精神状态来解释：“由于受到一场希望甚微的疾病的打击，我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一切；对于离开坟墓才几步路的旅行者，他受到坟墓的肃穆气氛的感染。”贯穿《革命论》的苦涩的思考是不奇怪的：这本书是我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对我的宣判和执行之间写的。一位生活在流亡的穷困之中，而且相信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的作家，不可能带着欢笑面对世界。

    但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恩赐给我的时光呢?我本来可以靠我的剑生活或者很快死去，但剑已经与我无缘；我还能做什么呢，拿起笔?我这杆笔既没有名气，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我与生俱来的文学趣味、童年的诗作、我的游记草稿，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注意?我有意写一部对历次革命进行比较的著作；我考虑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趣味。但是，谁会印刷这本没有人推荐的书呢?在写作过程中，谁来养活我?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我也要找到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支撑我的办法。我的三十个路易已经用了不少，不久就要用光，而且除了我个人的不幸，我还要忍受流亡者共同的困境。我在伦敦的朋友都有工作：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同他们的妻子编织草帽，还有人教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法语。他们都生活得挺快活。轻浮——我们民族的这个缺点，此刻变成美德。他们当面嘲笑命运女神；这个女贼异常尴尬，把人们不再向她乞求的东西带走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佩尔迪埃——文学工作——我同安岗的交往——我们的散步——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佩尔迪埃①，《DominesalvunfacRegem》②的作者和《使徒行传》的主编，在伦敦继续他在巴黎的事业。他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缺点，但他充满无可救药的小毛病：放荡，恣意妄为，挥金如土，既是正统派的仆从也是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③的大使，德?“柠檬水”伯爵的外交通讯员，人们用糖支付他的薪俸，他拿来换香槟酒喝掉。这位用袖珍小提琴演奏革命的伟大乐章的维奥莱先生①式人物，以布列塔尼同乡的身份来看我，表示愿意帮助我。我同他谈起我写作《革命论》的计划，他十分赞赏，大声说：“这好极了!”他建议我到印刷商贝利先生那里去住，他的报纸就是在贝利那里印的。黛博夫书店可以负责销售，而他将在他的报纸《暧昧》上大吹大擂，同时可以在伦敦出版的《法国信使报》上介绍。佩尔迪埃对什么都充满信心：他说，因为我参加过围攻蒂永维尔的战斗，他要设法让人给我颁发圣路易十字勋章。我的吉尔?布拉斯②身材高瘦，笨手笨脚，头发上擦了粉，没有戴帽子，不停地嚷嚷和讲笑话；他把帽子压低在耳朵上，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贝利那里。印刷厂老板很爽快，租给我一个房间，月租一畿尼③。

    ①佩尔迪埃(Pelletier，一七六五—一八二五)：论战家，保皇党。

    ②拉丁文：《上帝，救救国王吧!》

    ③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他出身黑奴，后来在海地北部自称国王。

    ①维奥莱：作者北美之行中讲到的一个法国人，他在美洲教土著人跳舞。

    ②吉尔?布拉斯(GilBlas)：法国作家勒萨日创造的人物，招摇撞骗者的典型。

    ③畿尼：英国旧金币，一畿尼相当于二十一先令。

    我的前程似锦；但是，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佩尔迪埃给我提供一些拉丁文和英语的翻译工作。白天，我翻译；晚上，我写《革命论》。在这本书里，我放进我自己的一部分旅行经历和一些随想。贝利向我提供书籍，我又在书摊上乱买了一些旧书。

    我在到南安普敦的船上碰见的安岗和我来往密切。他知识广博，耕耘文学，偷偷地写小说，而且把他写的小说的片段念给我听。他住的地方离贝利的印刷厂很近，在一条通向霍鲍尔的小街尽头。每天上午十时，我同他一起吃早饭；我们谈论政治，尤其谈论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我夜间工作——写《革命论》——的进展；然后，我回去从事我白天的工作——翻译。我们又聚在一间小咖啡馆吃午餐，一人一个先令；离开咖啡馆，我们到野外去。我们也常常独自去散步，因为我们都喜欢纵情遐想。

    这个时期，我常常到肯辛顿或威斯特敏斯特去。我喜欢肯辛顿；我喜欢在它的偏僻角落闲逛，而靠近海德公园一带挤满衣着华丽的人群。我的穷困和周围的富裕、我的孤独和人群的熙攘形成反差，我喜欢差别。我在远处带着模糊的憧憬看着年轻的英国女人走过；过去，我的女精灵曾经让我感受这种感情；在用我狂热的爱情将她打扮之后，我几乎不敢抬眼看我的杰作。我认为已经临近的死亡，使我对自己差不多要走出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个世界对坐在松树下的那个外国人看过一眼吗?哪一个美丽的女人想到过勒内的无形的存在?

    在威斯特敏斯特，有另一种消遣：在迷魂阵般的坟墓中，我想象不久之后，会有我自己的墓穴。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半身像永远不会放在这些名人的雕像当中!跟着，我眼前出现君王们的陵墓：在他们当中，克伦威尔不复存在，而查理一世也不见踪影。一名叛徒——罗贝尔?德?阿尔图①——的骨灰埋在一块石板底下，我用我忠实的脚践踏它。查理一世的命运刚好延伸到路易十六头上；在法国，每天都有人倒在屠刀下，而我的亲人的墓穴已经掘好。

    ①罗贝尔?德?阿尔图(Robertd'Artois)：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

    唱经班领班的歌声和行人的谈话打断我的思考。我不能常常参观公墓，因为我不能将我生活必需的先令送给看守死者的门卫。这样，我就同小嘴乌鸦一道在修道院外面徘徊，或者停下来观赏那两座大小不同的钟楼；旧城烟雾的黑色帷幔下，落日的余晖将钟楼染得血红。

    一次，为了欣赏夜色降临后大教堂内部的情景，我沉醉于对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建筑物的赞美，乐而忘返。被“基督教阴沉辽阔”(蒙田)的感情所支配，我慢慢逛着，结果出事了：大门已经关闭。我试图寻找一个出口；我叫守门人，我撞门，但除了寂静中传来的回响，这一切都毫无效果；我不得不同死者共眠了。

    为了挑选我的寄居之所，经过一番犹豫，我在祭廊里，在骑士们和亨利七世的双层祭台底下，在切特姆公爵的墓旁止步。在楼梯和用栅栏封锁的侧翼人口，面对手拿镰刀的大理石死神，一根嵌入墙壁的石床给我提供了庇护所。一条裹尸布的褶子，也是大理石的，充当我的床榻。我以查理五世为榜样，逐渐习惯于我的葬身之地。

    我在头排包厢里，直面眼前的世界。这些圆顶之下，聚集了多少辉煌呀!但是，现在剩下什么呢?苦难同幸福一样也是虚妄的；不幸的简?格雷①同幸福的阿丽克丝?萨里斯伯利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骷髅没有那样可怕，因为他没有头颅；由于他承受的苦刑和他缺乏使他秀美的东西，他的骨架变得美丽。在这阴森的大厅堂，优胜者克雷西②的比武，亨利八世的金毯营游戏不会重新开始。培根、牛顿、弥尔顿也被深深地埋在地下，和他们同时代最卑微无闻的人一样过去了。我这个被排斥的可怜流浪汉，因为曾经是这些著名的、强大的、享尽人间欢乐的死者中的一员，能接受不再是我现在这样被人遗忘的痛苦的小人物吗?啊!生活不仅是这一切!如果我们从这世界的边岸看不见神圣之物，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时间是隔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重帷幕，就像我们的眼睛和光明之间的眼皮。

    ①简?格雷(JaneGray，一五三七—一五五四)：英国贵夫人，被玛丽?都铎处死。

    ②克雷西(Crecy)：法国小城。

    我蜷缩在我的大理石被褥之下，从这些崇高思想走下来，满足于对所处地点和时间的真实感受。我的夹杂快乐的烦恼同从前冬天我在贡堡塔楼上听风儿呼啸时的感受类似：风声和阴影的性质是相同的。

    我对黑暗逐渐习惯了，我隐隐约约看见坟墓间的雕像。我注视着英格兰圣德尼教堂的突出轮廓，我觉得过去的事件和流逝的年华是从哥特式灯柱上落下的，整个建筑物好像变成化石的各个世纪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一整块石头雕成的。

    我听见挂钟响十点，十一点；在这个地方，敲钟的钟锤和我是仅有的活物。外面，只听见车辆驶过，更夫喊叫：我觉得远处传来的这些声响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泰晤士河的雾霭和地上的煤烟飘进大教堂，在那里散布第二重黑暗。

    终于，一线曙光在最黑暗的角落显现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束光线逐渐扩大；光线来自被叔叔杀害的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吗?伟大的悲剧作家①说：“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躺在一起；他们用他们纯洁的、方解石般洁白的手臂拥抱着对方，他们的嘴唇像同一根茎上的四朵鲜红的玫瑰，光艳夺目，互相接吻。”上帝并未给我送来这样悲哀和可爱的孩子，但是，一名少女轻盈的身影出现了，她手里拿着一支卷成贝壳状的纸遮住的蜡烛：她是敲钟女孩。我听见一声接吻声，随后晨钟敲响了。当我和她同时走出廊门的时候，敲钟女孩惊骇不已。我向她讲述了我昨夜的遭遇；她对我说，她来代替她生病的父亲干活；我们没有提起接吻。

    ①指莎士比亚，下面的句子引自他的剧本《查理三世》。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困境——出乎意料的援助——俯临公墓的住宅——新难友——我们的快乐——我表兄德?布埃塔阿代

    我的遭遇令安岗大为开心，而且我们计划一起将自己关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里面；可是，我们的穷困以不那么富于诗意的方式将我们召唤到死者那里。

    我们的钱用光了：凭一张若销售不成功予以赔偿的保证书，贝利和黛博夫冒险开始印刷《革命论》。从这时开始，他们就不再慷慨了，当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对他们的大胆甚至感到吃惊。翻译工作没有了。佩尔迪埃是一个寻欢作乐的人，对于长期帮助别人感到厌烦。如果他不是更喜欢吃喝的话，他可能会把一切都给我。但是，要他到处替我找工作，持之以恒，对于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安岗也眼看自己的财富日益减少；我们一共才有六十法郎。我们减少饮食量，就像在一条延长航程的船舶上一样。以前我们午餐每人花一先令，现在我们只花半先令。早晨饮茶时，我们少吃一半面包，取消黄油。这样节制饮食使我的朋友感到无法忍受。他经常心不在焉；他竖起耳朵，好像听谁讲话似的；有时他独自放声大笑，或者流泪。安岗相信动物磁气①的存在，被斯维登堡②那些玄乎其神的理论弄得神魂颠倒。他早上对我说，前夜有人吵闹，使他不得安宁；如果我对他说他在胡思乱想，他就会发脾气。他的状态使我感到不安，并且使我忘记自己的痛苦。

    ①动物磁气：十八世纪德籍医生麦斯麦提出的学说。

    ②斯维登堡(Swedenborg，一六八八—一七七二)：瑞典著名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

    其实，我自己的痛苦也是严重的：苛刻的节食，加上工作，使我的肺病恶化；我开始感到走路困难，但是，我白天和大部分夜晚是在外面度过的，以免别人发现我的困窘。当我们只剩下最后—个先令的时候，我们决定把钱留着，只装装吃饭的样子。结果，我们只买了一个两苏的面包，我们和平常一样叫人端来开水和茶壶；但是，我们没有往茶壶里装茶叶，我们吃光面包，只是将糖罐里剩下的一点糖末冲水喝了。

    五天这样过去了。我饥饿难忍，发烧了；我无法入眠；我把几块布浸在水里，吮吸湿布团；我啃噬青草和纸张。当我从面包铺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的痛苦是可怕的。在一个严冬夜晚，我站在一间卖干果和熏肉的铺子前面待了两小时，望着那些食物解馋；如果可能，我不仅会吃掉那些食品，而且会吃掉那些装食品的盒子、篮子和篓子。

    第五天上午，我几乎不能动弹了，我拖着身子来到安岗住的地方。门关着，我敲门；我叫他，安岗有一段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起来了，给我开了门。他不自然地笑着；他身上的礼服扣了扣子；他坐在餐桌前，以异乎寻常的声调说：“我们的早餐快来了。”我看见他衬衣上仿佛有一些血迹；我蓦地解开他的礼服：他用小刀在自己胸部左侧刺了一个两寸深的口子。我叫救命。女仆跑去找来一名外科医生。伤势是危险的。

    这新的不幸事件迫使我下了决心。安岗是布列塔尼议会的参议员，曾经拒绝接受英国政府向法国法官提供的薪俸，就像我不愿接受每天赐给流亡者的一个先令的施舍一样。我给德?巴朗坦①先生写信，向他透露我朋友的境况；安岗的亲戚立即赶来，将他带到乡下。在同一时候，我舅舅贝德叫人给我送来了四十埃居，这是我的被迫害的家庭所做的令人感动的奉献。我仿佛看见秘鲁的全部黄金：法国囚徒的钱喂养流亡的法国人。

    ①德?巴朗坦(Barentin)：路易十六的掌玺官，当时流亡在伦敦。

    我的穷困成了写作的障碍。由于我不再交原稿，印刷中断了。由于没有安岗陪伴，我不再保留贝利租给我的一个月一畿尼的住宅；我支付了到期房租，走了。在那些最初充当我在伦敦的保护人的穷流亡者底下，还有一些更加缺吃少穿的人。同在富人之间一样，穷人当中也有不同的等级；从冬天抱着狗取暖的人到身穿破衣服发抖的人，什么人都有。我的朋友给我找到一个对于我日益减少的财富更加适合的房间(人们并非总是飞黄腾达的)。他们将我安顿在玛丽勒保纳街附近，那是一间顶楼，天窗对着坟场。每天晚上，守坟者的木铃声告诉我，有人刚才偷走了尸体①。我得知安岗已经脱离危险，于是心中放下一块石头。

    ①当时尸体解剖是非法的，所以常常有人偷盗尸体用于医科学校的解剖课程。

    我的同伴们常常到我的工作室来看望我。看到我们无羁无绊和我们的穷困，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当作罗马废墟的画家；我们是描写法国废墟的落魄艺术家。我的面孔充当写生的实物，我的床是我的学生的座位。这张床就是一张床垫和一条被子。我没有床单；天冷的时候，除了被褥，我再加上衣服和一张椅子。我太虚弱，无力移动床，它始终保持上帝给它安排的位置。

    我的表兄德?布埃塔代由于不能付房租，被人从一间爱尔兰人的破房子里赶出来，尽管他已经把他的提琴送到当铺里去了；为了逃避警察，他躲在我那里；一位下布列塔尼的副本堂神甫借给他一张行军床。布埃塔代同安岗一样，是布列塔尼议会参议员；他没有头巾包头；但他逃跑的时候，带着武器和行李，即他的方帽子和红袍，这样，他就盖着他的大红袍子睡在我身边。他很滑稽，精通乐器，有一个动听的嗓子。我们不睡觉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坐在行军床上，戴着方帽子，用一个只有三根弦的吉他给自己伴奏，唱起浪漫曲。一天晚上，他这样哼着梅塔斯塔齐奥①的“维纳斯颂歌”：Scendipropizia②：一阵穿堂风吹过来，把他的嘴吹歪了，痛得他要死。但他并未立即死去，因为我热忱地给他搓面颊。我们在我们高高在上的房间里举行会议，议论政治，评论流亡者当中的流言蜚语。晚上，我们到我们姑姑和表妹家去跳舞，厮混在丝带装饰的时装和各色帽子之间。

    ①梅塔斯塔齐奥(Metastase，一六九八—一七八二)：意大利诗人，歌词作者。

    ②意大利文，意思是：“你下来吧，慈悲的……”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盛大的节日——四十埃居用光——新的困境——客饭——主教——在伦敦酒馆午餐——卡姆登的手稿

    读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的读者也许没有发现，我的回忆录已经中断两次了：一次是为了宴请约克公爵，英国国王的弟弟；第二次，是七月十八日为法国国王返回巴黎举行的庆祝晚会。这次活动我花掉四万法郎。大不列颠帝国的贵族院议员及他们的夫人、大使们、有名望的外国人将我的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客厅挤得满满的。我的餐桌闪烁着伦敦水晶的光泽和塞夫勒瓷器的流金溢彩。最精美的菜肴、葡萄酒和花朵应有尽有。波特兰广场停满闪闪发光的车辆。科利内和阿尔玛克的音乐使面带时髦的忧郁表情的纨绔子弟和服饰典雅的太太们着迷。反对派和执政的多数派休战：坎宁夫人和伦敦德利公爵交谈，泽西夫人同威灵顿公爵聊天。国王的大弟托人告诉我，他祝贺我一八二二年盛会的豪华，但他不知道，一七九三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为了等候他大驾光临，一位未来的部长，由于一片忠心，在一个公墓旁边的楼上挨饿。今天，我庆幸自己冒过沉船的风险、上过战场、分担过社会最微贱的阶级的痛苦，就像我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因为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诽滂而感到洋洋自得一样。我从中吸取了教训。生活如果没有使其变得庄严的痛苦，是儿童的玩物。

    我曾经是腰缠四十埃居的人①；但是，在发财之前和商品降价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取代我空空如也的钱包。我的家庭在布列塔尼蒙受朱安党叛乱和恐怖时代的双重灾难，我不能期望它给我提供新的接济。除了医院或泰晤士河，我看不到别的前景。

    ①影射伏尔泰写的一篇同名故事。

    流亡者的仆人，由于他们的主人无法再养活他们，自己变成饭店老板来养活他们的主子。上帝才知道他们用什么残羹剩菜招待客人!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饭桌上如何谈论政治!共和国的一切胜利都被讲成失败，如果偶然有人对立即实现复辟的可能表示怀疑，他就会被人当作雅各宾派。两位半死不活模样的大主教，春天在圣雅各公园散步：其中一位说：“大人，你是否相信我们六月份能回法国呢?”——“大人，”另一位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神通广大的佩尔迪埃将我从我所在的角落里挖掘出来，或者毋宁说将我从我所在的巢穴里赶出来。他在一张雅茅斯萨福克报纸上看到，一个古董收藏家协会打算研究该郡的历史，招聘一位能够阅读十一世纪法文的法国人，辨识卡姆登藏书中的手稿。贝克尔斯的牧师是这件工作的负责人：应该同他联系。“这是你干的活，”佩尔迪埃对我说，“去吧，你能够弄懂这些古老玩意的；你要继续向贝利寄《革命论》的手稿，我会迫使他重新开印。你赚两百畿回伦敦，作品也完成了，何乐不为呢?”

    我想表达一点不同意见，他嚷道：“嗨!真见鬼!你想留在这座‘宫殿’里吗?这地方我都冷得受不了哪。如果里瓦洛尔、尚普塞贝兹、米拉波—托诺和我这样挨冻的话，我们会成为《使徒行传》的头号新闻!你不知道安岗的事闹得满城风云吗?难道你们俩都想死在这里不成?哈!哈!哈!得了……!哈!……”佩尔迪埃笑得前俯后仰，双手扶着膝盖。他刚把一百份他编的报纸送到“殖民地”书店，而且收了货款；他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叮叮作响。他拖着我，连同患抽风的布埃塔代，和他碰见的两个衣衫褴褛的流亡者，到伦敦酒馆吃饭。他让我们喝波尔图葡萄酒，吃牛排和布丁，撑得我们要爆裂了。他对我表兄说：“怎么样?伯爵先生?你的嘴怎么歪的?”布埃塔代，既感到不快，也感到高兴，尽他的最大可能解释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在唱“ObellaVenere”①这几个字的时候，突然嘴歪了!我可怜的歪嘴表兄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如此痛苦、如此僵硬、如此无奈，以致佩尔迪埃身子往后仰，放声狂笑，他翘起来的双脚，几乎把饭桌掀翻了。

    ①意大利文：“美丽的维纳斯!”

    我经过考虑，觉得我的同乡的建议是蛮不错的；他的为人同我的另一位同乡——“圣贤”——一模一样。经过五天联系，在佩尔迪埃的裁缝给我做了几身衣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借给我的一点钱，出发去贝克尔斯；黛博夫同意借钱给我是因为我保证继续写完《革命论》。由于我的名字英国人念起来很困难，我改名为贡堡，这是我哥哥用过的名字，它让我想起我童年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住进旅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的信去见牧师。黛博夫在英国图书界是一位很受尊重的人，他把我推荐给牧师，说我是一流学者。我受到热烈欢迎，我同当地的所有绅士见面，而且我碰见法国皇家海军的两位军官，他们在那里教法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在外省工作——我哥哥的死——我的家庭的不幸——两个法国——安岗的信

    我恢复了体力；骑马散步使我的健康状况略为改善。日常生活中的英国是阴沉的，但有迷人之处。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景色。贡堡先生被邀请出席所有的聚会。我的命运的初步改善归功于我的学业。西塞罗倡导在生活悲哀的时候耕耘文学，他是有道理的。女人们很高兴碰见一个法国人，以便操练她们的法语。

    我从报纸上得知我的家庭遭遇的不幸，使人们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因为我无法掩饰我的痛苦)，这更增加了社交界对我的兴趣。报纸报道德?马尔泽尔布先生、他女儿德?罗桑波庭长夫人、他孙女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夫人和他的孙女婿、我哥哥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死讯；他们是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同一断头台被杀害的。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在英国人当中很受崇敬；我同这位路易十六的捍卫者的亲戚关系更增加我的主人的友善。

    我舅舅写信，将其他亲人所受的迫害告诉我。我年迈和杰出的母亲同其他被害者一样，被扔在马车上，从布列塔尼深处押到巴黎，投进监狱，让她分享她宠爱的儿子的命运。我的妻子和我姐姐吕西儿被关在雷恩的监狱里，等待判决。人们曾经考虑将她们关进变成国家要塞的贡堡：她们无辜受到指控，仅仅因为我犯了流亡之罪。同那些留在祖国的法国人所承受的苦难相比，我们在异国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流亡的苦难之中，得知我们的流亡变成我们亲人受迫害的借口，这令我们多么痛苦!

    两年之前，我嫂嫂的结婚戒指在卡塞特街的沟渠中被人拾获。人们把戒指给我送来：戒指已经损坏了，两个小环串在一起吊着；上面刻的姓名仍然清清楚楚。这只戒指是怎么找到的?它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失的?关在卢森堡公园的受害者在押往刑场途中，是否从卡塞特街走过?这只戒指是在行刑之后从她手指上剥下来的吗?看见这个象征物，我非常激动，它的损坏和它上面的铭刻让我记住亲人的悲惨命运。看来，是我嫂嫂从阴间将这只戒指送来给我，作为对她和对我哥哥的纪念，这中间有某种神秘和命中注定的东西。我将戒指交给她儿子：但愿戒指不会给他带来不幸!

    亲爱的孤儿，你母亲的影子，

    我在此为你乞求上天，

    愿你享受你父亲不曾享有的幸福，

    愿你拥有你叔叔没有的孩子。

    当我侄儿结婚的时候，这段蹩脚诗，还有另外两三段，是我送给侄儿的惟一礼物。

    我还保留另一件证实这个惨祸的纪念物：贡坦桑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查阅巴黎市的档案时，找到革命法庭将我哥哥和他的家庭送上断头台的命令：

    子爵先生，

    在一个经受了许多苦难心灵里，唤醒那些最痛苦的回忆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种考虑使我犹豫再三，最后才决定将这份十分令人悲伤的材料送给你；这材料是在我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找到的。这份死亡公证书由一个同死亡一样无情的人签署；每次他看见某颗头颅上汇集了声名和美德，就写下他的名字。

    我希望，子爵先生，你不会因为我给你的家庭档案增加了这份使人想起这些残酷时刻的材料而过分责怪我。我估计这份材料对你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它有价值，于是我想到送给你。如果我不冒昧的话，我因此感到双重的荣幸，用这个行动，我可以向你表达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尊重和诚挚的崇敬。子爵先生，我是你非常谦卑、非常顺从的仆人。

    阿?德?贡坦桑

    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塞纳省政府

    下面是我对这封信的复信：

    先生，我曾经叫人到圣夏佩尔教堂寻找我不幸的哥哥和他妻子的诉讼材料，但他们没有找到你寄给我的命令。这道命令和其他命令，连同里面被涂改的字句，残缺的姓名，在上帝法庭上会拿到富基埃面前，他必须承认是他签的名。这就是人们所惋惜的时代；为了它，有人写下歌功颂德的著作!而且我羡慕我哥哥：至少他在多年之前就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在你美丽和高贵的来信中，对我表达的敬重，并请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等等。

    这张处死令证明，屠杀是以何等轻率的方式犯下的：有些姓名的拼写不正确，还有些模糊不清。这些形式上的毛病本来足以使一个普通判决书失去效力，但并不能够阻止刽子手；他们只重视死亡的准确时间：“五时正”。下面是原文，我照抄不误：

    刑事判决执行人

    革命法庭

    刑事判决执行人应该遵照命令，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对下列罪犯处死的判决：穆塞、德斯布梅尼、夏普里耶、图莱、埃尔、拉穆尼瓦翁?马尔泽布尔、勒佩尔蒂埃(女)、夏多?布里昂及其妻子(名字抹去，无法辨识)、寡妇迪萨特莱、前格拉蒙公爵的妻子、罗沙舒阿尔(女)和帕尔蒙基耶等一共十四人。死刑将于今天五时正，在本市革命广场进行。

    检察官富基埃

    法兰西共和历第二年花月三日

    车两部。

    热月九日救了我母亲的命；但是，她被人遗忘在巴黎裁判所监狱里。国民公会的特派员看见她，对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女公民?”我母亲回答说，她失去了儿子，她不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死在监狱里面或外面对她是无所谓的。“你可能还有别的孩子吧?”特派员问她。我母亲讲出我妻子和我姐姐的名字，她们被关在雷恩。将她释放的命令很快下达，她不得不离开监狱。

    在这场革命的历史中，人们忘记将外部法国的图画放在内部法国的图画旁边，忘记描写那些数量众多的流亡者，他们在异国不同的气候和风俗中，以不同手段谋生，忍受了各种痛苦。

    在法国之外，一切都是个人的事情：地位的变化，默默忍受的不幸，无声的、无报偿的牺牲。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大杂烩当中，保留着固定的想法；古老法兰西浪游时带着它的偏见，它的信徒，就像上帝的教会过去在大地上漫游时，带着它的德行，它的殉道者。

    在法国国内，一切都是群众的事情。巴里埃宣布屠杀和征服，内战和同外国的战争；旺代和莱茵河的大规模战役；我们的舰队在海上沉没；民众在圣德尼将君主们挖出来，将已死国王的骨灰扔到活着的国王脸上，使他们看不见东西；以刚刚获得的自由为荣、甚至因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骄傲的法兰西，虽然从边境退却，但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巩固的；它佩戴着双重的武器：屠夫的大刀和士兵的利剑。

    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我的朋友安岗的几封信使我放下了对他的牵挂，而且这些信写得极为出色，写信时间是一七九五年九月：“你八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洋溢着令人感动的关切。我拿给几个人看，他们读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我很想对他们重复狄德罗对到樊尚监狱探望他的眼泪汪汪的卢梭所说的话：‘你看，我的朋友多么爱我呀!’说实话，我的病只是令人痛苦的神经冲动，时间和耐心是治疗这种疾病的妙药。在病中，我读了《斐多篇》和《蒂迈欧篇》①的片断。这种书读了叫人想死，我同加图②一样说：

    ①都是柏拉图的著作。

    ②加图(Caton，创作时间约为公元三世纪)：古罗马诗人。

    Ilmustbeso，Plato；thoureason‘stwell!③

    ③英语：“他应该这样，柏拉图；你是有道理的!”(艾狄生的悲剧《加图》的台词)艾狄生(Addion，一六七二—一七一九)是英国剧作家。

    我想象我在旅行，就像人们想象的大印度之行一样。我认为我在‘精神世界’(如斯维登堡所说)里将看到许多新东西，尤其我将省却旅行的疲劳和危险。”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