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6节

、它的革命，我已经描绘了它们的近景，但是谈到它们的时候，谈到帝国和我看见倒下的那个巨人的时候，谈到我积极参与的、今天是光荣的、但我只能透过我说不出的某种阴郁的云雾瞥见的王朝复辟时期的时候，我还有多少话要说!

    写到一八○○年春天为止的这一卷结束了。我的头一个生涯到头了，面前展现的是我的作家生涯；我从一个自在的人，要变成一个抛头露面的人；我走出纯洁的孤独和清静的庇护所，步人人世肮脏和喧闹的十字路口；灿烂的阳光将照亮我的充满幻想的生活，光明将进入黑暗的王国。我带着感动的心情，朝这些包含我的逝去岁月的书瞥了一眼；我仿佛向我的祖屋永诀；我离开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梦幻，就像离开我留在故乡而且不会再见面的姐妹，情人。

    从多佛尔渡海到加莱，我们用了四个小时。我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潜回我的祖国：以瑞士人的默默无闻和我自己的默默无闻作为双重的掩护，我同新世纪一道走近法国。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迪耶普小住——两个社交圈子

    你们知道，我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改变住地；我常常描写这些我住过的地方，谈这些地方在我身上唤起的感情，描写我经历的事件，这样，将我的思想和我的流动的家的历史同我的一生的历史交错在一起。

    你们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今天上午，我在迪耶普古堡后的峭壁上散步时，远远看见通向峭壁的暗门，穿过一座搭在壕沟上的桥就可以到那里。德?隆格维尔夫人①就是从那里逃走，躲避奥地利王后安娜的追捕的。她偷偷在勒阿弗尔登船，在鹿特丹上岸，然后到斯特内找德?迪雷纳元帅。大统帅的名声不再是洁白无瑕的，而流亡的善谑夫人对那个罪人并不十分友好。

    ①德?隆格维尔夫人(MadamedeLongueville，一六一九—一六七九)：大孔代王子的姐姐，在投石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朗布耶宫、凡尔赛王权、巴黎市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德?隆格维尔夫人，对《格言》的作者萌生了感情，而且尽量对他一片忠心。后者是靠德?拉斐特夫人和德?塞维涅夫人的友谊、拉封丹的诗句和格林威尔夫人的爱情，而不是靠他的思想生活的：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对名人的眷念。

    临终前的德?孔代夫人对德?布里埃内夫人说：“我亲爱的朋友，把你所见的关于我的情况告诉那个在斯特内的苦命人吧，让她学会死。”话说得挺漂亮。但是公主忘记了，她本人曾经是亨利四世所爱恋的人，她被她丈夫带到布鲁塞尔时，她曾经出走，想去同贝阿尔纳见面，“半夜从窗口逃出，然后骑马跑了三四十里地”；那时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可怜女孩。

    从峭壁上下来之后，我站在通往巴黎的马路上；一出城，马路很快变得越来越陡峭。右边，在逐渐升高的河岸上，高耸着墓园的墙壁；沿着墙壁架着搓绳的纺车。两个制绳工匠并排向后倒退，左右摇摆，一齐小声唱着歌。我竖耳倾听；他们正在唱《老下士班长》中的一段：这是美丽的政治谎言，它使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那里，谁在哭泣，张望?

    嗯!是鼓手的寡妇……

    两人唱着叠句：“行进中的新兵呀，别哭泣吧……往前走吧，往前走。”歌声是如此慷慨，如此激动人心，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他们自己踏着步，摇着纱，似乎在纺着老下士班长的临终一刻。两个水手望着大海，为一名死去的士兵唱挽歌，这证明贝朗瑞①享有特殊的声誉，但我说不清这种声誉意味什么。

    ①贝朗瑞(Beranger，一七八○—一八五七)：著名的法国民间诗人和歌手。

    峭壁令我想起君主的伟大，大路令我想起平民的声誉。我头脑里将处于社会两个极端的这两种人作比较；我扪心自问，我更喜欢我自己属于这两个时代中的哪一个呢?当现实同过去一样消失的时候，这两种声名中哪一个更吸引后代呢?

    可是，如果说事实是一切，如果说声名的价值在历史上不能同事件的价值相提并论，那么，在我的时代同从亨利四世去世到马萨林去世之间逝去的时代之间，差别是多么大呀!同吞噬旧世界、而且因为它在它之后既没有留下旧社会、也没有留下新社会、可能自己也会死去的这场革命相比，一六四八年的动乱算得了什么呢?我在我的《回忆录》中，不是描绘过一些比德?拉罗什福尔公爵讲述的场面重要得多的画面吗?就在迪耶普，与德?贝里公爵夫人相比，巴黎崇拜的萎靡和淫荡的偶像算得了什么呢?过去向大海宣布国王的遗孀临幸的炮声今天不再鸣响；海边，硝烟的谄媚只留下浪涛的呜咽。

    波旁家族的两个女儿，安娜?热纳维埃夫和玛丽?卡罗利娜，退出了舞台；歌唱平民诗人写的歌曲的两位水手将撒手人寰；我已经离开迪耶普：那是另一个我，逝去的早年岁月的我，曾经在那里居住，因为我们的岁月在我们之前就死了。在这里，你们曾经看见我在纳瓦尔团当少尉，在卵石上训练新兵；后来在拿破仑统治下，你们在那里又看见我流亡；你们将来还会在那里看见我，当七月事件的日子突然降临在我面前的时候。现在我也在这里；我在此重新提起笔，继续写我的忏悔录。

    为了我们互相通气，了解我的《回忆录》的进展情况是有益的。

    我的《回忆录》写到哪里了?

    我的做法同所有从事伟大工程的人的做法一样：我首先搭起两端的楼阁，然后搬动脚手架并将它们在别的地方重新架好，我为中间的建筑物垒起石头和水泥；要用好几个世纪才能建好一座哥特式教堂。如果上天假我以时光，我将用好多年时间完成这座建筑物；建筑师是同一个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增长了。而且，在一个磨损的物质外壳里面，完整保存他的精神生命是一种苦刑。圣奥古斯丁①公爵感到他的泥土在崩塌，于是对上帝说：“请你庇护我的灵魂吧!”而他对人们说：“如果你们通过这本书认识我，请你们为我祈祷。”

    ①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三五四—四三○)：古代拉丁教会圣师。

    我这本《回忆录》从开始记述到现在，时间跨越了三十六年。过去，这对于我曾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题材；而今天，当我交谈的对象不再是活人的时候，当现在的问题是要到永恒中去唤醒冰凉的塑像、下降到坟墓中同生命游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保持热情，继续我的叙述?我自己不也几乎死了吗?我的观点不是改变了吗?我仍然以同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吗?在世人眼中，如同在我自己眼中一样，那些曾经令我惴惴不安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连同那些普遍的或非常的事件，不是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吗?任何生涯漫长的人，都感觉他的生命日益冷却；前一天还趣味盎然的事情第二天就变得索然无味。当我在记忆中搜寻的时候，有些名字，甚至大人物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然而，它们曾经令我激动：健忘和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是多么虚荣呀!面对梦想、爱情，呼唤它们回来是徒然的，只有用金树枝才能打开亡灵的冥府，而采摘这样的树枝需要年轻的手。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年——法兰西的面貌——我到达巴黎

    由于八年来我一直被禁锢在英国，只看见英国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欧洲其他地方是非常不同的，尤其在那个时候。一八○○年春天，随着多佛尔开出的邮轮渐渐驶近加莱，我凝望着眼前的海岸。我对我的国家的贫穷感到吃惊：港内只看见几根桅杆；一群穿短上衣、戴布帽的人沿着防波堤朝我们走过来：尚未看见欧洲的胜利者，就先听见他们木鞋的哒哒声。当我们的船沿防波堤泊好后，宪兵和海关官员跳上甲板，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在法国，人永远是可疑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远远看见的头一样东西，是三角帽或刺刀。

    兰得赛夫人在客栈里等候我们。次日，德?阿格索夫人、她的一位亲戚和我，启程前往巴黎。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黝黑或褐色皮肤的妇女光着脚，光着头或者头上包一条手巾，在地里劳作：人们很可能以为她们是奴隶。这片土地上，女人挥动镢头，男人侍弄火枪，这个景象颇令我吃惊。看来战火曾经殃及这些村庄，它们满目疮痍，颓垣断壁，到处是泥土或灰尘，粪便和瓦砾。

    路两边，看得见毁坏的城堡；高大的树木被铲平了，只剩下用树干锯成的方木，孩子们在木头上嬉戏。我们看见围墙有缺口，教堂废弃了，而死人被人从里面抬出来，钟楼没有钟，墓地没有十字架，圣像在他们的壁龛里遭到亵渎，头颅被砍下。墙壁上涂写着已经过时的共和党人的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或者死”。有时，人们试图将“死”字抹掉，但黑色或红色的字迹在一层石灰底下仍然依稀可辨。这个民族过去似乎曾经面临瓦解，却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好像人们走出了野蛮的黑夜和中世纪的毁灭。

    接近首都时，在埃古安和巴黎之间，榆树并没有被砍倒；这些在英国土地上看不到的美丽的林xx道令我惊喜。同从前我见到的美洲森林一样，法兰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圣德尼教堂的屋顶被掀掉了，窗子破碎了，雨水飘进变成绿色的殿堂，不再看见坟墓的踪影：我以后在那里见过路易十六的骸骨，哥萨克人，德?贝里公爵的棺材和路易十八的灵柩台。

    奥古斯特?德?拉穆瓦翁来迎接兰得赛夫人：他的华丽马车同我从加莱过来一路所见酌笨重大车、瘦马拉的又破又烂的驿车形成鲜明对比。兰得赛夫人住在特而内街。车停下，让我下去；我穿过田野，进入我的女主人家中。我在她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在她家中遇见一位名叫拉萨尔的高大和肥胖的男人，他帮她处理有关流亡者的事务。她叫人通知封塔纳先生，说我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封塔纳先生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客栈就在兰得赛夫人家旁边，是由她安排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徒步从星门进城。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场革命的过激行动留给欧洲人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恐怖时期不在法国的人。我觉得我真是下地狱去。的确，我曾经目睹刚刚发生的革命；但是，那时人们尚未犯下昭彰的罪行，而我停留在后来发生的事实的阴影之中，就像平静和循规蹈矩的英国社会里所传说的。

    由于我用假姓名旅行，而且担心连累我的朋友封塔纳，所以当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听见小提琴、号角、单簧管和鼓齐声奏鸣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小酒馆里跳舞；稍远处，在两丛栗树掩映下，杜伊勒利宫露出它的身影。路易十五广场空无一人；它像一座毁圮的古老的圆形剧场，凄清而荒凉；我听不见抱怨声，对此我十分纳闷；我害怕涉足一泓痕迹已干的血潭；我久久凝望那一片曾经竖立死亡机器的天空；我仿佛看见我的哥哥和嫂嫂，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被绑在血腥的机器旁边：那是路易十六被砍头的地点。尽管街头一片欢快景象，教堂的钟楼是沉寂的；我仿佛在一个无限痛苦的日子——耶稣受难日——归来。

    封塔纳先生住在圣罗克教堂旁边的圣奥诺雷街。他把我带到他家中，把我介绍给他妻子，然后引我到他的朋友儒贝尔家，我被临时安顿在那里：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小有名气的旅人接待。

    第二天，我到警察局去，以拉萨涅的名义，将我的外国护照押在那里，领取了我在巴黎的居留证，而且这张居留证每个月要去办理延期。几天后，我在圣父街旁边的里尔街，租了一个位于中二楼的房间。

    我带来了《基督教真谛》和在伦敦印刷的这部作品的头几页。人们将我介绍给马涅雷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他同意恢复中断的印刷，而且向我预付了一点钱，让我能够维持生活。无人知道《基督教真谛》这部作品，尽管勒米埃尔在他的信中对我讲过那番话。我发现了老哲学家德利尔，他刚刚发表《献给上帝的回忆录》；我去拜访然格内。他住在“善良的拉封丹”旅店附近的格雷内尔—圣日耳曼街。他的门房上还写着：“此地人们以公民的称号为荣，并以‘你’相称。请关门。”我上楼。然格内好半天才认出我，他以傲慢的口气同我谈论他目前的情况和过去。我唯唯地退出了，未曾试图建立这种太不相称的联系。

    我心中对英国始终抱有怀念之情；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肮脏的房屋、楼梯、桌子，对于我们的不卫生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喧嚣，对于我们的不拘礼仪，对于我们的不得体的闲聊，我无法适应。从行为方式、趣味上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说，我已经是英国人了；因为，像人们所说的，如果说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多少受《勒内》的启发的话，英国八年的生活，再加上此前的美洲之行，用英语说话、写作、甚至思考的长期习惯必然影响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逐渐领略我们特有的社交习惯，这种令人喜悦的、容易做到的、敏捷的思想交流，这种傲慢和偏见的荡然无存，这种对财富和声名的轻蔑，这种不同等级的拉平，这种令法国社会无与伦比和弥补我们的缺陷的思想平等：人们在我们当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就感觉只能在巴黎生活了。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年——我在巴黎的生活

    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工作。休息的时候，我到处走走，熟悉环境。在王宫中央，竞技场填平了；再看不见卡米耶?德穆兰在众人当中高谈阔论；再看不见那些在礼服商人和哥利本僧祭司①达维德引导下，游来逛去的妓女队伍，理智女神的未婚伴侣。在每条小街出口，在走廊下，到处看得到吆喝着兜售新奇玩艺的人，皮影戏，西洋镜，健身表演，怪兽。虽然砍了那么多脑袋，仍然还有闲人。从“商人宫”的地窖里，传来音乐声，伴随着大鼓的轰鸣：也许住在那里的正是我寻找的、时势造就的巨人。我走下地窖，坐在喝啤酒的观众当中，人头涌涌的地下舞会正在进行。一个矮驼子，站在一张桌子上拉小提琴，唱一首歌颂拿破仑的歌曲，歌词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①哥利本僧(coryhante)：古希腊自然女神库柏勒(Cybele)的祭司。

    以他的德行，以他的魅力，

    他做他们的父亲当之无愧!

    歌唱完之后，有人赏他一个苏。这就是支持亚力山大和拿破仑的这群人的实质。

    我参观那些我早年曾经带着幻想漫游过的地点。在我从前去过的修道院里，俱乐部成员在修道士之后，也被撵走。在卢森堡公园后面散步的时候，我信步走到查尔特勒修道院；建筑物快拆光了。

    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在为那位伟大国王不见踪影的雕像哭泣；嘉布遣会女修院被洗劫一空，隐修院变成罗贝尔松的放映场②。在科而得利修道院，我要求参观该修院的哥特式殿堂，但未得到允许；当年我在那里见过崭露头角的马拉和丹东。在德亚底安修会旁的河岸上，修士的教堂变成咖啡馆和表演走钢丝绳的剧场。门口，一幅彩色图画上画着一些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而且用大字写着：“免费演出”。我同人群一道走进这个凶险的洞窟。我刚坐下，手上搭着抹布的侍者就走过来，大声叫道：“请用饮料，先生们!请用饮料!”我不等他重复，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逃窜了，因为我没有钱“用饮料”。

    ②指比利时人罗贝尔松改进的一种幻灯。

    社会的变化

    这场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共和国，帝国和复辟王朝。这三个不同的世界都实现了，但它们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这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都遵循明确的原则：共和国的原则是平等，帝国的原则是力量，复辟王朝的原则是自由。共和时期是最有特点和影响最大的时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从来未曾见过，而且人们永远不会再看见那种道德混乱所产生的实际上的秩序，民众政府下出现的统一，取代法律和以人类的名义运作的断头台。

    一八○一年，我目睹第二次社会变革。那种混乱是匪夷所思的：通过大家约定的乔装打扮，许多人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脖子上挂着自己入伍时的化名或假名，就像狂欢节上的威尼斯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面具，以警示别人他们是带着面具的。这位被视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另一位装成普鲁士人或荷兰人，而我是瑞士人。母亲装扮成她儿子的姑妈，父亲装扮成儿子的舅舅；地主变成管理员。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使我想起一七八九年的运动，那时僧侣和教士走出他们的隐修院，旧社会正在被新社会取代。后者取代前者之后，自己也要被取代。

    可是，有条理的新世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纷纷离开咖啡馆和街道，回到自己家里；人们重新将残剩的家人聚拢来；人们收集剩下的财产重组家业，好像战斗之后清点人数，统计损失。剩下的完好的教堂重新开放：我有幸在教堂门口吹喇叭。人们区分正在引退的老共和党人的一代，正在前进的帝国的一代。征用的将军们一副穷酸相，语言粗暴，表情严肃，他们身经百战，结果只得到身上的伤痕和褴褛的衣服，而同他们交错而过的三执政政府的军队的军官们身上金光闪闪。归来的流亡者同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犯平静地交谈。所有看门人——C故的罗伯斯庇尔的坚定支持者，都怀念路易十五广场的表演；人们过去在那里砍妇女的头。那些女人的脖子，我住的里尔街那栋房子的门房对我说，“同鸡肉一样白”。九月屠杀的参与者改换了姓名和住址，变成马路边卖炸苹果的小贩；但是，他们常常被迫逃窜，因为人们认出他们，将他们的摊子掀翻，威胁揍死他们。那些发了财的革命党开始搬进日耳曼区被人出卖的大公馆。雅各宾派正在变成男爵和伯爵，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惩罚无产者和镇压下等人的必要性。波拿巴将布鲁图①和斯高沃阿尔们安排在警察局，准备用丝带将他们装扮起来，用头衔玷污他们，强迫他们背叛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的罪行蒙羞。在这一切当中，在腥风血雨中出生的坚强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站出来，一心想让外国人流血。共和党人正在逐渐变成帝制主义者，所有人的专制变成一个人的独裁。

    ①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五—前四二)：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朱乌斯?凯撒的密谋集团的领袖。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信使报》——《阿达拉》

    我在对《基督教真谛》进行增删、修改润色的同时，不得不做一些其他工作。封塔纳先生那时负责编《法兰西信使报》，他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文章。这种战斗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只能通过文学达到政治，而波拿巴的警察敏感得很。一个特殊情况妨碍我睡眠，但另一方面使我的工作时间延长，给我提供更多时间。我买了两只斑鸠，它们整天咕咕叫个不停：我没有办法，晚上将它们关在一只小旅行箱里，但它们因此叫得更欢了。我在被吵得无法入眠的时候，想到在《信使报》上给斯塔尔夫人写封信。这个玩笑使我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两卷《革命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做到了。我开始崭露头角。

    首次成功似乎预告了接踵而来的胜利。我在忙于修改《阿达拉》(同《勒内》一样，是包含在《基督教真谛》中的插曲)的清样时，突然发现有些页找不到了。我害怕了：我以为有人偷我的小说，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值得偷。无论如何，我决定单独出版《阿达拉》，我在写给《论战报》和《政论家报》的信中，宣布了我这个决定。

    我在公开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先拿去给封塔纳先生看。在伦敦，他已经看过手稿的片断了。当他读到奥布里神甫在阿达拉临终时在病榻前讲的那段话时，突然用严厉的声调对我说：“这不真实；写得不好，重写这一段吧!”我沮丧地退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无法写得更好。我想将一切付之一炬；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桌子前面，头伏在盖住稿件的摊开的双手上。我恨封塔纳，我恨自己，我甚至打算放弃了，因为我实在太泄气。将近午夜的时候，斑鸠的叫声传到我耳朵里。由于两只鸟被囚禁，叫声变弱了，但更加凄凉：我恢复了灵感。我一口气将神甫的讲话重写了一遍，没有停顿，没有涂改，以后原文照发，一直到今天一字未改。第二天上午，我的心跳动着，拿去给封塔纳看。他叫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过，你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么!”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从《阿达拉》出版开始的。我不再自在自为地生活，我的公众生涯开始了。在经历了这么多军事胜利之后，一个文学上的成功显得是奇迹；人们对此期待已久。这部作品的新奇更增加群众的惊讶。在帝国的古典派文学当中，在这个看见就令人厌烦的改头换面的旧文学当中，从天而降临的《阿达拉》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学作品。人们不知道应该将它视为“畸形的怪物”还是“美人”。它是戈尔工①还是维拉斯?院士们聚集在一起，旁征博引，研究它的性别和性质，就像他们对《基督教真谛》所作的那样。旧世纪拒绝它，新世纪欢迎它。

    ①戈尔工(Gorgone)：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阿达拉大受欢迎，甚至同布兰维利埃一道，进入库尔提乌斯②的人物群像之中。运货马车车夫住的客栈贴上了印有夏克达斯、奥布里神甫和希马岗的女儿的红色、蓝色和绿色版画。河岸上摆的木书箱里，陈列着我创造的人物的蜡像，好像集市上摆的圣母和圣徒的画像。在林荫大道一间剧场的舞台上，我看见我的女野人头上插着鸡毛，与一个同类的男野人大谈“孤独的灵魂”，让我窘得直冒汗。游艺场上演一出戏，剧中一位少女和一个男青年离开他们寄宿的公寓，乘车到一座小城去结婚；由于他们下车日寸——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满口讲的是鳄鱼、鹳和森林，他们的父母以为他们在发癫。滑稽模仿、漫画、讥笑铺天盖地向我袭来。为了使我难堪，莫尔莱教士叫他的女仆坐在他膝盖上，但无法将处女的脚抱在怀里，就像夏克达斯在暴风中抱住阿达拉的脚一样：如果安茹街的夏克达斯被画成这副模样，我是会原谅他的批评的。

    ②库尔提乌斯(Curtius)：德国人，在巴黎开设了两间蜡像馆。

    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一露面就引起轰动。我成了一个大红人。我觉得晕头转向了：我从前不知道自尊的乐趣，而我因此陶醉了。我爱荣耀像爱女人，像爱初恋。然而，由于我生性胆怯，我的恐慌同我的热情同样强烈：我入伍，但不敢上战场。我天生腼腆，对我的才能始终抱有怀疑，令我在胜利中谦卑。我躲避我的光彩；我躲到一边去散步，试图扑灭我头上的光环。傍晚，我将帽子压下，盖住眼睛，以免别人认出我这个伟人。我到咖啡馆去，偷偷读那些不知名小报对我的颂扬。面对我的名声，在那条曾经令我分外痛苦的去王宫的路上，我一直散步到夏约宫消防队驻地。虽然有这些新荣誉，我并不感到更自在些。当我这个不同凡响者花三十苏到拉丁区吃晚饭的时候，由于认为别人在看自己，咽呛了。我端详自己，对自己说：“瞧，你这个非同一般的创造物，像别的男人一样狼吞虎咽!”在香榭里舍大街，有一间我特别喜欢的咖啡馆，因为店内墙壁上挂着一个关着几只夜莺的鸟笼；卢梭太太是咖啡馆的老板，她见过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将近晚上十时，有人给我送来一杯咖啡，在五只或六只唱歌的夜莺陪伴下，我在《小告示报》上寻找有关《阿达拉》的文章。唉，不久，可怜的卢梭太太就去世了；我、夜莺和唱“爱是美好的习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印度女人组成的社交圈子，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如果说成功未能延长我的愚蠢的自恋的话，却带来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随着《基督教真谛》发行和我因为当甘公爵被害而辞职增加了。那时，许多人簇拥在我周围，其中有因为读小说而哭泣的年轻女人，成群的基督教徒，还有另外一些热情而高贵的人，光彩的行为令他们冲动。十三四岁的少年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你的要求，他们着迷似的，将你的形象同传奇、花边和花朵的世界混同。卢梭说过，在他的《新爱洛伊丝》出版时，收到许多表白爱情的信件，一些女人向作者自荐；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将帝国对我拱手相让，但我知道我当时被一大堆洒了香水的信件淹没。如果这些信今天不是祖母们的手迹，我不会以适当的谦虚态度重提这些事而不感到尴尬的：人们为了得到我的手迹相互争吵，人们收藏我写的信封，红着脸，垂下头，在长长的秀发底下，将信藏起来。我没有被宠坏，这说明我的本性是好的。

    出于真心实意的礼貌或者无法理解的懦弱，我有时甚至相信，我有义务到这些写信恭维我但从未谋面的太太们家去登门致谢。一天，在一栋房子的五楼，我看见一位在母亲护佑下的极可爱的女子，但我以后没有再跨进她们的门槛。一位波兰女人在她雅致的客厅里等候我；她是女奴和瓦尔基丽的混合，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或者像欧石南，在花神的其他花朵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时取代它们。不同年龄和不同容貌的女人的合唱班是我从前的女精灵的再现。由于到那时为止，除了一次认真的眷恋，我从未被人追求和引人注目，这一切对我的虚荣心和我的感情产生的双重影响，可能更加可怕。然而，我要说：虽然我滥用一时的错觉是容易的，但通过宗教的纯洁道路达到享乐是我诚挚的本性无法接受的：因为《基督教真谛》被人爱!因为《临终涂油礼》、《亡人的节日》被人爱!我永远不会成为这种可耻的伪君子。

    我结识了一位名为维嘎鲁的普罗旺斯医生；他已经到了欢娱之日所剩无多的年龄，但他对我说，他丝毫不惋惜这样浪费时光。如果时光给他带来幸福的话，他会坦然地走向死亡，而且他希望将死亡变成他的最后乐趣。可是，我目睹他临终时流下可悲的眼泪；他无法对我掩饰他的哀伤之情；但为时已晚：他的满头白发也不能掩盖他的眼泪。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不信神者是真正不幸的：对于没有信仰的人，生命的可怕之处是它令人感到虚无：如果人们未曾降临人世，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无神论者的一生是一道可怕的闪电，它只是让人发现深渊。

    伟大和慈悲的上帝呀!你将我们扔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大可不必的悲哀和可怜的幸福!我们的不可避免的醒悟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是更加崇高的。无论我们有什么过错，如果我们保留一个严肃的心灵，并且在我们的懦弱中想到你，你会慈悲为怀，解放我们，我们将被送到那个永远眷恋的国度!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德?博蒙夫人：她的社交圈子

    不久，我由于作家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那是最可恶的惩罚，如果不是最愚蠢的惩罚的话。我曾经以为可以悄悄地享受作为崇高天才的满足心理，但不必像今天那样借助一绺与众不同的胡子或一身奇装异服，而只是保持正派人的穿着、仅仅以才气出众：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骄傲理应受到惩罚；惩罚来自我被迫认识的政界人物：声名是以灵魂为代价取得的特权。

    封塔纳先生同巴兹奥希夫人①有交往。他将我介绍给波拿巴的妹妹，不久又介绍给首席执政官的弟弟吕西安。后者在桑利(勒普莱西)附近有一座别墅，我被邀请去那里吃晚饭。这座古堡过去属于德?贝尼斯主教。在吕西安的花园里有他前妻的坟墓；这位夫人有一半德国血统和一半西班牙血统，是诗人主教留下的纪念物。给用铲子挖掘的小溪提供营养的仙女是一头汲井水的骡子：那是波拿巴帝国的所有河流的发源地。人们设法从流亡者名单中删掉我的名字：大家对我已经以夏多布里昂相称，我也毫无忌讳，忘记我的名字应该是拉萨涅。一些流亡者找上门来了，其中有博纳尔先生和谢纳多莱先生。克里斯蒂昂?德?拉穆瓦翁，我伦敦流亡期间的伙伴，将我带到雷卡米埃夫人家中：她和我之间的帷幕突然降下了。

    ①拿破仑的妹妹。

    我流亡归来后，在我生活中德?博蒙伯爵夫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她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帕西城堡，城堡位于儒贝尔先生避暑的伊冯娜—索尔—维尔纳韦附近。博蒙夫人回到巴黎，想认识我。

    为了使我的生命成为一连串遗憾，在我的公众生活开始时，上帝安排的头一个善意接待我的人也是头一个死去的人。德?博蒙夫人走在那些在我之前死去的女人前头。我最遥远的记忆建立在骨灰上，从棺材到棺材，它们不断坠落；我像印度的博学者为死者祈祷，一直到我的念珠上的花朵凋谢。

    德?博蒙夫人的父亲是阿尔芒?马克?德?圣埃兰，德?蒙莫兰伯爵，前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布列塔尼驻军司令，一七八九年贵族议会议员，路易十六时期担任外交部长而且颇受国王赏识。他死在断头台上，在他之后，他的一些亲人也被处死。

    从相貌看，说德?博蒙夫人美丽不如说她其貌不扬；勒布伦夫人为她画的像很真实。她的脸是瘦削而苍白的；如果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温柔使她的目光显得黯淡的话，她那双杏眼本来会炯炯有神的，犹如一道光线穿过晶莹的水变得温柔一样。她性格中的强硬和急躁来自她性格的力量和她身体上的痛苦①。她心灵崇高，勇气过人，生来适于社交生活，但她由于自己的选择和不幸，从中退出了；可是，当朋友在门外呼唤这个孤独的才女出来的时候，她会来到你面前，并且对你讲一些天上才有的话语。由于德?博蒙夫人极度虚弱，她讲话很慢，而这种缓慢是动人的；我在她躲避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她；她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我努力安慰她。我在新卢森堡公园街附近的埃丹贝旅店住下来。德?博蒙夫人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房子，面对司法部的花园。每天晚上，我同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到她那里去，都是文学界和政界有地位的人：德?巴纳尔先生，莫莱先生，帕斯埃先生，谢纳多莱先生。

    ①她患肺结核病。

    儒贝尔先生是一个满身怪癖、风格奇特的人，认识他的人永远想念他。他对别人的思想和心灵有非凡的吸引力，他一旦攫取你，他的形象就无法摆脱。他的最大愿望是冷静，但没有谁像他那样躁动不安。他力图控制自己，避免他认为有害健康的激动，但是他的朋友们总是扰乱他的健身原则，因为他不能禁止自己因为他们的悲哀和快乐而激动。他是一个只考虑别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恢复体力，他觉得有必要闭目养神，几个钟头一言不发。上帝才知道，在这些他强加给自己的沉静和休息中，他内心是怎样动荡不安。儒贝尔先生三天两头改变他的禁食和节食制度，今天只喝奶，另一天只吃肉末，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奔走颠簸，或在最平整的林xx道上徐行。他读书时，将书中那些他不满意的书页撕下来；结果，他的书架上尽放一些松松垮垮的空书壳。

    他是一个深沉的形而上学者，他的哲学通过他特有的方法，变成图画或诗歌；他是一位具有拉封丹的心灵的柏拉图，他追求完美，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在他死后留存的手稿里，他说：“我是一个风动琴；只能奏出几个美丽的乐音，但成不了曲调。”维克多?德?夏特内认为，“他的灵魂似乎偶然碰到一个躯体，而躯体极力摆脱它。”这是一个俏皮但符合事实的评价。

    我们嘲笑封塔纳先生的敌人，他们想将他描绘成一个老练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家。其实，他只是一个坦率和容易发怒的诗人，他容易恼羞成怒，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能采纳别人的观点。他的朋友儒贝尔的文学原则并非他自己遵循的原则：儒贝尔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作家身上都看见某种好东西；相反，封塔纳憎恶这种或那种学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某些作者的名字。他是现代写作原则的死敌：他认为，在读者眼皮下展开具体的情节、罪行或带绳索的绞架，是非常可笑的；他认为，人们只应在诗意盎然的环境下看见事物，就像在一个玻璃罩下一样。他认为，一眼望穿的痛苦只是罗马竞技场或沙滩广场的感觉；他只能理解因为赞美变得崇高、而且用艺术方法变成“可爱的怜悯”的悲剧感情。我向他举希腊花瓶为例：在这些花瓶的装饰图案中，可以看见阿喀琉斯的战车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而空中飞着的小人代表帕特洛克罗斯的身影，她因为儿子忒提斯被报仇雪恨而感到欣慰。“什么!儒贝尔，”封塔纳叫道，“你对缪斯的这个花神怎么看?这些希腊人多么崇敬灵魂呀!”儒贝尔觉得自己受到攻击，讽刺封塔纳自相矛盾，责怪他对我宽容。

    这种滑稽可笑的争吵常常发生，而且没完没了。我还住在路易十五广场德?库瓦斯兰夫人公馆楼上的时候，一天晚上十一时半，封塔纳怒气冲冲，爬八十四级楼梯来找我。他用手杖敲着地面，阐述他没有讲完的论点。此次涉及的是皮卡尔：他那时认为皮卡尔远在莫里哀之上。那些话他可能不愿意白纸黑字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时，封塔纳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愿意在此重复说，是封塔纳先生鼓励我进行最初的尝试：是他预言《基督教真谛》会成功；他的缪斯充满献身精神，在我的缪斯匆匆走上的新路上引导她；他教会我以采光方式掩饰物体的丑陋；是他教会我让我的浪漫主义人物讲古典语言。从前，有一些趣味保守的人，就像守护赫斯珀里得斯花园里的金苹果的龙；只是当年轻一代能够碰到苹果而不损坏它的时候，龙才让他们进入花园。

    我的朋友的作品以怡人的流畅吸引你；读起来有心旷神怡之感，仿佛进入一个一切都令人着迷、没有令人不快之处的和谐的境地。封塔纳先生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没有谁比这位大师更加相信下面这句精辟的谚语：“要快，但不要着急。”今天，人们只顾拼命赶路，以为快就是一切，他对此不知会作何感想?封塔纳先生宁愿按照舒缓的节奏旅行。你们知道，在我重返伦敦时，关于他我讲过什么话；我那时表达的遗憾我在此处应该予以重复：生活不断迫使我们提前或在回忆中哭泣。

    德?波纳尔先生①思想灵活；人们把他比作天才；他在孔代军队里，在黑森林中，思考了他的形而上学策略，像耶拿和库丁格的那些老师一样，他们走在他们的学生前面，为德意志的自由牺牲自己。尽管他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火枪手，但他是主张革新的；他把古人当作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儿童；他首先使用现在流行的妄自尊大的语言，认为国民教育部部长“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这一点”。

    ①德?波纳尔(LouisdeBoned，一七五四—一八四○)：绝对主义的空论家。无论在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上与夏多布里昂的分歧很大。

    谢诺多莱①有知识，有才能；但他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他非常忧郁，甚至自称乌鸦。他从我的作品中剽窃一些东西。我们之间达成协议：我将我的天空、气体、云彩让给他；而他同意把我的微风、浪涛和森林留给我。

    ①榭诺多莱(Vhenedolle，一七六九—一八三三)：法国诗人和大学教师。

    我现在谈的只是我的文学朋友；至于我的政治朋友，我不知道是否要同你们谈论他们：一些原则和一些演说造成我们之间的深渊!

    奥卡尔夫人和德?万蒂米尔夫人，参加新卢森堡公园路的聚会。德?万蒂米尔夫人是旧式女人，这样的人如今所剩无几；她经常涉足社交界，为我们带来那里的新闻：我问她人们是否还在“建造城市”。细小的丑闻遭到辛辣的讽刺，虽然无伤大雅，但使我们更好体会我们的安全的价值。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她的妹妹曾经被拉阿尔佩赞美过。她的语言是谨慎的，性格是含蓄的，思想是成熟的：她曾经同德?谢弗勒兹夫人、德?隆格维尔夫人、德?瓦利埃夫人、曼特农夫人、若奥弗兰夫人和德芳夫人一道生活。她曾经融人一个由不同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人构成的社交圈子，而这种丰富多样正是这个圈子的乐趣。

    奥卡尔夫人被德?博蒙夫人的弟弟深深地爱上了，一直到他走上断头台，他心中一直牵挂着她，就像奥比雅克在被绞死之前，还吻着他保留的马格丽特?德?瓦卢瓦夫人的海蓝色天鹅绒手笼。现在，在任何地方，在同一个屋顶下，不可能聚集这么多属于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杰出人物，这样无所不谈：朴素的语言并非来自匮乏，而是有意的选择。这可能是最后一群闪烁旧法兰西精神的人。在新一代法国人当中，再也看不到这种彬彬有礼，那是长期教育的结果，并且从旷日持久的习惯变成性格特征。这群人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订出计划吧，将你们的朋友聚集起来吧，为的是准备永恒的丧事!德?博蒙夫人不在了，儒贝尔不在了，谢诺多莱不在了，万蒂米尔夫人不在了。从前，收葡萄的时候，我到维尔纳韦去看望儒贝尔；我同他一道在荣纳的山坡上散步；他在矮树林中采摘红鹅膏，采摘菲伊花。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回忆永远离开我们的友人德?博蒙夫人：我们回忆的这些往事从前是我们心中的希望。晚上，我们回到维尔纳韦。维尔纳韦周围是菲利普—奥古斯特时代斑驳的城墙和半毁的塔楼，塔楼上飘逸着从收葡萄者的炉灶中升起的袅袅轻烟。儒贝尔指着远处树林中的砂石小路，对我说他在恐怖时代常常沿着这条小路走，去看他的躲在帕西古堡中的女邻居。

    自从我的导师死后，我有四次或五次经过桑斯地区。我从大路上遥望山坡：儒贝尔不再在那里散步了；我认出那些树、田野、葡萄园和我们习惯坐下来休息的石头堆。进入维尔纳韦后，我凝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和我的朋友的关闭的房屋。我最后一次经过那里，是在我赴罗马大使馆就任途中。啊，如果他在家中，我会带他去瞻仰德?博蒙夫人的坟墓!上帝很乐意为变成基督教徒的儒贝尔先生打开天上的罗马，它更加适合于他的崇尚精神的灵魂。

    在人世，我不会再看见他了：“我不会同他相遇；他不会同我相会。”(《诗篇》①)

    ①《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