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3节

身份。然而，让一个公开隶属于王权的主教当教皇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隶属于法国也同样不行。

    因此，大人，我委托您根据法国国王驻教皇大使之权力之所及，并由我负全责，请投票否决阿尔巴尼主教。如果或者是偶然的原因，或者是暗中施了权术，他获得了多数选票的话。

    专此布达。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罗马

    这封由一个没有正式授权的大使委托给一个主教的否决信，从外交上来看是很冒失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使所有政府公职人员会害怕得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使所有各部门首脑、高级官吏和外交事务的刀笔吏不知就里。但由于部长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可能要发生的情况，我不得不替他想到。试想一下吧，如果阿尔巴尼万一被选上了教皇，我将会怎么样?作为政治家，我将永远完蛋。

    我想到这点，并不是为了维护我作为政治家的那点声誉而担忧，而是为了未来的那一代作家：那时候他们听到我的这件偶然事件的片言只语，或许会为我昭雪写白而有损于他们的职业，就像王太子做了傻事，总是鞭打其侍从以示惩戒一样。但是，在将解职信一事归功于我时，也不能过于称赞我的大胆预见。因为在一时的老外交思想上看来骇人听闻的事，在今天的社会秩序中却是不值一谈的。我的大胆一方面来自我对一切不幸的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来自我对时下的观念仍了解。今天的世界，为教皇的任命、王权的竞争和教皇选举的内部阴谋不用花费一文钱。

    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快件(机密)

    伯爵先生：

    有幸于今天给您寄去这份我跟您说起过的重要文件，这根本不是教皇选举的正式的秘密新闻，而是根据意大利原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东西。我只是省去了那些过细而可以得知其出处的内容。这些绝无仅有的新消息，即使只透露了那些极微小的事件，其价值也比得上数个人的命运、自由、甚至生命。更为可叹的是，这些内幕并不是有关利害关系或腐败的现象，而是关系到信赖法国的荣誉。所以，伯爵先生，这件东西，在枢密院会议上念过之后，要绝对保密。因为，尽管我小心谨慎地隐去了真名实姓，删去了一些直截明了的事件，但文章本身所说已足够能危及作者的名誉了。我加上了一段评论，以帮助理解全文。教皇政府用一本登记本，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记下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能从中挖掘出教皇最初几个世纪的事情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宝库啊!这为现在的时代打开了半扇大门。通过我给您寄去的材料，国王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选举内幕，可以了解到罗马宫廷最秘密的感情，陛下的部长们，也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

    我在日志上所做的评论舍弃了我的其他思索，剩下的只是向您数以我崇高的敬意以及我荣幸地……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这封密信中所提到的那份珍贵资料的意大利原文，我已亲眼见到它在罗马被焚烧掉了。寄给外交部的译文我也没有留下任何副本，我只留下了一份我自己对译文做的评论文章和批语的抄件。但我建议部长对文件要做到绝对保密的那份谨慎使得我在这里也得把那篇评论文章毁掉，因为，尽管这一评论掩饰得很隐秘，但由于与之相关的资料不多，这种隐秘仍可能给罗马人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这个永恒的都市，记恨是很长久的，也许在五十年后，还能使作者的某个侄孙为这些神秘隐情而受打击。所以，我将满足于对评论中与法国事务直接有关的部分作个简要的介绍。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那不勒斯宫廷是怎样欺骗德·布拉卡的，或者说，宫廷本身是怎样受骗上当的。因为，在宫廷对我说那不勒斯的主教们将和我们一起投票的时候，这些主教却与少数派或撒丁乱党联合在一起了。

    主教少数派猜想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形式，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有人猜测到了他们接受的神秘指令，而这些神秘指令有利于一个狂热教皇的当选。

    教廷大使唐布律斯希尼主教在选举中肯定地说德·拉蒂尔主教了解国主的秘密：乱党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人相信查理十世与政府不和。

    三月十三日，德·拉蒂尔主教声称有一个纯粹信仰方面的声明要告之教皇选举团。他被带到了四个主教面前，他的这一秘密忏悔是在赦罪院大主教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他法国主教不知道这种忏悔的方式，阿尔巴尼主教试图弄清楚却徒劳一场。这事很重要却又令人好奇。

    少数派总共有紧密团结的十六票。少数派的主教被称作“十字架之父”，他们在门上放了一个圣安德烈的十字架，表明坚信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不愿同任何人讨论。多数派表现出理智的感情和不干预外国政治的决心。

    由选举团公证人拟定的会议纪要值得一提，纪要里说：“庇护八世，结论中说，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主教为国务秘书，以使维也纳政府也同样满意。”教皇在两个王权中分享到了一小部分权力，他自称为法国教皇，并给了奥地利一个国务秘书。

    致雷卡米耶夫人

    就在今天，我请了整选举团的成员吃晚饭。明天我将接待女大公海伦①。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将有一个庆祝选举闭幕的舞会。然后，我就准备去看您了。想想吧，我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啊。在我给您写信时，我还不知道我从驿站发出的宣布教皇死讯的信件的情况，可新教皇已经加冕了，莱昂十二世已被人遗忘了。我和新国务秘书阿尔巴尼一起重新开始工作，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您在巴黎甚至也知道已有了一个新教!教皇的赐福庆典多好啊!先是远处的萨比娜，接着是罗马荒凉的村庄，然后是罗马，最后是圣彼德广场，所有的人都跪在一个老人的脚下：教皇是祝福其子民的唯一君主。

    ①海伦(Helene)，沙皇的嫂子，她当时二十一岁。

    正写到这里，从热那亚来的一份邮件送来了一封从巴黎发往土伦的快件，这快件是从巴黎发往土伦的，是给我的回信，告诉我四月四日上午十一点巴黎收到了我从罗马发往土伦告知卡斯蒂里奥尼被任命为新教皇的消息的。国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快件传递之快真惊人：我的快件是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八时发出的，而我四月八日晚上八点便收到了巴黎的回信。

    一八二九年四月八日于罗马

    今天是四月十一日，一个星期后，就是复活节了。两个星期后；我就有假期可以去看望您了!一切的不快因为有这一期望而烟消云散了：我已不再惆怅，不再想部长们了，也不再想政治了。明天，圣周就要开始了，我会想起您对我讲的一切，可惜您现在不在这里，要不可以同我一道听听那美妙的痛苦之音!我们可以一起去荒无人烟的罗马农村散散步!现在，那里已是绿草青青，花开遍地了。一切废墟似乎随着新春的到来而变得年轻了：我只是去其中凑凑热闹罢了。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参加完耶稣苦难纪念三日大日课和听完《上帝怜我》这首曲子，我走出西卡斯汀教堂。我想起您曾同我讲起过这种宗教仪式，因此，我当时十分感动。

    日光渐渐淡了下去，夜色慢慢笼罩着小教堂的壁画，仅仅只能看清米开朗琪罗画上的几处粗线条的轮廓了。蜡烛一根根熄灭了，散发出一团团薄薄的白烟，这种生活中的自然景象，就像《圣经》中描绘的薄薄的雾气一样。主教们跪着，新教皇伏在祭坛前，几天前我还在那里见过他的前任。忏悔和祈祷之声令人赞叹不已；随后在寂静的夜色中不时响起对那位先知者的哀号。人们感到被一个为洗净人间罪恶而垂死的上帝的一种巨大的神秘感所征服。七座小丘上立着天主教继承人的雕像和所有的纪念物。然而，并不是那些强大的教皇，也不是那些为君主们的优先权争论不休的主教，而是一位可怜的，没有家庭，没有后台的瘫痪教皇，一些默默无闻的宗教王子，宣布了一个使现代社会开他的强权的灭亡。艺术上的杰作亦随之而去，在几近被遗弃的梵蒂冈宫的墙上和拱顶上，壁画已模糊得无法辨认了。一些与宗教无关又好奇的外国人经过这里时也参加了这一庆典，他们取代了忠实信徒社团。双重的悲伤笼罩我的心。基督教的罗马在追忆耶稣基督之死的同时，看来也在庆祝自己的死亡，要对新的耶路撒冷重复热雷米①曾对旧耶路撒冷预言的那些话了。罗马为忘掉一切、蔑视一切而后死去，这仍不失为一件好事。

    ①热雷米(Jeremie)，《圣经》上的先知者。

    圣周星期三，四月十五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伯爵先生：

    事情的进展正如我荣幸地和您猜测的一样，新教皇的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莱昂十二世的和平政策。庇护八世与其前任相比甚至还稍胜一筹，他更坦率地表达了他对法国一八一四年宪章的看法。他并不害怕提到这个词，并且还建议法国人追随这种精神。教廷大使在提及我们的有关事务时，他只收到了只介入他们自己事务的指令。对荷兰协议来讲，一切已经解决，而且塞尔伯爵下个月就要离职了。

    阿尔巴尼主教处境艰难，不得不拿他当替罪羊：他告诉我他表示忠于法国宣言，大大伤害了无法掩饰自己情绪的奥地利大使。在宗教方面，我们对阿尔巴尼主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阿尔巴尼自己不怎么信教，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狂热或他的君主的温和观点而铤而走险，给我们制造混乱。

    至于政治关系方面，今天并不是一个警察手腕或一封密码信件就可以避开意大利让人占领公使馆的，或者让奥地利驻军以任何借口留驻安科纳的。那样就意味着搅乱欧洲和对法国宣战：然而我们不再是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一八一六年了，也不是一八一七年了，大家不会愿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到不受惩罚的狂妄、贪婪的野心得逞的。看来，阿尔巴尼主教接受了梅泰尼王子①的年金；他是德·穆戴纳②公爵的亲戚，他声称要把他的巨额财产留给这位公爵；他同那位王子策划了一个反对撒丁王位继承人的小阴谋。这一切果然属实；在这些专制、隐秘的政府背后通过密件派遣军队的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会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今天通过公开的政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通过快报和各种快捷的通讯，通过社会各阶层广泛的知识，人们往往隐匿在骗术和旧的外交手腕之中。然而，对一个奥地利的代办、罗马国务秘书的不足之处不应该视而不见；一些记录材料(如那些与意大利皇权有关的东西)，不能把它们放在阿尔巴尼主教的手中。

    ①梅泰尼王子(Mettecnich，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②德·穆戴纳(Modene)是个专制主义者。

    还没有人能识破这种任命的秘密，世人讨厌它，甚至连意大利内阁也是这样。这与外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有关吗?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主教在当时给圣文提前支付了罗马政府所需要的二十万皮阿斯特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一个奥地利银行家贷的款。红衣主教马希上星期六对我说，教皇陛下不想重新起用贝内蒂主教，然而他愿意赐给贝内蒂一个重要的职位。教皇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只好让波伦亚公使的职务空缺。这种悲惨的困境常常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如果马希主教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庇护八世为了取悦法国和奥地利王室，他所说的和所作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借此在私下里来掩盖自己的虚弱而已。此外，人们目前完全不相信阿尔巴尼任职久长。一旦他与大使们建立关系，困难便接踵而至。

    ③旧货币单位。

    至于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伯爵先生，必须仔细读读从那不勒斯或其他地方给您送去的东西。极其不幸的是，西西里岛政府陷入了极度受蔑视的境地。宫廷贵族生活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仍觉得心惊胆颤，总是被恐惧的幽灵纠缠着。他们让人看的只有耗费巨大的打猎和绞刑。这一切使王权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丢面子。人们把群众的不满。本世纪的产物——新旧社会的斗争，旧制度的衰败和青年一代蓬勃发展之间的斗争，称为阴谋活动。总归，孰是孰非，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富强、自由、幸福的法国，这种宏伟的景象照亮了那些处于或已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国民的眼睛，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遗憾或孕育了希望。代议制政府与绝对君主专制的混合不会持续很久；这一种或那一种必然消失，政府得重新回到与欧洲哥特式时代平等的水平上来。边境的海关从今以后不能隔断奴隶的自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条小溪的一边有着神圣而美好的声誉自己被吊死在同一条小溪的另一边的。在这种意义上，伯爵先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意大利是有密谋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意大利是法国的。当它享受到一些权利——它的聪明觉察到的和时间的逐步推移给它带来了的这些权利的那一天，它会平静下来，成为纯粹的意大利。那不过是几个可怜的烧炭党党徒引起的全国起义：那几个人是被警署的不正当行为所激发而被毫不怜惜地吊死的。有人用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却给各级政府提供最虚假的主意。有人阻止政府做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应该做的事，并且总把长期的和普遍的原由所起的作用看作一小撮雅各宾派的特别图谋。

    伯爵先生，这就是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它的各个邦除了智者的共同的工作以外，都受某种地方性弊病的折磨：皮埃蒙地区丢给了一狂热的派别；米兰地区遭奥地利人蚕食；糟糕的财政管理使圣父统治区遭到破产；税收上升到了将近五千万，而留给产业主的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海关几乎收不到利税；走私猖獗；穆戴纳王子在他的公爵领地(一切流弊泛滥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违禁品商店，他是晚上把违禁品运进波伦亚公使馆的。

    伯爵先生，我曾跟您提到过的那不勒斯，在那里，政府的软弱只是由于民众的怯懦才得以解救。

    是军事才能的欠缺延长了意大利末日的来临。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在马里于斯和恺撒的国家复活这种才能。优闲的生活方式和怡人的气候还使南部意大利人丧失了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土区划上产生的对立增加了内部运动的困难，但是如果某种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如果某个阿尔卓斯山这边的王子答应给他的臣民一部宪章，那么革命就会爆发，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所幸的是我们，经验教育了我们，人民减少了那些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和不聿。

    伯爵先生，我曾向您请过假，大概我会很快得到答复吧：这也许对我很有用。在离开意大利之际，我认为应该让您看一些全面性的材料，以确定枢密院的指导思想，以便警惕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或者盲目激动的人打的报告。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急于知道他们开支和在罗马期间共有多少钱。他们曾多次请我给您写信问问这些。因此我不得不请您尽早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伯爵先生，谈谈与我有关的事吧。当您想拨给我三万法郎的补助款时，当时您想到没有哪个红衣主教住在我的家里。事实是：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和他的随从在这里住下了，有两个教皇选举人的随员，一名教会的秘书，一名非教会的秘书，一名随身男仆，两个仆人，一个法国厨子，最后还有一个罗马管家，一个司仪，三个跟班，一个车夫，所有意大利红衣主教所应拥有的人。还有不能走动的图卢兹大主教先生①，他不能上桌用餐。还得有两三个仆人轮流照料来这里的常客和朋友们的马车和马匹。我这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肯定不会支付这些开销的：人将去，记忆留给我。我不仅得付钱给厨师、洗衣女工、马车老板等人，而且还有那两个来治大主教的腿的两个外科医生、给教皇做白色和红色拖鞋的鞋匠、缝制大衣、长袍和领巾。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全套打扮的裁缝得付钱。

    ①因为他扭伤了腿。

    除上述这些开销，伯爵先生，我在教皇选举会的前前后后以及选举会期间所花的演出费用也得开销。另外，女大公海伦，保尔·德·乌尔唐贝尔亲王②和德·巴伐利亚国王的到来，开销有所增加。这样，您肯定会发现您拨给我的三万法郎已经远远不够花了。大使到任的头一年花费是很大的，拨给这个机构的补助费用入不敷出。这样，一个外交官差不多得花三年时间才能找到偿还先前欠下的债务和使得收支平衡的办法。我知道外交预算很紧缺，如果我自己有些财产的话，我就不会去打扰您了。我向您保证，令我不快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涉及这些经费开销问题。

    ②保尔·德·乌尔唐贝尔(PauldeWurtemberg)，女大公爵的父亲。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的……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于罗马

    在梅迪西别墅为女大公海伦举行的宴会

    我曾在伦敦、巴黎举行过舞会、晚会，虽然我有另一种孤独感，但是克服这些新的孤独感没有太多的困难。我没有料到罗马的宴会会是这种样子：它们是古诗中描绘的某些东西，把死亡置于快乐的一旁。梅迪西别墅的花园早已披上了盛装，在那里，我接待了女大公海伦。这里的四周景色如画，一边是博尔盖兹别墅和拉斐尔大厦，另一边是德·蒙特——马里奥别墅和台伯河两岸的山丘。向下看去，整个罗马像被遗弃的一只鹰巢。在小树林里，来自阿尔卑斯省、佛罗伦萨、米兰的美人儿与波拉、科尔内里的后裔紧紧挨在一块儿，而海伦女大公就像是他们的王后。突然，一阵北风从山上吹下来，撕破了宴会的帐篷，卷走了破布和花饰，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一切像是从河岸上扫光了一样。大使馆很沮丧；我呢，看一阵风把我一天的心血和一时的快乐一下子吹走了，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嘲弄般的快意。麻烦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在优雅的宫殿里进早餐而不是在露天里了。和谐的号角声与双簧管音乐在风中荡漾，就像是我的美国森林里的低声细语。人们在狂风中玩乐，妇女们的面纱拍打着她们的面颊和头发，乐声在风中继续着，演奏者朝天吹奏，气球飞起来掠过那位北方女子的头顶，这一切给这些活动增添了新意，而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大风大浪似乎已融人到这中间来了。

    对于每个忘记自己大把年纪的人，对于曾向世界和暴风雨追求过这种幻想的人，这是怎样一种幻境啊!我都还依稀记得我的垂暮之秋，在我的宴会上，我看到置身于花海音乐和分枝吊灯之中的青春少女从我面前走过，可以说她们像天鹅一样游向阳光明媚的环境。她们会有什么样的消遣?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找她们已经爱过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在寻找她们还不曾爱过的。在道路的尽头，她们将跌人那儿一直打开着的坟墓里、旧石棺里；旧石棺被用作水悬在柱廊上的喷泉的水池，迷人而轻飘的水沫将大量倾泻在她们身上。这群美女连同那些钻石、花朵和羽毛饰在不断重复、渐渐减弱的罗西尼①的音乐声中飘去。这种旋律是我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听到的微风的叹息?是我在雅典娜埃尔谢泰神殿听到的呻吟?是远处大洋上北风的呜咽在抚慰我?我的精灵是不是像几个意大利名人那样被隐匿起来了?不是。我的山林女仙还单独留在牧场柳树林里，我同她在那里的孔布尔乔林的另一边交谈。对于那些伴着我的行程即将结束时的步伐相联系的社会嬉戏，我深感陌生。然而，在这种仙境之中，却有一种陶醉涌上心头。只有当我到圣彼得教堂前寂静的广场上或荒凉的竞技场清醒自己的头脑时，我才会从中解脱。当大地上那些细微的景色都消失了，我才感觉到我年轻时那些原有的忧愁与大自然景色的突然变化毫无二致。

    ①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记录了作为大使，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以便澄清王朝复辟时期不断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法国没有为皇室成员的放逐单独做什么，它只是按照军队力量强加的严厉要求去做的。发起这场放逐的是那些同盟国。外交协定，正式条约宣布了放逐波拿巴一家，规定了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允许与国中任何一国的部长或大使单独向拿破仑的亲属发放护照，一个签证得有另外四国的部长或大使签字。拿破仑的血统是多么令同盟国感到恐慌!即使他的血已不再在他自己的血管里流淌。

    感谢上帝，我对这些措施还从未屈服过。在一八二三年，虽然已有了这些条文，在我作为外交部长个人负责的情况下，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①就发了一本护照，好让她去巴黎照料一个生病的亲属。我曾数十次要求撤消这些惩罚条文，我也曾数十次对路易十八说过，我想见他的警卫队队长、德·雷兹塔德公爵，想看到拿破仑的雕像重新放回旺多姆圆柱上。作为部长，作为大使，我为拿破仑一家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我充分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自由与光荣并存。作为驻罗马的大使，我授权我的秘书和随员在德·圣勒公爵夫人②家里出进，我打破了一些自己也深遭不幸的法国人之间日益上升的离间状态。我曾写信给费舍主教先生，邀请他参加到聚集在我家里的主教队伍中来；我向他证实了有人以为应采取一些政治方面的措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使他回忆起他在罗马教廷任职时我曾是他的秘书的那段时光；我请这位前任大使赏脸参加他当大使时他的原任秘书的宴会，我收到了他一封庄重、谨慎、深谋远虑的回信：

    ①朱丽·克拉里(JulieClary)，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后称为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

    ②奥尔腾斯(Hortense)王后，约瑟芬的女儿，她嫁给了以前是荷兰国王，后来是圣勒伯爵的路易·波拿巴。

    费舍主教很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盛情邀请，但鉴于他重返罗马后的处境，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上流社会，去过一种脱离社会、与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决定对他的安逸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他只得丝毫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费舍红衣主教清德·夏托布里昂先生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感·激，虽然他常想去拜访阁下，但终因困顿，难以成行。

    顺致时安。

    费舍主教

    一八二九年四月四日于法尔科尼里宫

    这封短信中的那句话：“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影射了德·布拉卡先生发出的威胁：如果费舍主教在法国大使馆露面，就下令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德·布拉卡先生遗忘得太多，他并不总是大贵人。我呢，我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现在我应该是什么人，这不断让我回忆起过去，我的为人同里昂这位大主教很不一样，他和我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和使得我在到达罗马后更加注意礼节，尤其是，我处在胜利者一方，而他却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在他那方面，热罗姆王子让我有幸进行调解并随信寄了一份他写给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的诉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对这个大度的、看到他(热罗姆王子)出生的法国，对这个拥有他全部的爱并为之服务了二千年的法国，流放在当初和在后果上都是相当可怕的；而今法国想通过允许它的每一届政府滥用它的微妙地位只能加剧它的局势的恶化。

    热罗姆·德·蒙福尔①坚信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它崇高的代表性，毫不犹豫地想到会还他公道的。

    ①热罗姆·德·蒙福尔(JeromedeMontfort)，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在流放期间的名字。

    顺致敬意。

    热罗姆

    我就这份诉状，向国务秘书贝内蒂主教写了一封密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热罗姆·德·蒙福尔亲王》推断的缘由，对这封信的署名人来说，显得是建立在法律与道义上的，他不能拒绝向申诉人提供帮助，他坚信法国政府终将看到采取多疑的措施只能在政治上使得法律过于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阁下的有力支持。

    夏多布里昂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热罗姆王子。信的内容如下：

    驻罗马教廷的法国大使有幸收到了热罗姆·德·蒙福尔王子寄给他的信。他对给予他的信任向王子表示谢意，他将在教皇陛下的国务秘书面前对殿下提出的合理要求当做己任给以大力支持。

    曾经被逐出他的祖国的夏多布里昂子爵将格外高兴能减轻那些还处于政治法令打击之下的法国人的苦难。拿破仑被放逐的弟弟，写信给一个以前曾被拿破仑亲自从流放名单中划去的流亡贵族，这是命运游戏之一是罗马毁灭的见证人。

    德·夏多布里昂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九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我曾很荣幸地告诉过您，我已收到了您的第二十五号急件。教皇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单独接见了我，看来教皇陛下的身体很健康。他让我坐在他的前面，并留我呆到近五点一刻。在我之前，奥地利大使向他递交了图书。

    离开梵蒂冈教皇陛下的办公室，我去到了国务秘书家，跟他坦诚地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好吧，您看报纸上是怎样评论您的吧!您是奥地利人，您讨厌法国，您想对它使坏。我应该相信这些吗?”他耸了耸肩，回答我说：“你们的报纸很使我发笑。如果您不肯信服的话，我的话也不能使您信服的。那就考验我吧。您将看到，我是不是不喜欢法国，我会不会按照您以您国王的名义向我提出的那些要求去做的!”伯爵先生，我相信阿尔巴尼主教是诚恳的。在宗教上，他有一种极深的冷漠；他不是神甫，他甚至想脱离教会，想去结婚；他不喜欢耶稣会的人，他们的流言使他厌烦；他好吃懒做，喜欢各种娱乐消遣；主教训谕和主教的信件使他烦恼了这种厌烦对这些训谕和主教信件的作者极为不利。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想平静而快乐地死去。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四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