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二十一章

太讲到罗伯达迁居她家的大概日期，说她随身带着一只小箱子和一只手提包——就是跟泰特斯确认的小箱子、手提包一模一样。迁入以后，罗伯达好象感到非常孤单。她，吉尔平太太，觉得这个姑娘怪可怜的，后来就向她出过点子，好让她有机会出去应酬交际，但被罗伯达一概谢绝了。不过，后来，在十一月下旬（是的，她，吉尔平太太，从来不敢向这么一位可爱而又端庄的姑娘提问过这件事），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偶然发觉：在深夜十一点过后，罗伯达在她房间里还招待过什么人，至于此人到底是谁，吉尔平太太也就说不上来。在这节骨眼上，贝尔纳普又通过反复讯问，竭力想引出一些招认或是一些印象来，让人觉得好象罗伯达并不是正如所有见证人所说的那么一种无懈可击的清教徒——可他这一企图并没有成功。吉尔平太太和她的丈夫显然很喜欢罗伯达，只是在梅森和贝尔纳普先后的压力之下，他们作证时才说到了克莱德深夜来找她的事。

    接下来是他们的大女儿斯特拉作证说，去年十月下旬，或是十一月上旬，罗伯达迁入后不久，有一回她（斯特拉）看到她和一个男人——现在，斯特拉才认出此人原来就是克莱德——站在离屋不到一百英尺的地方，好象他们还在吵嘴。于是，斯特拉就停下来侧耳谛听。并不是他们的每一句话她都能听清楚，但在梅森开导式讯问之下，她说，她记得罗伯达是一个劲儿不让克莱德进入自己房间：“这样让人看了不好。”最后，他一转身就走了，罗伯达还站在那儿，伸出双臂，好象是在恳求他回来。

    克莱德自始至终惊诧地瞪眼直瞅着。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事实上就是他和罗伯达的全部交往中——他一直自以为没有被人发现过。而眼前这些证据，毫无疑问，证实了梅森一开头所陈述的许多罪状，那就是：他，克莱德，完全知道这事具有犯罪性质，却蓄意诱使罗伯达去做她明明不愿意做的事——这一类证词，很容易使法官、陪审团，以及以农民为主的这个县里所有因循守旧的人对他产生了反感。贝尔纳普了解到这一点，就想难倒斯特拉，让她觉得自己也给搞胡涂了，怎么她认出的那个人就是克莱德呢。可是，结果反而又捅出来一些新情况：十一月里或是十二月初，就在上面那件事以后不久，她看见克莱德来时胳膊底下掖着一只什么盒子，敲了一下罗伯达的房门便进去了。当时，她一眼认出，此人就是那次在月夜跟罗伯达吵过嘴的年轻人。

    接下来依次是惠甘和利格特。他们先后对克莱德和罗伯达到厂工作的日期，以及有关主管各部门的负责人不得跟女工交往的厂规作证。在他们看来，克莱德和罗伯达表面上的举止言行都是无可非议的，好象他们谁都是目不斜视，或则是偷看过别的什么人（利格特作证时就是这样说的）。

    跟在他们之后，又是另外一些见证人。佩顿太太就她所知道的克莱德租住的那个房间的一些特点，以及他在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作了证。奥尔登太太作证时说，去年圣诞节罗伯达对她坦白地说过她厂里的顶头上司——克莱德·格里菲思，是厂主的侄儿——正在向她献殷勤，不过，这事暂时还得保守秘密。弗兰克·哈里特、哈利·巴戈特、特雷西·特朗布尔和埃迪·塞尔斯作证时都说，去年十二月间，克莱德经常应邀参加莱柯格斯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谢内克塔迪的一家药房老板约翰·兰伯特作证时说，一月间，有个年轻人找上门来，求他给一点可以堕胎的药，现在他认出那个年轻人原来就是被告。奥林·肖特作证时说，一月底克莱德问过他是不是知道有哪个医生可以给一个少妇帮帮忙——克莱德说那是格里菲思公司里一个职工的妻子，实在太穷，连一个小孩都供养不起，据克莱德说，她的丈夫还就这事向他求教过。接下来是格伦医生作证，说罗伯达是来找过他的，他看了报上照片，这才想起那就是她，不过，他接着又说，他恪守医德，怎么也不愿意满足她的要求。

    随后是奥尔登的乡邻威尔科克斯。他在作证时说，大约在六月二十九日或是三十日，他正在厨房后面洗衣间里，碰巧罗伯达过来接长途电话，那是一个自称贝克的男人从莱柯格斯打来的。威尔科克斯听见罗伯达对他说：“不过，克莱德，我可等不了这么久。你知道我可等不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等了。”她说话时的语气，听起来很激动，很苦恼。威尔科克斯先生十拿九稳地说，“克莱德”这个名字，他可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是威尔科克斯的那个说话大舌头、长得又矮又胖的女儿埃塞尔出来作证说，她一连三次接到过找罗伯达的长途电话，她都是赶快就去找罗伯达的。每次都是一个名叫贝克的男人从莱柯格斯打来的。有一回，她听见罗伯达管打电话来的那个人叫克莱德。还有一回，她听见罗伯达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等不了这么久。”不过，罗伯达说这话到底是啥意思，当时埃塞尔并不了解。

    接下来是乡下邮差罗杰·比恩。他在作证时说，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为止，罗伯达亲自交给他的信，加上她投入奥尔登农场交岔路口那个邮筒里的信，总共不少于十五封。他一口咬定说，这些信十之八九都是写给克莱德·格里菲思的，留交莱柯格斯邮局待领。

    随后是莱柯格斯邮局主管留交待领信件的职员阿莫斯·肖沃尔特。他在作证时说，就他记忆所及，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为止，克莱德（这个人名字他是知道的）曾来问过自己有没有信，而且一共收到了不少于十五六封信。

    挨在肖沃尔特以后，是莱柯格斯某加油站经理R．T．比根。他在作证时说，七月六日早上，大约八点钟光景，他到菲尔丁大街去。那是在该城西郊，自北可通往莱柯格斯——方达电车线路上的一个站头。当时，他看见克莱德身穿一套灰衣服，头戴一顶草帽，手提一只棕色提箱，提箱一侧拴上一副黄色照相机三脚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把伞。克莱德住地的方向他是知道的，因此暗自纳闷：他干吗老远安步当车，走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在离他家不远的中央大道上，他就可以搭乘来往于方达—莱柯格斯之间的车。贝尔纳普在反复讯问这个见证人时，问对方既然远在一百七十五英尺之外，怎能宣誓作证说他看见的就是三脚架呢。可比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是的，错不了——那是精光锃亮、镶上黄铜铰链的一副黄色木质三脚架。

    比根说完以后，是方达火车站站长约翰·W·特罗埃斯彻。他在作证时说，七月六日早上（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他办过一些事还记下来呢），他卖给罗伯达·奥尔登一张到尤蒂卡的车票。奥尔登小姐他还是记得的，因为，去年冬天他就见到过她好几次了。她显得非常疲乏，象是闹病似的，拎一只棕色手提箱，仿佛就是眼前出示给他看的那只棕色手提箱。就是这个被告，特罗埃斯彻也记起来了，说他手里也拎着一只手提箱。火车站站长倒是没有看到这个被告特别注意那个姑娘或是跟她讲过什么话。

    接下来是从方达开往尤蒂卡的那次列车上的乘务长昆西·B·戴尔。现在他记起来了，当时他发现克莱德就坐在后面一节车厢里。同时，他也发现有罗伯达。后来看了报上的照片，他都记起来了。她对乘务长和蔼地一笑。他还说过，她随身携带的这只手提箱，对她来说似乎太沉了，到了尤蒂卡，他可以叫一个司闸员帮她提下去。为此，她还向乘务长道了谢。他看见奥尔登小姐在尤蒂卡下车，进了车站就不见了。可是克莱德他却没有注意到。

    随后，留在尤蒂卡车站行李房已有好长日子的罗伯达那只箱子，终于也验明了。在这以后，尤蒂卡的伦弗鲁饭店总经理杰里·K·克尔诺肖恩，验明了本店旅客登记簿，就在七月六日那一页上写着：“克利福德·戈尔登夫妇”。笔迹专家就在此时此地把这本登记簿上的签名，跟草湖和大比腾两旅店来客登记簿进行了比较，证实了这一签名都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些笔迹，同罗伯达箱子里那张卡片上的笔迹也核对了一下，全都依次交给每位陪审员仔细查验过目，同样，也让贝尔纳普和杰夫森仔细查验过目。这些东西，他们两个都见过，只是那张卡片还没见过。因此，贝尔纳普又一次提出抗议，认为地方检察官不正当地、非法地、无耻地扣留了物证。于是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又长、又激烈的争论。事实上，第十天的庭讯也就这样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