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事实。”
“我去告?那我无论如何也不干!这样马上就会流言四起,叫你后悔不迭!例如在养畜场,他们拿了预支的工钱就溜了。调解法官又有什么办法?宣告他们无罪了事。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对付他们。按照老办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就得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
“我们经营自己的农业根本不用这些方法,”他微笑着说,“我、莱温和他都是一样。”
“我们有银行,可以贷款嘛。”
“我不这么认为,”斯维亚日斯基已经认真地反驳,“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我们在农奴制时代所经营的农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相反,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良好的役畜,没有真正的管理方法,我不会算账。你去问问当家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他有利,怎么做不利。”
“意大利式簿记,”那个地主讥讽地说,“无论你怎么算,要是他们把一切都给你弄坏,还是一点利润也得不到。”
“您是怎么想的?”他问,“现在究竟应该怎样经营农业?”
“您也可以去调解法官那儿告他嘛,”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为什么认为,”莱温极力想回到实质性的问题上来,“要找到那样一种与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获得成效,是不可能的呢?”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规。”
“怎么才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喝了酸牛奶,点上一支烟,走到两个争论者面前说。“与劳动者可能确立的各种关系都已经确定下来,并且作了研究,”他说道。“野蛮时代的残余——施行连环保制度的原始公社自行瓦解了,农奴制已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由劳动,它的形式是明确和现成的,必须采用这些形式。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就是这问题——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莱温心想。
“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干:要么收成平分,要么把土地租给农民。这样做未尝不可,但是这么一来,国家的总财富就受到了损失。我的土地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经营方法可以有九倍于种子的收获,用平分的方法就只有三倍。农奴解放把俄国给毁了!”
“因为这样做无异于重新去研究建设铁路的方法。其实方法是现成的,早已设计好了。”
“啊,地租!”莱温惊讶地喊了起来。“也许在欧洲可以有地租,在那里,土地因劳力的投放而变好,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劳力的投放而变糟,也就是说,地越种越薄,因此,谈不到地租。”
“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住在自己家里,不受雇于人,也不受人管。再说,总希望农民会明白事理。可实际上,您可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不断地分家,既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头牛。他们都快饿死了,而您去雇他们干活,他们就想法跟您捣乱,还去调解法官那儿告您。”
“农业水平在下降,而且就我们和雇工目前的关系,要用一种可以赢利的、合理的方法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莱温说。
“你们想喝酸牛奶吗?玛莎,叫人给我们拿点酸牛奶或马林果来,”他对妻子说。“今年马林果熟得很晚。”
“但是欧洲对这些形式并不满意。”
“也许,没有获利,”斯维亚日斯基说。“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糟糕的当家人,要么我把资金花在提高地租上了。”
“也不止我一人,”莱温继续说,“我和所有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们一样,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全都亏本。对啦,请您告诉我们,您经营的农业获利吗?”莱温说,于是他立即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察觉了每当他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之门登堂入室时所见到的那种刹那间的恐惧。
“为什么呢?如果是合理的,那你们还是可以雇人经营农业,”斯维亚日斯基说。
“为什么会弄坏呢?你们蹩脚的脱粒机、俄国式畜力简易机器会弄坏,而我的蒸汽机是弄不坏的。俄罗斯本地马,怎么说呢?驽马,得揪住它们的尾巴才肯走,这种马会被糟蹋,但是您如果养贝雪重轭马,或者就养比秋格马吧,它们就不会被糟蹋。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提高农业水平。”
“与俄国农民休想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没有权力,”那个地主回答说。
“但是,假如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适用,假如它们并不高明呢?”莱温说。
他又发现斯维亚日斯基眼里的恐惧神色。
“哎呀,那我们就妄自尊大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啦!这套话我很熟悉,但是,对不起,欧洲在关于劳动组织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您知道吗?”
“不,不大清楚。”
“现在欧洲的优秀人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舒尔采-德里奇派……后来则有最具自由思想的拉萨尔派论劳动问题的一大批著作……米尔豪森体制——这都是事实,您大概是知道的。”
“我有点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说说而已,您对这一切的了解大概并不比我差。当然,我不是社会学的教授,但我对这感兴趣,真的,假如您也有兴趣的话,那就去研究吧。”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起来告别,斯维亚日斯基又制止了莱温那种爱窥测他内心世界的令人不快的习惯,走出去送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