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瓣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矱，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呵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矱果何矩矱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矱，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虚戕贼性情之矩矱，岂不宜首先斩除乎。

    中国本为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论其外观，修饬华丽，精美绝伦。用为流连光景凭吊物情之具，未尝无独到之长也。然此种文章，实难能而非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将来文学趋势大迁，只有退居于“历史上艺术”之地位，等于鼎彝，供人玩好而已。且骈文有一大病根存，即导入伪言是也。模棱之词，含胡之言，以骈文达之，恰充其量。告言之文，多用骈体，利其情之易于伸缩，进退皆可也。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义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明确而非含胡，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尚旨而不缛辞，又与骈文性质上渺不相涉。况含胡模棱，无信之词也。专用譬况，遁辞之常也。骈文之于人也，教之矜伐，诲之严饰，启其意气，泯其懿德。学之而情为所移，便将与鸟兽草木虫鱼不群，而不与斯人之徒相与。欲其有济于民生，作辅于社会，诚万不可能之事。而况六朝文人，多是薄行，鲜有令终。诵其诗，读其文，与之俱化。上焉者，发为游仙之想，中焉者，流成颓唐之气，下焉者，浸变淫哇之风。今欲崇诚信而益民德，写人生以济群类，将何用此骈体为也。

    龚定庵久与汪容甫、魏默深号称三家，今更磅溥海内，寻其独立不羁，自作古始，曷尝不堪服膺。生逢桐城滑泽文学盛行之日，又当试帖四六混合体之骈文家角立之时，独能希抗诸子，高振风付，可以为难矣。然而佶屈聱牙，不堪入口，既乖“字妖”之条，又违“易造难识”之戒。故为惊众之言，实非高人之论，多施僻隐之字，又岂达者之为。用辞含胡，等于骈体，庞然自大，类于古文。文章本以宣意，何必深其壁垒乎。张皋文等好作难解之文，固可与龚氏齐视。余尝读其赋《钞序》《黄山赋》诸篇，几乎不能句读。穷日夜力以释之，及乎既解，则又卑之无甚高论，果何用此貌似深奥者为也。故龚氏之变当时文体则是矣，惜其所变者未当。彼龚氏者，文学界中不中用之怪杰也。

    自汪容甫李申耆标举三国晋宋之文，创作骈散交错之体，流风所及，于今为盛。章太炎先生其挺出者也。盖汉人制文，每牵于章句。梁后俪体，专务乎雕琢。唐宋不免于粗犷。清代尽附于科举（散文与八比合，骈文与试帖诗赋合）。以三国晋宋疏通致远之文当之，则皆望风不及。苟非物换时移，以成今日之世代者，虽持而勿坠可也。无若时势之要求，风化之浸变，陈词故谊，将不适用于今日。魏晋持论，固多精审，然以视西土逻辑家言，尚嫌牵滞句文，差有浮辞。其达情之文，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衡以西土表象写实之文，更觉舍本务末，不切群情。故论其精神，则“意度格力，固无取焉”。论其体式，则“简慢舒徐，斯为病矣”。况文学本逐风尚为转移，今不能以《世说新语》为今后之风俗史，即不能以三国晋宋文体为今后之正家，理至显也。

    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

    平情论之，纵使今日中国犹在闭关之时，欧土文化犹未输入，民俗未丕变，政体未革新。而乡愿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闽派，横塞域中。独不当起而翦除，为末流文弊进一解乎。而况文体革迁，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间言。此本时势迫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若于此犹存怀疑，非拘墟于情感，即阙乏于长识。此篇所言，全无妙义，又多盈辞，实已等于赘旒。今后但当从建设的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既往，已成定论，不待烦言矣。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青年的两件事业

    昨天是五月初四。回想去年到现在，已经一整年了。追虑起来，千头万绪，所以有些坐不宁静，和两位朋友————一位是刘半农先生————跑到里去濛公园，无聊了一阵。回来还是不宁静，想了许多，今天把一小部可以写下的写下。

    青年以外的中国人是靠不住的了，但现在青年，将来又是怎么样？天地间的事，本来不能突然变质的，我们一方受遗传的支配，一方受环境的包围，但凡科学的公例不虚，自然有很大的危险在前面。

    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

    人的精神的小大，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生产一点东西。

    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

    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环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环境，也要另找艰难的环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环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环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

    看看民国的先烈，做的是些什么事？革命时候，是怎样牺牲？革命以前是怎样牲牺？但结果造就出来的怎么样？这是一个这样的民国！但这一个民国的代价，已经如许之大了。那些先烈的行事，从现在想来，真是可望不可及了。请问现在这个时代，向我们青年所要求的事业，是否和“这样的民国”的分量相等？恐怕要重无数倍吧？但请问这个时候的青年，和那个时候的青年努力的分量差多少？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

    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

    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任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但在这个时代能不改他吗？

    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这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上说的一件事业，是实行前一项责任的，还有后一项，下文说出。

    几百年或千年后的究竟，或者“世界共和国”的组成，不以民族为单位。但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类的事业，现在有两个趋势，甲是国际联盟，乙是社会主义者之国际会。这两项比较一看，我们决不能以甲种趋向为满足。平情而论，甲种趋向，若能成功时，我们已经算“慰情聊胜于无”了。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的。

    国际联盟仍不免一大部分是国际政府联盟的意味。若各国政府多数是吃人的，则一群吃人的人的联合自然免不了有几分野兽气。但现在政府不吃人的有几个呢？就以山东问题立论，我们相信要交提国际联盟，所以然者，一则任这边的和那边的误国派作弄，是再要糟也没有了。但有方法，就比这好。二则我们本在德约上不签字的，决不能不顾人格。三则山东问题却是世界的问题，自然要请世界解决。四则国际联盟就是不彻底，它的人格在比较上也要比这边的为国派和那边的误国派高万倍：我们比较的相信得过。

    但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的根据，都是政策上的根据，不是谋国际上彻底平和的根据。我们从国际联盟的组织上看起，可以断定它不是能担任实行威尔逊十四条的。但这十四条所差欠者还多。这些不过是国际上的保障，并不是民族间的互助。

    我们相信世界上是一个大共和国，所以凡有关于人道的事，范围难限于一地，也要互助的实行他去。凡有害于人道的事，范围难限于一地，也要互助的避免他去。积极方面的力量是合作，消极方面的力量是总同盟。

    但实行这些宗旨，非有有组织的团结不可，所以第二国际虽死了，非有第三国际不可。第三国际虽独调，而不能得大家之加入，非有第四第五接连下去做不可。我们相信人道已是觉明的了。这个事业后来必能成就。

    但未来的这样的国际建设，不是凭空成就的，必须有极长的预备。先是民族上的了解，然后生民族上的感情，然后可以有国民间的事业，然后可以谋一致的公同目的，而采取互相照应的手段。最后的成就，乃是国民的大组织。

    请看欧洲各国的民族间运动，真令我们起敬。最长于这事的是斯拉夫人（这半由于他们国内的空气不好，所以跑去国外谋事业，这是战后的情形），而其他民族对此也很有效力，如上月日内瓦所开的国际退伍兵会议、英德法奥等对敌的国民，讨论于一堂，而表示反对战争的宣言。这宗忘仇相亲的举动，就是在事业上直接成就的极少，而在精神上也大可感动人类，使人道觉明早几天了。

    日本人对于国际间的事业是很注意的，社会党的国际会议，他们没有一次不出席。但请问中国人怎么样？现在致力于国民间的事业的人，只有李石曾先生等几个人有成绩！这真是我们民族的羞耻。难道我们永远于自外吗？世界上有人为实行人道的布置我们还要自外，岂不是自绝于人道吗？

    以上的两件事：内里人和人粘着，就是造社会；外边这国人和那国人粘着，就是造国际间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两件事业。除此也没有别的事业。

    这两件事又缓又费力，但天地间的大成就没有不有大代价的。

    青年以外的中国人，是没办法的了，因为我们专寻不费力的事去做，所以渐渐苟且、下流不知所归了。所以青年更要费力做去的。此前有些名词上的歧义，每因不费力的缘故而生，是要注意的。现在举两个：

    一是“民族自决”。我们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有这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欧洲的民族怨恨这个，有的可说，因为他们再三去自决，而被强盗阻止了。至于中国，何尝去自决去呢？中国人心里的自决，乃是别人替你自决，不蒙其害，坐享其成，这正是“被决”哩！像爱威尔人近来的表示，乃是真自决。

    二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一年以来，一组社会上稍须有点责任心，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的成绩？但若因群众运动之故忘了个人运动，虽能为一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而不能保社会之久不腐败，所以群众运动必伴着个人运动，才显精神，若个人运动消灭，最便于滥竽者之心理。我所谓个人运动，积极方面是个人事业的砥码，消极方面是个人的牺牲。

    写这篇东西时，说不出心里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原载《晨报》，1920年7月3日、5日）

    编者附：

    胡适：“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陈寅恪称赞他“天下英雄独使君”。

    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这样评价：“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