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

    1885——1968

    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

    他是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兼具思想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身份，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

    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

    无自由不成权利。

    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政治本由理想产出。理想者为事实所感召，立之以纲维时会之迁流者也。必有新理想导之于先，乃有新政治实现于后。国人局于现象，鉴吾国政治状况，大似欧洲十八世纪之初。凡所论列，多摭拾十八世纪以前之学说，以津津自憙。如天赋人权、小己主义、放任主义，早为西人所唾弃者，尚啧啧称道，自诩新奇。殊不知政治进化，非同机械；发达变迁，均为有意识之动作。凡他国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他国几经试验，由失败而始得成功者，吾为后进之国，自应采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经其失败之途。由此以推，则凡先进国回环顿挫，历数世纪始获得之进步，后进国可寻得捷径，而于一世纪之中追及之。然则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诚为今日之急务焉。兹略举数事如左：

    一　国家观念之变迁

    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故希腊罗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之最高目的。人民权利，皆极端供国家之牺牲。至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起，乃一变其说，谓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绝不相容；且有谓政府之存在，徒因人类之有罪恶；罪恶一去，政府斯亡，乃至十八世纪以后，新国家主义日益发明，如费舒特(Fichte)、海格尔(Hegel)、玛志尼(Mazzini)、加奈尔(Carlyle)、骆司硁(Ruskin)、格林(Green)诸氏，均阐发国家之功能：以为人类一切障碍，惟赖国家之力，可以铲除；一切利益，惟赖国家之力，可以发达。在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之思想，以反对国家者为正教，以信赖国家者为异端；在最近数年前，则以信赖国家者为正教，以无政府主义为异端。考其所以变迁之原因，盖一由国家观念，大异于前，一由国家功效，昭昭在人耳目，故也。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以为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乃两相妨害之物；国权一伸，民权自不得不缩。近世乃知人民之权利自繇，由法律所赋予。国家权力强固一分，即人民权利强固一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犹经济学上之富然：富非人生之究竟，乃为求达人生究竟之一途；国家亦非人生之归宿，不过为人类凭藉，以求归宿之所在耳。又因列强竞争，日形激烈；人民自繇，仅为此小国家主义所限制，劳劳战备，日在惴惴战栗之天，自繇范围，终嫌狭隘。于是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舆论而可信者也。

    二　乐利主义之变迁

    古代之政治思想，多自“损下益上”“捐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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