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

乎不能实行，并且第六项几乎没有，我自己知道很不对。

    我个人的“十分之几”分配法，不足计较；我觉得综君的很对，很可实行。惟“十分之几”的方法，用时间的单位限度计算起来，是怎样？若不说明，好像是一个“对于已过的观察”，不是“对于此后的规划”了，那岂不近于“造册子”“画表”的事，岂不糟糕的？

    我们要拿钟点来做单位，决不行；因为以上六项不能每人每日件件都做。若以一日为单位也不对，因为不能说今天做某项，明天做某项。以周以月更不行。所以不能有绝对的单位，只有一个时间单位的限度；这限度用钟点用日全不行，三日五日，又不好计算；最好就是一周。简单说：“把一周的时间（除授课、休息、睡眠不计）分为十分，照着前六项分配实行；如第（一）（五）（六）三项可以全天全有；（二）（三）（四）不必每天都有；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周之内六项全要做到，全要按照所分配的分数。”

    以上的大致如此，详细的我们一面想，一面实行，自然觉得很明白，并且一定觉得有趣，不过这些时间，我们都把授课、休息、睡眠时间除开，这三种也是我们的时间，并且占去了大半分，我们不可不研究。

    （甲）授课：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要用心听讲，不过也有不可听的；对于这一层，我就主张不听，不特不听，直到可以听时才去听；我匀出这时间，还可做“十分之几”之内的事，不过不要做“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事才对，至于甚么“旷课”“缺席”那是学校造册子的事，与我们无关。

    （乙）休息：这一种时间分几种：(1)下课以后的最短时间；(2)饮食以后的最短时间；(3)“十分之几”中各项内最短的时间，大概不外三种，长一点的就是睡眠，或是卧病，这是不在预算内的，或是有特殊原因的长期休息，这三种都是一定有的，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不过这些休息都要真的，要是适当休息也拿着书看，这叫作“自苦”。

    （丙）睡眠：前两种的时间，不能人人都同，这一种依理可以划一。有很多人主张每日睡八点钟。我以为春、秋二季，应该睡七点钟，冬、夏二季应七点半钟，春秋二季的时间，比冬夏贵半点；理由也不是因为什么“春光明媚”“秋朗气清”，不过这两季比较上可以少睡半点钟，并且还有地域变迁不同，不可概论；退一步说，四季都是七点钟也好。我们总要睡得够，别的分配的时间才能准，所以不能不有一个允当的限度；至于睡后半夜的两三点钟或是“明天以后前半天”，那是“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结果，他的时间就没有分配，也不必管他了。还有“昼寝”一件事，也不应当，这是算在七点钟之内，也觉得零碎，顶可以不必，孔夫子骂宰予，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以上的三种说完了，再将我们一天时间总算一算：（一）授课普通八点或九点，且以九点计算；（二）零碎的休息，二点钟；（三）睡眠七点钟；这三种就算占去十八点了。除下的六点钟就是“十分之几”的分配所占的时间了。倘若只有八点钟的课，或是只以五点钟分配“十分之几”的事，以这一点钟流入休息内也可；又若没有八点钟的课，就可以多出的钟头，加入“十分之几”内。

    这“十分之几”的分配时间，用一周为单位限度，到现在就可以用钟点计算，如上所说，平均每日六点钟，七日就四十二点钟，再加入星期日没有课的八点钟，就共有五十点钟了。把它分作十份，每份就是五点，所以我们每周有：（按照综君所分配）

    （一）十点钟温习校课（平均每日一点以上）。

    （二）十点钟看参考书（可以五日分配之）。

    （三）五点钟看杂志（可以四日或五日分配）。

    （四）十五点钟作劳力事（可以五日以上分配）。

    （五）五点钟作劳心的事（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六）五点钟运动（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我的“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完了。题目是妄拟的，这样分配法，综君提出来，与我意思同，我就把他说明，是不是对呢？不知大家意思怎样？不过我觉得很可以实行，我自己的是实行了，并且我想几十年最时髦的“壁上贴的功课表”，差不多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是不是造册子的作用？也不知道；贴在壁上，能实行不能实行？是一个问题；天天如此，是不厌烦？又是一个问题；并且有几天又换了一张贴着的；有把几点几十分都定出来的；这些事我都干过————我想与其这样死，不如改个活法子。大家的意思怎样？我们可以从细商量；我们“少年学会”研究问题，是很欢迎人指教的。

    （原载《少年》半月刊第二期，第二至四版，1919年10月16日，署名琴荪）

    杂感：北李南陈

    黄日葵兄告诉我，有大会在李陈两先生合摄照片的硬纸板上这样写着：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几句话真正道出了五四时期我们青年追求光明、尊重先进的殷切心情。

    我在北京读书时常到李先生家去请教，承他对我们学习时加指示，因此他就成了我的导师。

    出国路过上海曾到环龙路去见陈先生。他对我的勤工俭学规划表示怀疑，认为工读兼顾是办不到的。他没有给我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也不曾对我提问，他不是和我谈心而只是向我训话。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自信心强，判断力也强。

    我接受了李先生的指导，也要记着陈先生的话，用以激励我自己。

    （1920年8月）

    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

    修甫、康农、伯明、骧尘、友松、锡侯、嘉裴、家瑞……诸友：

    ……唉！我一些亲爱的老朋友们呀！在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只要在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固然属于物质上的，我们虽挤在这灿烂而又混沌的空间内，也有些慰藉可言，但我们所经度的搏战生涯，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还未达到相当程度，我们的精神那能就说畅快，而且含含糊糊地过日子，又不是我们所当做，所忍做的。

    我在这半年来差堪自慰的事情便是能够来实验地做劳力的工作，从直觉的感触中，也得些片断的安慰。但知识的恐慌，既迫促了我反动的着急，一般的现状，又刺激了我刚愎的嫉视。

    我“穷极则变”，几月以来为回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筹搏乱的方法。事实上别无他法，我只有忙！忙个不了。以前的复杂的幻想，都用锁钥闭起，直到了现在，最近来因为八小时的权利失去，生活上始稍稍有些变迁（近来欧洲工业市场，大形变动，法国尤甚，工人失业者多至百万。我于一星期前也暂时停止没工作）。这也是我所以能够比较的详细一点来和你们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在暂时八小时的努力虽然停止，然而精神生活仍继续不断的无所变易，你们乐闻此说么？

    大致你们也很想从我得知一些在法做工的消息：在我的责任上，早就应该详告你们一番。不过我个人之见，绝不能得事实上的真理，在11月间我与你们的信中，曾预先和你们商量出《勤工俭学研究号》于《少年》的事。我并且曾与你们的稿子在1921年1月底可寄到，不料这件事我现在很歉意的于时期上对你们失了信！这也是我匆忙中一种热烈的错！现在，这工作我们正在做，不过时期没有那样快了，但也只缓期一月。因为这件事决不仅做文章发表直觉的意见，我们还需有切实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日，于不远的几个地方做工而很相了解的朋友们，我们聚会了几次，都做严重的辩论，切实的谈话。前个星期日才商决，我们姑无论效果如何，只当做自己于良心上不可隐忍的事，前途上应该不糊涂的事，无论是直觉的，反动的，我们总要披肝沥胆，尽情一吐！现在又因为时间上不可太缓，约定1921年1月以前汇齐大宗的稿子，寄到国内来。寄的事是我担任的，我敢于担任的把握是在你们。现在《少年》是不是仍出我不知道（你们也真做得出，总不寄一份来）。《少年》若还在，就借出一个勤工俭学研究号大概是可能的事。否则，这工作是很希望可以做起的，如若《少年》不能借光，只好另出小册子。但也是要恳托你们的。在1月底或2月初可以由法国付邮，2月底或3月初可以寄到，请你们就照这日子预算罢。

    ……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积极便会发现弱点。我常听朋友说，国内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实际，是现在的最大恐慌，这话实在中肯。比如《少年》于我没出国以前，曾主张停刊的，现在我们大家既感受到学业与责任的观感，又承一些很难得的师友们的催促与赞助，仍在范围以内做点工作，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不过，凡做起的一件事，在我们现在至少不可不保持的，就是不能懈怠。……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一个时髦青年的制造所，尤以北大和高师为甚，我恐怕结果之坏，将有甚于五花八门之上海，这都是受“五四”思潮太蹈空之毒！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你们的实诚的　赵世炎

    （原载于《少年》第十五期，1921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