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1]

    《宋明理学史》撰著完成了。全书两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万余言。经始于1980年，至1985年年终写竣，历时六载。同志们十分辛瘁，晨窗握笔，午夜摊书，六年岁月是在勤奋中度过的。今日回顾，倍感欢愉。

    《宋明理学史》上卷于1984年4月出版，得到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胡绳、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张恒寿、王明诸先生，或驰书勖勉，或相见问讯，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为望。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美国学者田浩，亦深表关切，给我们以精神鼓舞。对此，谨致谢忱。

    《宋明理学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实始于1983年夏季。是年6月，撰著诸君，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诸同志，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有关同志，集会于北京，商讨下卷的编撰工作。与会诸君得悉《宋明理学史》列为国家“六五”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极其振奋，同时感到责任重大。会议根据前三年所拟的编撰提纲，讨论通过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章节目录。此后，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开展了。

    1983年11月，中国思想史全国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会议期间讨论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编撰工作，修订了章节目录，调整了编撰力量，推动了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学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诸同志阅读史料，研究问题，操觚染翰，昼夜焦劳。有些章节，三易其稿。其间，步近智同志受主编委托，陆续编印了《编撰通讯》，交流情况，互相启发，促进了工作的进展。侯外庐先生经常听取编撰工作的汇报，给予亲切的指导。

    《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国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扬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论，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这里举一个事例。南宋理学家陈淳的生卒年，《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说：嘉定九年，陈淳待试中都。“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据此，则陈淳卒于宋宁宗嘉定九年的第二年丁丑（公元1217年）。上推六十五年，则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公元1152年）。经过考证，得知《宋元学案》的这个记载是错误的。

    陈宓所作《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云：“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陈先生卒。”又云：“先生讳淳，字安卿，漳之龙溪北溪人。淳熙己酉，与计偕。嘉定丁丑，该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职郎。享年六十有五。”

    陈淳的门人陈沂作《叙述》，记载陈淳的生平很详细，云：“岁在丁丑，待试中都。”

    《福建通志·陈淳传》云：“嘉定十六年，以特奏恩，授安溪县簿，未任而卒。”

    《漳州府志·陈淳传》云：“嘉定九年，待试中都。…十六年癸未，以特奏恩授泉州安溪簿，未任而卒，年六十五。”

    以上材料，均见《北溪全集·外集·传》，比较详确。陈宓《墓志铭》，陈沂《叙述》为当时第一手材料，尤为可贵。所记陈淳生卒生平，最可信据。根据这些材料，理出年表如下：

    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元1189年），与计偕。

    宁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1217年），待试中都（《漳州府志》作“嘉定九年”，误）。又该特奏恩，明年戊寅（公元1218年），授迪功郎。

    宁宗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元1222年），以恩循修职郎。

    宁宗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授泉州安溪县主簿。未任而卒，时为四月一日。年六十五。

    陈淳卒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年六十五，三份材料记载相同。上推六十五年，则生年应为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

    又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云：淳愿见先生，“奈何事与心违。……今三十有二年矣。”按：朱熹守漳州，为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公元1190年），时陈淳三十二岁。由此上推三十二年为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这与据陈宓等三份材料所考得的陈淳生年，完全相符。

    又陈淳《敬恕斋铭》附《后记》云：“嘉定戊寅春，临漳北溪陈某书。”嘉定戊寅为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上距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为六十年。再过五年，陈淳才死。这也足以证明《宋元学案》谓陈淳卒于嘉定十年是错误的。

    做此类烦琐考证，似乎无关大要，但是足以表明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历着认真严肃的摸索，即使一个细节也不敢忽略。而以上所举陈淳生卒年的考证，正是由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审稿时据《宋元学案》提出疑问，然后据考实的结论，胪陈史料，以资取信的。类似情况，时有所遇，随时解决，此不琐陈。

    我们有幸在首都工作。这里有藏书十分丰富的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例如，北京图书馆的明永乐年间内府初刊本《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是很珍贵的。六百年前的这部白棉纸初刊本，纸张厚实洁白，大字，大开本，非国力富盛的封建国家的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办此。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高，但印制规格却是头等的，很少有书能同它比拟。我们得以坐在该馆的善本书室里静心地阅读，这事实本身说明我们的幸运。这部书，国内该是很稀罕的了。另有一部桑皮纸本，是明初南京印制的，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版式字体开本与内府刊本相同，只是纸张不同，也是国内稀有的善本了。我们有幸得借阅以与内府刊本相校。这真是我们撰著工作中的喜事。何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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