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赵复、许衡的理学思想

    第一节　北方理学的传授者————赵复及其思想

    赵复，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学者称江汉先生，为南宋“乡贡进士”。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公元1235年），元兵陷湖北德安，赵复被俘。其时，杨惟中、姚枢奉窝阔台网罗“南儒”的命令，随元兵南征，知俘囚赵复为“南儒”，遂悉力救护，送往燕京，后即终老于河北真定（今保定）。

    《元史》《宋元学案》以及元人诸家文集，以至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俱称赵复首传理学于北方，为理学史上一重要人物。北儒郝经《与汉上先生论性书》，称伊洛二程之学，南传至闽，其后又由赵复载其学，泛入于三晋、齐、鲁，以至燕云辽海，而“有功于吾道”。郝经与赵复是同时人，并从赵复受学。他说理学由南到北，始于赵复，这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在理学史上，这位重要人物，其生平、学行，却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今据赵复为杨奂作《杨紫阳先生文集序》末有“丙午嘉平节”一语（《元文类》卷三十二），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而卒年则在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以后，享年在八十岁以上 [1] 。他的著作，除《元文类》收有《杨紫阳先生文集序》和一首七绝《覃怀春日》以外，没有其他文字留下来。《元史》赵传虽列有他的书目，但今一无所存。元以来各家述及赵复生平，是本于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见《元文类》卷三十四） ，文中也只是提到赵复在德安被俘经过，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资料。

    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晦翁学案》《鲁斋学案》中，俱将赵复列于朱熹的学传，但并没有列出赵复的师承关系。元郝经谓赵复“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则亦韩子、周子之徒”（《陵川集》卷二十四《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 。清人王梓材就此说，“盖谓私淑朱子耳，非亲及晦翁之门也”（《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 。依郝、王的说法，赵复之于朱门，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看来，赵复很可能是自学自得，而后人因其学旨，遂列于朱门系统。

    赵复在德安被俘，北送燕京，于次年在太极书院授程朱理学，亡金儒士王粹是他的助手。据《元史·赵复传》，谓“学子从者百余人”。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中，谓“游其门者百余人”，其见于载籍的，除前列姚枢、郝经、许衡、窦默、刘因而外，还有梁枢、赵彧等。在这些门弟子和间接受学者当中，一部分如姚枢、许衡是学在用世，做了官，一部分如刘因、梁枢是隐逸不仕，仅为师儒。这后一部分人比较接近赵复的学行和政治态度。

    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是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十月，次年即离开太极书院。赵复在太极书院所讲的，是关于孔、孟以来的道统、程朱理学的宗旨、书目之类。《元史·赵复传》于此记载说：

    （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姚）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以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

    上列四种书，是用来说明程朱理学的传承、学旨和范围。因为北方，如黄宗羲季子黄百家所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宋元学案》卷九十） 。这时“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皮锡瑞《经学历史》） 。不过赵复在太极书院编著的这四种书，也没有传下来。现只能从元人的文集和《元史》《宋元学案》以及方志中，摭拾丛残，尽力探索赵复的一些思想情况。

    一、简在心得

    《元史·赵复传》谓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赵复是理学家，所谓“为人”，当指应接酬酢之类。而赵复应接酬酢，是所谓“乐易”。“易”即“简易”。这说明他在理学上是近于简易直截的一路。赵复诫勉元好问的话，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载，“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赵）复赠之以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元史·赵复传》） 。这是针砭元好问陷溺于词科、事功，而勉之以读《易》，直求文王、孔子的本意。这就是他说的与“博”“末”相对的“约”和“本”。这种“约”“本”就是直求圣人之心，简在心得，而不旁骛。

    这已涉及理学上博、约的方法问题。对这一问题，郝经在《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中，曾有所辩论。郝经说：

    夫道之在人谓之性，所谓仁义中正而主静焉者也，统而言之则太极之全体也，分而言之则命阴而性阳也，命静而性动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只一道尔，又何有论说之多乎者！道之在人一而静，纯粹至善、充实之理而已，又焉有异端之多乎哉！（《陵川集》卷二十四）

    郝经在信中说，性本于道，它表现为仁义中正，这些都是“太极之全体”；又说“天命而人性”，“人性而物理”。这基本上是本于朱熹的说法，虽然在表述上未必确切。而赵复视为“论说之多”，这似乎是因为郝经在性之上有所谓“太极”，在性之下又有所谓“物理”，把性说得繁多复杂了。这样，反过来求道、求天命之性，就无可“简易”。因为道之外又有“太极”，就晦涩不明；而“人性而物理”，又势必不能直接求道。因为从“物理”去求，就有即物穷理、随事而格的复杂过程。在赵复看来，就像他诫勉元好问说的，只在于读《易》，也就是读古圣贤书，迳直的去求文王、孔子圣人之心。这所谓心，当指圣人的“心传”，而得此“心传”，即为“君子之学”。

    赵复所以有这种“简易”思想，显然是同他在宋亡之后，身作“南冠之囚”、不愿仕元有关，故在思想上有弃物离事的态度。当然，他的“简易”之论和朱熹思想并不相同，但也并不就是陆九渊的直求本心的思想。

    二、鄙薄事功与夷夏之辨

    前已提到，赵复在理学上主张“简在心得”，鄙薄事功。这在他撰的《杨紫阳先生文集序》中，表达得比较清楚。这篇序，前已考订，是他晚年八十岁以后作的，载于元人苏天爵集辑的《元文类》卷三十二。今摘录如下：

    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学不止于王道，未有不受变于流俗也。三代圣人，以心学传天下后世，见于伊尹、傅说之训，君子将终身焉。明王不兴，诸子各以其意而言学，学者不幸而不得见古人之全体。盖桓、文功利之说兴，而羲、尧、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产、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资，不得少效于王官，去而为列国之名卿材大夫，其功业之隆痹，已较著矣。贾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为之掩卷而深悲；玄龄、如晦有其时而亡具，已甚惭德于斯文多矣。凛然正气，惟诸葛孔明、王景略诸人，不为流俗之所回夺，然而随世就功，周旋于散微之末已，又不能无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暧昧不明，而瞽宗米廪教养之法，因以废格不举，故虽有命世绝异之材，卒亦不能迩也。非其不能迩也，而其故则可知已。虽然，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然文王犹兴，其逮于今。

    盖君子学以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韩愈氏以虽义而不取为主，先生（杨奂）读之，自以为涣然不逆于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诸位，实王道之本原。虽不能尽充其说，退而敛然以是私淑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

    呜呼！学之为王者事，犹元气之在万物，作之则起，抑之则伏，然莫先于严诚伪之辨；诚伪定，而王霸之略明矣。

    这里，赵复说应以“十六字心传”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而不当以功利为累。但不幸的是，先秦诸子竞说，未得三代圣人之意。及至齐桓、晋文、叔向、子产，又以功利竞说，为功业奔走。贾谊、董仲舒虽得圣人之意，然不得其时。房玄龄、杜如晦能得其时，但又不得圣人之意。诸葛亮虽高风亮节，但又周旋随世，故不能无偏。韩愈“义而不取”，“不取”即“不谋”，也就是有义但不谋其利，所以像杨奂读了韩愈的文章，才真正懂得了三代圣人的“心迹”，通晓了“王道之本原”。

    据此，赵复强调君子在于求得圣人之心，不应当计其效果，所以也不应当像齐桓、晋文那样追求功利。

    据《元史·赵复传》，赵复入元后，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所以赵复在元蒙统治之下，不愿用世，借杨奂《文集》序，力陈君子不能以事功为累，当求三代“圣人之心”，以独善其身。

    当时人郝经曾经致书赵复，希望他不要囿于华夷之别（见《陵川文集》卷三十《送汉上赵先生序》） ，应当“达乎天下”，“由常以达变”，不能“蹈乎常”而不知“变”。学者不应独善其身，“富一身而已”，应该使“六经之义，圣人之道”，“衍正脉于异域”，“大放于北方”。这都是针对赵复的夷夏思想而发的。当然，这并没有使赵复动心，他在太极书院待了一年之后，就隐居起来，以致他晚年的行踪，不为世人所知。

    赵复的学生，也有隐居乐道，拒不仕元的。《畿辅通志》载：

    梁枢，宣德人，初习词赋，即弃去，已闻京师建太极书院，赵江汉复讲其中，徒步往从之，既得江汉所书《希贤录》，读之叹曰：“心同道同，希之在我也”。久之，辞归。从学者日众，晚嗜《易》观象。名轩，学者称象轩先生。（卷二一五，商务影印本）

    赵复另一个学生赵彧，据《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江汉门人》载，曾做官，后从赵复学，亦隐去。姚燧于此谓：“赵彧，广平人，世居卢龙、范阳间，姚牧庵称其‘约而醇’，官久而卑，操穷而确。”刘因也从赵复学，为元一代名儒，也是终身不出。

    但是，赵复并非消极谢世，在他的内心里潜藏着光复宋室的一线希望。苏天爵《元文类》卷八，收有他一首《覃怀春日》七绝，可以透出其中消息。诗云：

    江南江北半俘生，踪迹居然水上萍；

    竹鸡啼罢山雨黑，蚕子生时桑柘青。

    诗的前半是述其生平遭遇，后半是借物托意。其格调，不同于元好问低徊亡金的诗词，而是隐隐然的在希望鸡鸣山雨，蚕子逢春，情调亢奋，似乎与他消极隐世的行为有矛盾。其实这是他心存复宋的幻想，与《元史》的作者说他“居燕不忘故土”，称宋为“父母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三、传授朱注《四书》与元代科举

    前面虽已提到，赵复在燕京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但并不清楚他传授程、朱，尤其是朱熹的哪些著作？这从元人的文集中可以钩沉到一些情况。我们知道，由北宋兴起的理学，主要是讲修己及人的心性修养，所以比较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因为这里面有修身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伦理道德，可供他们矜谈妙悟，可以发挥他们的天理、人欲的思想，所以他们把《四书》往往架于五经之上。这点，朱熹曾在与吕祖谦的信中说到：“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吕伯恭》） 。因此，朱熹虽然也曾以义理疏释五经，但作为朱熹的理学代表作，还是他多年集注的《学》《庸》《论》《孟》四书。也因此，到元初赵复，首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的，自然会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吴澄弟子虞集曾提及此事。虞是理学家，也是元代的名士，与赵复同时而稍后。他在《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中谓：

    昔在世祖皇帝（忽必烈）时，先正许文正公（许衡）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复），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赵复）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所以继绝学开来世，文不在兹乎？（《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刊置卷三十九）

    许衡在元代官至左丞、国学祭酒，是元代的理学大儒，自然通过他的表彰，更将赵复传授的朱注《四书》扩大推行，以至在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有程矩夫、元明善、贯云石（本名小云石海涯）等人，参与制定的科举条格，后由中书省奏陈。其中就明确规定，明经一科中的四书、五经，用程、朱的注本。其条陈说：“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奏议） 。接着，诏颁科场试士，不管蒙古人、色目人，还是南人、汉人，其第一场明经科，俱规定“四书”用朱注本。如蒙古、色目人，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义理精明、文辞典雅为中选。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也是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皇庆二年十一月） 。过了二年，也就是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正式开科试士，即苏天爵说的“延祐乙卯，仁皇初策进士，登第者五十六人”（《滋溪文稿》卷三十《跋延祐二年廷对拟进帖黄后》） 。从此，朱注被国家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开始成为官学。这也就是虞集说的，“朱氏诸书，定为国是”。这显然是一件大事，所以苏天爵在后来还一再提及。他说：“迨仁庙（元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同上卷五《伊洛渊源录序》） 。

    因为科场以朱注为官本，自然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虞集在《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中说：“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赵复）传之，我国家（元朝）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 。其后，明、清两代以朱学为官学，实肇端于元代，而其缘又盖在于元初赵复的传授。所以虞集称赵复“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

    四、经学思想片段

    理学家总是依托经书说“理”。赵复虽然没有留下经注，但从别人的一些记载中，也能钩稽一点他在经学方面的片段思想。

    元代吴莱《渊颖集·序胡氏春秋通旨后》称：

    先正（吴渊颖父）有云，世之去圣日远，故学者惟传经最难，仁甫（赵复）当天下扰攘之际，乃能尽发先儒传疏而传之，不亦难乎！

    这里说赵复“能尽发先儒传疏”，发先儒之所未发，可见他对儒家的经书是下过一番注疏的功夫的。吴序就《春秋》经说：

    自宋季德安之溃，有赵先生者北至燕。燕赵之间，学徒从者殆百人，尝乎出一二经传及《春秋胡氏传》，故今胡氏之说特盛行。

    由于宋与金、元的长期战争，南北“声教不通”，南方以义理疏注的经籍未传于北。待元蒙统一中国，北方之有胡氏《春秋》学，也是得之于赵复的传授。胡氏，即南宋的胡安国，著有《春秋传》。胡安国在宋室南渡之后，愤激于时事，故而借注《春秋》，力陈大义名分，深为一些爱国之士所瞩目。尤其胡安国寓夷夏之防于《春秋》疏注，更激励着当时对金、元的抗战气氛。这就是心存宋室的赵复，在北方以胡氏《春秋传》教授门弟子的原因。由于赵复“尽发”胡氏义旨，使胡氏《春秋》学在元代“特盛”，以至延祐开科试士，其中的《春秋》一经，即以胡氏《春秋传》为定本（见《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 ，一直延至明、清两代。除《春秋》外，赵复对《周易》也很重视，所谓“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表明他在“尽发先儒之传疏”中对《易》学的态度。总之，首先传宋学于北方的赵复，虽然史料欠缺，但从元代其他人的文字记载中，尚能窥见赵复的一些思想和他在理学上的地位。

    第二节　许衡思想及其在元代理学史上的地位

    许衡（公元1209——1281年）字平仲，金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者称鲁斋先生。《元史》有传。《宋元学案》立有《鲁斋学案》。其著作有《许文正公遗书》（以下简称《遗书》）、《许鲁斋集》。

    许衡早年即不满北方“落第老儒”所授的“句读训解”，后因姚枢弃官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许衡才从姚枢那里得理学义旨。而姚枢曾从赵复研习理学。许衡随姚枢学，抄录了《伊川易传》、朱熹《四书集注》《小学》《或问》，回来同他的学生有一段情见乎辞的对话。他说：

    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众皆曰：唯。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许衡）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许衡）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考岁略》，引自《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之二）

    这段记载出自元代名士耶律有尚的手笔，他把许衡在三十四岁，由章句训读转向宋学义理的情况描写得有声有色。其中，所谓“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的《小学》，是朱熹讲的关于洒扫应对的日常工夫。许衡对这种《小学》的日常工夫，视若“神明”，以为这是理学的入门和要津。由此许衡重力行践履，从而使他能提出“道”为“民生日用”和养民“治生”的思想，给理学带来一些清新的空气。

    许衡在金朝灭亡的前一年，为蒙古“游骑所得”，应试中选，占籍为儒。后被忽必烈擢为京兆提学、国学祭酒、左丞，位列台辅，身显廊庙。他关于“夷夏之辨”的思想比较淡薄，能与元朝合作。他的出仕，正是忽必烈用兵南宋之时。他于此时向忽必烈疏陈《时务五事》，中心是行“汉法”，重儒学，同郝经疏陈的《立政议》互为表里，并与刘秉忠、张文谦一起，为元朝定官制、立朝仪；又与王恂、郭守敬订历法，以儒学六艺教习蒙古弟子。

    许衡在元朝为理学“承流宣化”，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明儒薛瑄语） 。使所谓道统不坠。而且，在元朝，许衡继赵复之后，也是一位促使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延祐年间定为科场程式，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有力人物，其缘盖来于此。因此，在他死后，一些儒生对他是歌颂备至，元廷封他为魏国公，谥文正，从祀孔庙。关于许衡的思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许衡的天道思想

    许衡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他在《稽古千文》中说：“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遗书》卷十） 。他所谓“此道独立”，“函三为一”，是本于道家始祖老子所说的道“独立而不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不过老子说的道是不可名状无法形容的东西，没有讲到它与太极的关系。“太极”一词，原本出自儒家经典《周易》。许衡将这两者糅合，把“道”置于“太极”之上，强调了“道”的绝对性。“道”在他这里，如程颢说的是“天之自然”，也就是理（“理谓之道”），两者是一个意思。而理，许衡谓之“无对”，也就是没有矛盾的绝对。它不是物质的实体，“只是个生物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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