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颜李学派的反理学思想

（八）义利范畴。颜、李以种田、捕鱼等为例驳斥义利分割之说：“世有耕种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明确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如上所述，颜李学派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功利论，而其理论思维方法则主要是经验论的实证方法。与理学的精致性相比，颜李学显得直观、浅近、缺乏层次，但它在对理学的批评上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有其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所包含的真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理事、体用、形性、知行等哲学范畴的解释，使人一新耳目；对动静、性习等范畴的解释，在教育学上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对道艺、义利等范畴的解释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

    原因之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展示了新的理论方向。当理学的思辨方法已走入穷途末路的时候，颜元提出基于生产、生活经验的实证方法，认为只有由经验而获得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理论的正确与否须由行动来验证。以此方法批判理学，使得理学虚妄毕见，受到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未能使颜李学派这种实证方法扎下更深的根基，发展成为近代的实证哲学。这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然而，颜李学的理论方法也有明显的缺点，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轻视理性认识。理学的理性思维方法有可供吸收的某些思维形式和推论方法，而颜、李对之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仅局限于经验直观，对一些范畴的认识未能做出深入的探索，因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颜、李强调“明伦”，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此，他们力斥“灭绝五伦”的佛、道宗教思想，但却肯定那“庇护”封建纲常的天帝、鬼神。颜元甚至以凄怆寻父时的昏昧“经验”来论证“神应”。而李塨则以祭河神水即退来证明“神在”。这说明他们的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为颜、李后学程廷祚所克服。程廷祚否认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起灭，皆人心之所为”，补正了颜、李的思想缺陷。

    （二）缺乏辩证观念。如果说，王夫之出入理学，并在理学大厦将倾之时，善于抢救其理论珍宝并加以改造；那么，颜李学派则专做摧枯拉朽的功夫，立意要把它弃置路旁。结果理学某些含有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也被他们当作思辨垃圾抛弃了。这就使得他们的认识不能臻于全面，如他们对知行范畴的认识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四节　颜李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

    除颜元外，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李塨、王源和程廷祚等。颜元标榜“六艺之学”，道艺兼习，文武并重，在中国思想史上别具一格。但是，由于颜元没有外出讲学，其学传之不远。其弟子李塨几次游历，结识海内名流，“遍质当代夙学”，名倾朝野。李塨所至必宣传颜元学说。颜学之所以“发扬震动于时”，实赖李塨，因此世称颜李学。

    一、颜李学说在清初社会思潮中的地位

    颜、李标榜“尧舜三事、周孔三物”的事物之教，以反对宋明儒者的性理之学。他们认为，前者是“实学”，后者是“虚学”；前者“有用”，后者“无用”。“三事”典出《尚书·大禹谟》，“三物”典出《周礼·大司徒》，当时已多有学者指其为伪书，从而“三事”“三物”是否为古来的传统也颇值得怀疑。但颜元认为，只要得到“习行经济”的路径，书的“真伪可无问也”（《习斋记余》卷三《寄桐乡钱晓城书》） 。这说明他在学术形式上的“复古”，是为了在思想内容上的求新。在当时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要求得革新，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法。

    颜元把这种“事物”之教具体化为“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它曾被后人称为“沟通中西学术”的征实之学。十九世纪末有人说：“习斋以为，世间真学问，不外天文、律历、兵农、水火、礼乐诸有实用济民事，盖已窥见今日泰西学校之本。吾不意国初竟有此种人物”（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丁酉一月二十一日条） 。按照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在文化思想上须相应地发展实用科学。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不发展，还没有产生出像欧洲近代那样的实验科学的思想体系，而颜李学派崇尚技艺、重视功利的学术思想，在理论方向上与之较为接近。李塨就曾主张“参照西洋诸法”，王源虽然主张驱逐天主教士出国，但他还申言应当把那些懂得算法、制器的人留下来，这是当时很进步的思想，因而受到同代的科学家梅文鼎的赞许，称李塨“为转气运之人。”可见，颜李学说在清初进步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

    思潮史与学术史着眼的角度是有区别的，因此看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思潮因社会矛盾而起，判断他们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衡量一个（或一派）思想家在思潮史上的地位，不应完全以其学术水平高低为依据，而应主要看其是否能集中而鲜明地反映时代思潮的本质特征。清初社会进步思潮的特征是批评理学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从这两个方面看，颜李学派与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较，似乎更具有代表性。

    先从批评理学方面看，颜李学派不仅反对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而且直接批评周、程、张、邵等理学开创者，毫不回避袒护，而顾、黄、王批评理学则多保留回护。这一点已为后人所认识。晚清学者谭献说：“遗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麟威凤，惟袭宋人余唾，亦多无用之言，有门户之习。不若颜习斋、李刚主，实践朴学，折衷六艺，为命世之儒也”（《复堂日记》卷一） 。当代学者指出：“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异端，但却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4页） 。

    再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方面看，理学家声言“明体达用”，反对功利之学，结果养成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顾、黄、王三大家已经完全放弃了对理学空洞性体的体认，不再讲“明体达用”，而是讲“通经致用”。他们批评理学“不以六经为根柢”（黄宗羲语），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试图通过“通经”来证今，寻求“致用”的根据。从这一点看，他们已离开了理学的轨道。颜李学派对于“致用”的态度更进一步。刘师培说：“先生（颜元）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习斋学案序》） 。颜、李所理解的“体”即是“礼乐兵农、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的学问本身，“体即具用，用，用其体”，不须再浪费时光去寻求“性理”或“六经”的根据，实际上，是要求摆脱理学教条的束缚。

    颜李学派对经世致用，做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讨论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平书订》等书中。根据颜元“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思想，王源提出“不为农则无田”，“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主张，反映了市井平民力图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它包含有民主思想的因素。为了鼓励发展工商业，王源又提出一种类似现代所得税的税制设想，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空前的。颜李学派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社会空想的色彩，但在当时国内各派经济学说中是呈放异彩的，它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前人如章太炎、缪荃荪等都把颜李学派作为开当时社会风气之先的主要代表。章太炎说：“讫宋世则有程、朱，与程、朱立异者，复有陆、王，与陆、王立异者，复有颜、李”（《章氏丛书·太炎别录》二《答铁铮》） ；“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訄书·颜学》） 。又说，颜元弟子“李塨、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同上） 。缪荃荪也说：“明季群奉王学，杨园（张履祥）起而宗朱，互相讥诋，均托空言。不若颜、李，折衷六艺，躬行实践，为名世之英，得用世之道”（《艺风堂漫存》卷二） 。这些意见不无道理。颜李学派在学术上的贡献虽不及顾、黄、王三大家，但从社会思潮史角度看，这一学派较之顾、黄、王更为集中而鲜明地反映了清初进步思潮的特征。

    二、颜李学说的历史命运

    大约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颜李学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陶窳说“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秦关稿序》） ，张伯行说，颜学“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方苞说，颜学“发扬震动于时”（《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赠君墓表》） ，“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同上卷六《再与刘拙修书》） 等，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当时，清初诸大儒如孙奇逢、陈确、陆世仪、顾炎武、傅山、王夫之、黄宗羲、费密、李颙已相继谢世。颜元此时也已作古，而李塨已成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人物。万斯同负天下重名，时人誉为泰斗。他却说：“李先生继周孔正学，非我所及。”朝廷欲给皇子聘师，张廷玉、徐元梦二相国都推荐李塨。由于方苞阻征，力陈李塨老病而罢。

    颜、李提倡“事物之教”，“六艺之学”，以复兴古代文化的形式，热切地呼唤一个崇尚艺能，讲求功用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姗姗来迟。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日益严酷的压迫下，他们的进步主张被人冷淡。

    到了颜元再传弟子程廷祚的时代，清廷随着统治力量的稳固和加强，开始对思想界进行严密的控制。自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起，文字狱迭兴，开始还只是以反清谋逆论罪，到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御史谢济世以注释《大学》毁谤程、朱获罪。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上谕：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明显与程、朱牴牾者，即行销毁。这是对思想界批评理学思潮的一个严重的政治打击。

    程廷祚是吴敬梓的挚友，《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即以他为原型。他私淑颜、李，心仪其说。但处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他却惧怕“共诋程、朱”的罪名，不敢公开宣传颜李之学。虽然“其论学好议论程、朱”，但只是就“解经之是非离合”对程、朱发议论，而不敢像颜、李那样直接从“学问根本”上否定程、朱。

    即使如此，当时的正宗儒学对于程廷祚思想仍不能相容。在江淮学者中，针对程廷祚的“议论程、朱”，曾展开激烈的争辩，如程晋芳对程廷祚批评程、朱深致不满，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诋宋儒如诋天”；姚鼐摭拾方苞唾余，以为李塨、程廷祚等由于诋毁程、朱，“率皆身灭绝嗣”（《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袁简斋书》） 。当时袁枚站在同情颜李学派立场上为程廷祚辩护，对程晋芳“诋宋儒如诋天”之论颇不以为然，写信给他说：“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与程蕺园书》） 。

    当时汉学已进入鼎盛时期，正如吴则虞所指出：“本来是反清、反理学的思想武器，一变而为‘纾死避祸’的防空洞，再变而为‘孤芳自赏’的娱乐品，三变则为‘润饰鸿业’的点缀品，四变而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了。” [1] 程廷祚继承了颜学的思想传统，对宋学、汉学皆予反对，曾说：“墨守宋学者非，墨守汉学者尤非”（《颜氏学记》卷九） 。然而他毕竟势孤力薄，不能给当时思想界以很大影响。而在程廷祚之后的百余年间，颜李之学完全被淹没在理学、汉学所垄断的思想界。

    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中的戴望广求颜、李遗著，撰成《颜氏学记》十卷，时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上距鸦片战争近三十年，下距戊戌变法也近三十年。在这后三十年间，一些维新志士痛感国家政治腐败，受制于外夷，主张变法自强，他们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颜李之学适膺其选。这正如刘师培所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震于泰西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论，又足矫怯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非六子论》 [2] ） 。当时推崇颜李学说的思想家有陈虬、宋恕、梁启超等。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对颜李学派甚为推崇。他流亡日本期间，将颜李之学介绍给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尔后他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颜李学派给予很高的评价：“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梁氏推崇颜李学派是因为他们思想有相通之处，即都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朝着征实致用的方向发展。即使如此，颜李之学仍然受到顽固派朱一新、叶德辉、程仲威等人的拼命攻击。如程仲威说：“王荆公新法乱宋，千载下犹訾其学术之未至，犹或原其心术之无他。国初有颜元者，阳托《周礼》‘乡三物’之说以立教，而阴祖王氏学以诋宋儒……此非特吾道之蠹，实本朝之蟊贼”（《颜学辩·叙言》） ！

    由于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和宣传，颜李之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使得一些政治上保守、反动的人物也来撷取、利用其思想资料了。在20世纪20年代初，徐世昌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组四存学会，成立四存中学校，编辑《四存月刊》，征求颜、李遗著，并将颜、李从祀孔庙。一时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当时即有讥其为“显学”者。清遗老刘声木对颜、李盛传，“与孔孟争烈”的情形大为不满，认为颜、李“皆直隶省人，与天津某君（徐世昌）为同省，尊颜、李即所以尊天津，阴以‘人杰地灵’四字煽动天下”（《苌楚斋随笔》卷六） 。这是从另一方面对徐世昌的批评。虽然徐世昌提倡颜李之学的做法并不怎么高明，但也并非如刘声木所理解的那样浅薄。

    四存学会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在这前一年，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旧的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时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么灵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贱艺的思想更不合乎时代的需要。这样，徐世昌便利用颜李之学在当时的影响来维系“世道人心”，企图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实际上，他名为尊颜、李，实际上是尊孔、孟。四存学会代会长李见荃就说过：“徐东海先生牖民觉世，正本清源，倡立四存学会，以颜、李为标准，实以孔、孟为依归，使朝野上下群趋于德行、道艺之一途，敛之为孝子悌弟之常，扩之即纬地经天之业。” [3]

    我们在考察颜李之学对后世影响时，既要看到其学说本身与后世被推崇的联系，更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颜李之学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重“致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徐世昌主要是利用其尊孔孟的落后成分。当时一些志士仁人和爱国知识分子强调颜李学派重“致用”的思想，试图以颜李之学转变社会惰弱习气，振兴中华，抵御列强。青年毛泽东曾受到颜李之学的影响。他在一九一七年著《体育之研究》，对于颜、李其人深表礼敬。他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该文中提倡“习动”，极斥理学习静功夫，其说与颜、李相通，似得益于颜、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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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论清初汉学家学术思想》，见《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号。

    [2] 见《中国哲学》第一辑第444页

    [3] 《四存学会三周年纪念演说词》，载于《四存月刊》1923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