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

;   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感染，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感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感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感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感染。这五位国君，所受的感染是恰当的，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功名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感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感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的感染，智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感染，中山王尚受到魏义、偃长的感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礼的感染。这六位君主，所受的感染是不恰当的，所以国家残破，自身遭受刑戮，宗庙被毁，后世子孙断绝，君臣分离失散，百姓流离逃亡。如果要列举天下贪婪残暴苛刻侵扰人民的人，必定会提到这六位君主。

    3.4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1]。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2]，而佚于治官[3]。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4]。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注释】

    [1]　性：同“生”，源于。

    [2]　论：这里指选择。

    [3]　佚：通“逸”。

    [4]　要：要领。

    【译文】

    国君保持国家安定的原因何在？因为他做事合乎道循乎理，做事合道循理源于其受到的熏染恰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人，辛劳于选拔人才，而安逸于处理政务。不善于做国君的人，伤身费神，心烦意乱，国家反而更加倾危，自身所受的耻辱也更多。这六位君主，不是不重视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是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罢了。而不知道要领，正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感染不恰当。

    3.5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1]。其友皆好矜奋[2]，创作比周[3]，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4]。《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5]，此之谓也。

    【注释】

    [1]　段干木：复姓段干，名木。子夏弟子，魏文侯之师。禽子：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傅说：殷高宗武丁的贤臣。出身于版筑的奴隶，后被武丁发现并举为相。

    [2]　矜：骄傲自大。奋：这里指为人轻浮，容易冲动。

    [3]　创作：这里指胡作非为，寻衅滋事。比周：结党营私。

    [4]　子西：春秋时楚国令尹斗宜申。易牙、竖刀：皆齐桓公宠信的佞臣。

    [5]　堪：当作“湛”，浸渍。此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当为逸诗。

    【译文】

    不仅国君会受到感染，士人也会受到感染。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仁义，淳朴谨慎，敬畏法令，那么他的家业就会日益兴旺，身体就会日益安康，名声就会日益显荣，为官深得其理，就像段干木、禽子、傅说这些人一样。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骄矜狂妄，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业就会日益减损，身体就会日益危殆，名声就会日益败坏，为官不符正道，就像子西、易牙、竖刀这些人一样。《诗经》说：“必须慎重选择染料，必须慎重对待所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析】

    墨子的行文风格一向以冷峻严苛、不事雕琢著称，而《所染》这篇文章却罕有地显露出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不仅来自作者真挚而浓烈的人文关怀，也源于“墨子悲丝”的深沉意象。这一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古琴曲，其琴意正取自墨子有鉴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现象而发出的人世之叹：“染不可不慎也。”

    从内容上看，本篇与前面的《亲士》、《修身》二篇有其内在一致性。《亲士》讲士的重要性，《修身》谈士的人格与修养，本篇则是谈士人的社会交往。或许这些话题与儒家思想重合度较高的缘故，这三篇一直被认为是儒家后学的伪作。然而，墨子所言皆士君子修行的必由之路，由自身修养渐至于兼爱、非攻、节用、备战等种种社会话题，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思维模式，并非儒家的不传之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墨子谈论人的社会交往的目的其实是在探讨人性，只不过把对人性的探讨限定在其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他实质上是接过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话题，深入探讨了人性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染丝的颜色同于其所入之色，或苍或黄，皆由外界强加；然而一旦受到浸染，便再也无法转变回原来的颜色。这种生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之善恶、贤不肖暗通。人之出生如同一张未经格式化的硬盘，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对其思维的格式化和思想的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墨子看来，正如染丝之色来源于外在影响一样，本性的善恶、个人的贤良与否、命运的起伏都是受我们身处的整个社会环境的种种影响，尤其是人际交往的影响。因此，选择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结交正直善良的朋友都是修养本性的良方，而本性的修行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的命运。大到朝代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中到诸侯国之间的称霸与灭亡，小到普通士人的家族成败，都源于是否结交到良师益友。更深入一层看：个人的命运，乃至于国家的前途，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选择和努力奋斗去改变的。“染不可不慎”的深层含义就在于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现，正是墨子超脱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理论的地方，也是给荀子“人定胜天”思想以启迪的地方。

    当然，墨子对人性的探讨不应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案来看待。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到，与墨子同时稍早的子思已经开始深入探讨人性的话题了，他的传世之作《中庸》实际上就是在用新兴的心性之学重新诠释孔子的中庸思想，这种做法实可谓开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文章产生年代大约与墨子生活时代相仿，其中甚至出现了专门探讨人性的篇章《性自命出》。《礼记·乐记》与《中庸》机杼同出，用当时流行的人性论重新解释孔子的礼乐思想。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墨子对人性的关注有其时代必然性。只不过，墨子对人性论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有趣的是，这一话题似乎既能上接孔子的损益之友理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下亦可为孟母三迁的行为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