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

symbol or general idea），其基本象征不同，则其所表现于文化上者自不能无异，初不必求其故于外表之事实也。复次，摩尔顿氏举文学之系别归纳于一元，其说多牵强附会。郭君步趋不离，亦可谓食西不化者矣。郭君谓哲理文所以从抒情诗蜕变而来的缘故，则实以意志为其枢纽，情与志本常相混而不易分析……志又与知常相混而不易分析……所以抒情诗有蜕变为哲理文之可能。推是说也，则一切知识学术皆可附会谓由抒情诗蜕变而成，又何独哲理文乎？

    （三）潘力山君《从学理上论中国诗篇》中谓秦以前，我国只有歌诗（与声乐舞蹈相伴）及剧诗而无独立诗，不知其何以处《离骚》《九章》及《天问》诸作也。

    （四）梁启超君《释“四诗”名义》一文，乃其《要籍解题》中《诗经篇》之一段。梁君此文之主要意见，即推翻旧日以风、雅、颂三者为四诗之说，谓尚有南一类（《周》《召》二南），合风、雅、颂恰成四数。梁君于本文之末声言曰：“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揅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然事之巧妙竟有不出梁君所料者。梁君“释南”之说六百余年前程大昌已发之，且梁君所举证据无一不为程氏所已举者。兹比列程氏与梁君之说，读者一阅便知。

    （1）程说（见程氏所著《诗议》之第一篇，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卷二第二十八页引）：

    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

    （2）梁说：

    《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箾》《南籥》”，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一种诗歌。

    然程氏之说亦有与梁君不同者。程氏谓原始之《诗经》只有南、雅、颂三体，而风为后起，引证颇凿，兹不赘述。

    （五）本书之最末一篇，为郑振铎君之《中国文学年表》。篇首声言未及细校，疏漏及错误当不免。夫谨严之编辑家，决不应以此等语自文饰。今观此篇去取失当之处，直不胜举。如于先秦，则有申、韩而无老、墨、荀（其生卒年虽不能确知，亦当著其大略）。又如屈平之生卒年固不能确考者，而篇中竟不加疑词。于西汉则张骞使西域之年沿坊间年表之误，固可无责。于东汉有桓谭、崔瑗、仲长统，而无王充、张衡、王符，真不可解矣。于六朝则著《文心雕龙》之刘彦和竟不能占一席。于五代则冯延巳竟见弃遗。自郐以下，吾不欲观之矣。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