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腔北调集》

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们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他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她终是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的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君勿念。祝好！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上略）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

    （上略）但（后来）忽然得到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身上中了十弹。

    我很抱歉，把周先生的大好文章剜割得体无完肤。但因为我怕“誊文公”的头衔，不得不如此。周先生所描写自投罗网的青年尚不止一柔石，因为同样的理由，也只好割爱了。好在，以我所知，周先生的书尚未被列入新“Index”里。

    依文气看来，这篇颂赞似乎还得续写。可惜我还没有到“四十不动心”的时期，写到这里，连想起一些与柔石辈遭遇相似的同学少年，禁不得在“人间何世”的疑问下搁笔了。

    署名“素痴”，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44期，1934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