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中国特殊之处在于，中华文明高度发达，但在其千年发展过程中，表意文字体系得到了保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汉语口语是单音节，不发生屈折变化，而且有很多同形同音的异义词。

    至于中国文字体系对说汉语、写汉字的人的心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一篇文章里找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思考。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巴尔的摩，1922年2月号），作者是李济，标题为“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327页有这样几段文字：

    欧洲科学家总是习惯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而不是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刻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态形成会持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有人探讨。如果以此为基础对世界现有人种文化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察觉到，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达意的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就字母文明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其内在严重缺陷是稳定性不够。字母文化最发达的那部分地区居民最浮躁多变。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希腊起伏不定，罗马兴衰无常，阿拉伯人荣枯往复。闪米特人、含米特人都用字母，他们的文明和希腊罗马人的一样不稳定。毋庸置疑，这一现象部分可解释为：字母语言飘忽不定，不能依靠一个合适的器官将某种实实在在的思想保存下来。可将使用字母的这些人产生的思想内容比作瀑布激流，而非汪洋大海。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有更丰富的思想，但也没有哪个民族会跟他们一样把宝贵的思想抛却得那么快……

    中文完全与字母语言相反。字母语言中有的大部分优点，中文都没有。但中文代表一种质朴深刻的真理，不易受到挤压冲击。中文保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已长达四千年之久。中文遒劲端正，造型优美，一如其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于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一语言，还是这一语言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精神，还有待定论。

    上述理论饱含爱国情愫，我们不用全信，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字母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西方人只是碰巧生活在这一文明中罢了。我没有资格评判表意文字在形成中华文明特殊品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不怀疑这样一种说法：表意文字作用很大，上述引文可资为证。

    2. 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我们必须把孔子（前551——前479）看作宗教创始人。他对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可比肩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但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非比寻常。与佛陀、耶稣不同，孔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我们对他生平经历了解很多。关于他的传奇、神话也不像大多数圣人那样离奇。孔子与宗教创始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让人们接受并崇尚一种严格的伦理准则，但不把这一准则跟宗教教义挂钩。因此，世世代代的中国文人对神学完全持怀疑态度，转而缅怀孔子，以理治为务。

    与几大宗教创始人相比，孔子更像是古希腊立法者来古格士和梭伦。他务求政治实绩，关心国事。他向别人传授的不是那种教人修得圣人之身，或者在来世得到救赎的美德，而是能在天下建立和平繁荣社会的美德。从本质上来讲，他观点保守，力修周德。他认同现存宗教，不刻意强调一神论，还相信亡魂暗中存在，子孙后代有责任让祖先生活舒适。但他从未谈过超自然事件。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慧。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第六》）[16]可见儒家不重鬼神之敬，而关注祖先祭拜仪式。因为这种仪礼包含在孝道之中，与“民之义”融为一体。顺从皇帝也是尽孝。但以下情况除外：皇帝昏聩奸恶，失去天赋之权。跟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总认为，如果皇帝治国无当，理应遭到反对。下文引自翟理斯教授，可以为证[17]：

    一致认为，皇帝只是上帝养子。如治理不当，则会失位，以示惩处。如君王怠责，臣民无须尽义务，君王神权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左传》有例可为佐证。公元前558年有这样一段对话：

    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智高见，叛乱也就司空见惯。

    孝道，以及家族力量，可能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弱的一环。只有这一环是儒家思想体系与常识大相径庭的地方。家庭私情掺杂进来，公益精神弱化，老者坐上权位，古制旧风横行。今天，我们应该用完全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遇到的问题。而儒家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是重建必要体制的一道障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所有打算剥削掠夺中国的外国人无一例外都歌颂旧传统，谴责“少年中国”学派为建造一些东西、满足现代需求所做的努力。儒家对孝道的强调阻碍了公益精神的培育，从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18]：

    叶公向孔子吹嘘本国道德水准之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与罗马元老院议员老布鲁图斯和他的儿子————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故事做一下对比。我们西方人从小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汉代经学家赵歧认为：“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孝也。”[19]不过，这种罪孽在中国不多见，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

    但最大的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信条，中国人才多子多孙。这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当然，不只中国有孝道。在文化特定阶段，推崇孝道是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以及其他几个视角来看，中国特就特在：文明高度发达后，还能维持旧风故俗。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这一点与中国没有分别。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家庭对他们越来越不重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以家庭为重。

    不论有多少人反对孝道，这一信条肯定还是比西方爱国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要小。当然，二者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向某一部分人灌输观念，让他们以排斥别人为己任。但爱国主义引导人忠于某一作战单位，孝道则不是（非常原始的社会除外）。因此，爱国主义极易导致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增进一国利益的主要办法是杀人；增进一家利益的主要办法是贪腐诈巧。所以，家庭私情要比爱国主义危害小一些。回顾历史，对比中国与欧洲现状，就可以得出这一观点。

    除了孝道之外，儒学实际上主要是一套倡导文明行为的准则。不过，有时会发生退化，变成礼仪教程。儒家提倡克己、中庸，礼为上。儒学与佛教和基督教蕴含的道德准则不同。后两者极为苛刻，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到，而且主要关注个人救赎，不太看重与政治制度相容与否。对于世俗普通人来说，达到儒家要义并不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己，不得有怠。这种克制自控跟人们小时候学到的“不捣乱、守规矩”那种教诲是一种类型。修习儒学的人决不能暴躁行事，决不能孤傲骄矜，必须“顾面子”，在挫败敌手时永不施辱；为人处世恪守中庸，不为爱恨左右。总而言之，必须沉着冷静，不偏不倚，处之泰然。18世纪的欧洲人就秉持这种态度，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湮灭不存，浪漫主义、卢梭、断头台让这种态度无处可寻。中国虽然饱经战争革命之乱，但依然恪守儒家倡导的沉着冷静。怀着这种态度，投身其中的人感觉战争革命没有那么骇人，没有卷入其中的人可以超然于外。在中国，在雨雪天气攻击对手为人所不齿。我听说吴佩孚做过这样的事。他打赢了一仗，但敌方将领说他有失仪礼。于是等到天晴，他们重回战场，又打了一仗。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并没有造成西方那样的祸害灾乱。儒家伦理道德是差别所在[20]。

    儒家学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是从12世纪开始的。理学家朱熹[21]摈弃了孔子的人格神，对儒学进行了阐发，使之成为官办学说。1368年，元朝覆灭，官府上下一致尊儒学为国学。在此之前，儒学还得和佛教、道教分庭抗礼。这两家会请神作法，为迷信的皇帝所钟情。不少皇帝为延年益寿，服用道家丹剂而亡。元朝皇帝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支教派至今仍在西藏和内蒙古盛行。清朝皇帝虽然也是从北面而来，征服中国，却对儒学笃信不疑。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几千年来，文人墨客仅以儒学为务，倡言伦理道德，但对宗教心存怀疑。而其他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家。中国人没有犹太人传给西方人的那种观念，即认为一种宗教为真，其他皆为假。但到了今天，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过，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还信请神作法这一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即便真的有宗教，人们虔诚信奉的劲头还是要比欧洲人小得多。有一种现象引人注目：中国人虽然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却不怀疑伦理道德之功。这跟欧洲不同。欧洲经常出现宗教和伦理两者不分家的情况。

    3. 现在再来说说科举取仕这一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安排，几乎不可能建立以文论才、不以迷信为念的制度，让儒学站稳脚跟。中华民国曾任总统徐世昌曾在《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第59——60页发表了对科举考试的看法[22]。在论述周朝学制之后，他接着写道：

    士不忠实不足以言敬业，不博爱不足以言乐群者也。然则民德之成，夫岂偶然也哉。迨至汉唐，虽因时代之要求，学制稍有变更。唐时律学算学诸科，各设专门，与国学并重。然贞观中制，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皆属国子监，而其国学官必聘老师醇德者充之。故国子监诸生体用兼备，有德有识者，多至三千余人。虽下至屯田飞骑，亦皆能谈道讲经，诚大观也。其时日本新罗吐蕃高丽诸国，亦均遣子入学，计凡八千余人。教育之兴，于斯为盛矣。

    宋元以后，迄乎明清，虽改行科举，侧重文学，古代学制逐渐衰废。古代学校与贡举相表里，盖学校为施教之地，贡举乃登庸之方，其程序则然也。降至两汉，以乡举里选用人。魏晋又以中正取士，其弊也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惟尚门籍。甚至一代婚宦交际之类，无不受其牵制。试按南北史之卿相，多世家及勋阀。新唐书至立宰相世系表，几与所谓贵族政治。故改行科举以振拔孤寒，防抑权贵，就制论制，实亦未可厚非。惟侧重文学，为其所失耳。一切学术上之进步，似亦因之而稍形停顿。然独崇实去华，讲信修睦诸教，仍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而始终未间也。

    虽然这种考而优则仕的制度比此前大多数制度安排，比如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以叛乱为由要官赏官等好得多，但中国这一制度自定型后便产生了危害。原因是，仅以读经作文取仕，陈腐无新意。科举取仕制度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1398）时成型，1905年遭废止，其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中国改革者以废科举为第一要务。李文彬写道[23]：

    洪武可赞扬的事虽多，但与一桩吞噬国民心灵的恶行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是所有写作比赛的基础，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称之“八股”，是因为作者要在点题后写四段破题，每段分两股，每股句数、字数相等。题目不是选自“四书”，就是采自“五经”。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能与朱熹及门生后学有出入，必须按要求援引孔子等人的话，按规定作文，按等取仕。耗时进学、善作此文者即可胜任各类官职，不可不说是荒谬之至。但虽说科举荒谬至此，从洪武三年开始延至近代，几年前才遭废止。没有哪种制度能比八股文取仕制度威力更强大，让一个国家知识文学发展停滞不前。正是长着“八股”，中国早早就已走到穷途末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腐坏老朽的制度经久未废，宋代理学家说教长久为世人所尊。

    这些话出自当今中国爱国人士之口。毫无疑问，放到当下制度里来看，“八股文”之恶，李文彬所言不差。但在14世纪，要让人们考虑还有哪些切合实际的路子可走，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选人用人的计划还是有不少好处。为善也好，作恶也罢，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好的影响有：社会普遍尊知尚学；无须出身名门望族，也有可能出仕；选出的官员至少能做到勤奋上进；即便有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依然完整无缺。但跟中国很多传统一样，科举考试制度也必须废止，才能满足现代需求。我希望，在中国人奋力而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抵制外国人误称为“文明”的那种残酷野蛮的制度时，不要丢掉任何有重大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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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雅各译《尚书》，第15页，引自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1年出版。《中国古代史》涉及中国古时很多重要信息，非常有用。（理雅各，James Legge，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本书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另行说明除外————编者注。）

    [2]同前引夏德著作第174页。常误为775年。

    [3]参见前引夏德著作第100页及后页。

    [4]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翟理斯教授所著《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第一讲，重点参看第9页（威廉姆斯和诺格特出版社1915年出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国作家，潜心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编者注）

    [5]比较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920年，巴黎），第一卷，第213页。

    [6]《中国历史纲要》第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

    [7]参见夏德所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莱普依格与上海出版社1885年出版）。这本专著引人入胜，令人钦佩。维吉尔与霍勒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比较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71页。

    [8]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81页。

    [9]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37页。

    [10]默多克（James Mrudoch）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146页）中描述了初唐盛况：“次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这一朝代赫赫有名，左右中国时局近300年。李渊在位十年，功绩奕奕，传子太宗（626——649年在位）。唐太宗可能是中央王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华文明卓立于前。这一点无人质疑。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全亚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治理得最好的帝国。唐太宗治下疆域远至波斯、里海、吉尔吉斯草原上的阿尔泰山，沿山脉北抵戈壁大沙漠，东达兴安岭内侧。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伊朗的呼罗珊、印度喀什周边地区也都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尼泊尔和印度摩揭陀王国向中国派遣特使。643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朝廷特使也来到中国。”

    [11]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212页。

    [12]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339页。

    [13]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484页。

    [14]《中日两国真相》（The Truth About Chian and Japan），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第13——14页。（辛博森是中国通，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等书。————编者注）

    [15]例如我的名字，汉语中发音最接近的是“罗素”。“罗”是一个字，“素”又是一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组合更接近我名字的发音。

    [16]前引翟理斯著作第74页。翟理斯教授对“而远之”作如下注解：理雅各博士的意思是“与之疏远”，相当于“与之毫无瓜葛”。而孔子的本意似乎是“与之不亲”。

    [17]前引第21页。

    [18]前引翟理斯著作，第86页。

    [19]前引高第著作，第167页。

    [20]道家极力反对使用武力。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50页）。中国军队不乏“佳兵”。

    [21]前引翟理斯著作第八讲。朱熹过世，女婿守灵，奇事发生。这位圣人一生都在教导学生，奇迹异象绝无可能。此时，棺木升起，离地一米，女婿震恐，作祷词说：“岳丈大人，奇迹异象绝无可能，勿坏我念。”此时，棺木缓缓落地，女婿重定信念。

    [22]经济信息局译，1920年，北京。

    [23]前引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