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德国海军

    美国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

    进口税率很低，为收入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所有出口货物征收最高税率5%。这一举措当然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中国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出口税必不可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中国还有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沿袭而来，即在重要关卡，或称子口，设立国内关税壁垒。目前，中国国内贸易仍采用这一体制，但将洋货转口运销到内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国内关税，只纳2.5%的子口半税。这种规定自然对洋货有利，倒霉的是国货。国内关税制度当然不好，但沿袭已久，而且有人认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这个制度留了下来。中国提出要废除国内关税，条件是统一增加进出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意。还有10个国家，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终，国内关税这一体制仍起作用。这不全是中国政府的错。还应补充一点，国内关税由省政府机构收取。一般来说，他们会截留一部分，养私军，打内战。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不够强势，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关管理职权只有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条约规定，海关最高职务头衔叫“总税务司”。只要中英贸易额超过其他所有条约国，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所有下属官员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数据就到这一年），7500人受雇于中国海关，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认为，赫德尽职尽责，工作出色。暂时来看，当前海关制度可圈可点处不少。中国人有权任命总税务司，因此可以挑选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人就职。中国官吏一贯贪腐怠惰，有必要让外国人管理，以便建立现代官僚制度。只要外籍官吏对中国政府而非外国尽责，就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为建立中国高效政体铺平道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国家获得知识思想和实际工作两方面培训，但又不沦为奴隶。要解决这一问题，早期海关所采用的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7]。

    就现有海关形势来看，中国受到严重侵犯，丧失独立地位。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关税已由条约永久订立。从关税而得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作各种名目的贷款、赔款抵押物，所以不能只从中国利益这一视角看待海关。此外，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海关管理部门可以操控中国政治，既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某个事实存在的政权（中国北方还没有合法政府）。目前，南方截留住了海关收入，还制造入不敷出的假象。外国公使本来就不喜欢变革，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大障碍。这意味着，大刀阔斧推动进步的政权根本无望拿到海关收入，所以也就没有财政资源重建国家。

    盐税方面情况也差不多。盐税也成了各种外国贷款的抵押品。而且，为了让外国列强认可这样的抵押品，中国当局同意在关键职位任用外国人。跟海关情况一样，中国政府任命了外国人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

    关税和盐税成为中国获得各种贷款的抵押品，再加上外籍人士担任管理职位，列强有各种机会插手中国内政，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这种情况可以从1922年1月份《泰晤士报》刊登的三则电报看个明白。

    1922年1月14日，《泰晤士报》刊发了驻北京记者电报：

    有一点想来奇怪：中国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靠外国人大笔一挥，中国人就能得到一大笔收入。但没有这一笔勾画，中国肯定破产。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虽然内战不断，政局混乱，海关收入仍不断增长，去年破了纪录，增长到100万英镑。华盛顿会议同意提高关税。这笔收入足以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还清内外欠款。到时候，中国政府就能自由支配那笔丰厚的盐税。困难不在于给钱，而在于找到一个政府托管这笔钱。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办法，能解决这个困难。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报》可能以为，如果清王朝复辟，就能解决这个困难。

    至于那笔“丰厚的盐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发了两封电报，时间分别是1月12日和23日，说明如果人为造成北洋政府破产，西方人能从中得到什么。1月10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长江边的镇江盐务稽核所机构规模很大。所内发生的情况可充分描述中国现状。驻扎在当地的中国舰队效忠于中央政府（装备精良的那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投靠了广州军政府），派了一队战舰到稽核所，通知北京，如果不能立即支付300万美元（合40万英镑）的欠薪，他们就会通过武力方式，从盐业收入中扣除上述款项，同时立即中止长江段盐运。相关公使馆已向北洋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警告北洋政府有必要立即疏通盐运，保证外籍盐运使执行公务。

    第二封电报同样饶有兴味。内容如下：

    盐税干涉问题严重。我在10日电报中所说的中国那队战舰仍堵在镇江附近，导致盐运受阻。与此同时，吴佩孚（开明军首）代理人突然闯入，就任汉口盐运使，极力为主子创收。为此，英国、法国、日本公使再次致函北洋政府，告知，如果这种不规范的活动还在发生，他们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价值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以盐业收入作为抵押，因此插手由外国管理的盐务有违借款协议。中国各地政府有的独立于北洋政府，有的是附属机构。各地督军（军事长官）截留盐税，实际上导致外籍盐运使控制的盐务总收入减少。但因为还有不少余额，抗议又无济于事，各方认为不妨缄口默许。然而，驻扎海军干涉长江盐务段却是另外一回事。从华盛顿达成的友好决议来看，这种局面饶有兴味。根据这一决议，将来列强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考虑到梁士诒内阁遭到普遍反对，当前盐税谈判受到干预，以盐业收入盈余作为担保的9000万美元（合1100万英镑）贷款已经取消。如何解决1月28日的新年清算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游戏：列强人为制造中国破产，导致中国政局混乱，再去惩罚中国人。华盛顿会议又要出面干预，不让列强再干涉中国，真是可悲可叹！

    我们不用去否认这样一种事实：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诚实能干的官吏。这种无能根植于中国伦理道德之中。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强调对家庭而非对社会公众尽职尽责。人们认为官员花钱供养亲属合情合理。要想让官员诚实，只能放弃孝道。中国要进步，必须打破家族体系。身在少年中国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抱有这样一种希望：20年后，中国官员能像欧洲官员那样诚实。这不能算是一种奢望。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开展中西友好交流往来。如果西方人固执己见，在中国人心中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像印度、日本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人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凡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中国比欧洲强。虽然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比欧洲人理解得要准确，但也不尽然都为真。西方人本来能在中国做点好事。但如果中国人开始以为自己处处都比别人强，西方人就很难在中国做出什么好事来。

    我在本章已简要阐述过基督教强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用和日本联手，能够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现代中国，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在审视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纲挈领，了解一下现代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日本是中西方融合的奇特产物。我不希望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这种融合。但把话题转向日本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不说明这一点，就看不明白日本在中国做了什么。

    * * *

    [1]1691年，康熙帝下诏，表明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西洋教义美化天主，同属异端。但因精通数学，姑且用之，兵民应了之于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第252页）

    [2]《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第322页及后页。

    [3]现在对游客开放的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敕令建成。

    [4]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克拉伦登出版社1919年出版）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见解深刻。

    [5]华盛顿会议曾决定作过一次修改。

    [6]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子上，强盗控制了镇议会，他们很可能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多好。与列强周旋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7]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头条是顾维钧写的一篇文章。身在华盛顿的作者建议，必须让中国恢复关税方面的财政自主权。顾维钧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提到海关管理问题。但《泰晤士报》猜测，顾维钧希望中国人执掌海关，因为海关贪腐机会多、回报丰厚。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把管理和关税弄混了，顾维钧先生讨论的只是关税问题。但《泰晤士报》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出类似不同意见。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存心误解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