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中国

，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1909年，汉口在建的水厂

    1909年3月，汉口的外国租界

    工业教育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技能培训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6]，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革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7]。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他的弟子庄子写了一篇寓言[8]，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马蹄》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庄子是其主要门徒。虽然儒家取代道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学说，但这篇寓言蕴含的精神穿透中国人生活，深入内里，让中国人更加温文尔雅，包容宽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则更戾虐残暴。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好比是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看这些动物是否“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看到动物的怪癖行为而发笑。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中国变成中华民国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砍掉皇帝的头，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称号，留着他的宫殿，每年还给他400万美元（约合60万英镑）开销。目前，中国皇帝手下还有官吏、太监，仪礼如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力。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他这样做也许带着讥讽或赞扬，但说话人不管是哪种口气，都善解人意，话里含着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了不少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鸟：秃鹫俯冲盘旋，意在捕雀；鹰栖枝头，双爪紧握；禽鸟单足立于冰雪之上，意态萧索。所有这些画都透着体恤之意，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这种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品质在沙场上派不上用场，遭到外邦竭力压制。但这种品质无比珍贵，西方世界难觅踪影。再加上中国人有细腻精妙的美感，这让中华民族可亲可爱。我们西方人正恣意而为，残酷暴虐，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我们摧毁那些雅致可爱的东西，来换取野蛮暴发户想要的粗滥快感。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译名为《商人》[9]。这首诗表达得可能比我的观点还要准确，透视到了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

    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

    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

    乘化入无穷。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对“玄真子”有些许敬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远东问题。

    * * *

    [1]《中日两国真相》第14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第13页写着：“2000万人遇害。”请比较英国前驻清外交官E.T.C.沃纳所著《中国人的中国》（China of the Chinese）第24页。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可考。但我想，2000万比1.5亿更接近真相。

    [2]1922年1月，张作霖到北京组建了一个政府，更显奴颜婢膝之态。吴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场冲突在即。参见附录。

    [3]这要怪孙中山。有人说，他与张作霖结盟。据说，广州军政府里的精干良才要数孙中山的同仁陈炯明将军。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陈已被免职。这些说法看来没有多少依据可言。见附录。

    [4]大豆日益成为重要产品，尤其是在满洲地区。

    [5]关于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有些作者对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怀疑态度。我朋友丁文江给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册子。从中我了解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伦诺克斯博士对4000个家庭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每个家庭平均有2.1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为184.1‰。小册子中引用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周边生育率在30‰到50‰之间。如果没有数据，一定要慎重看待对中国人口问题所作的总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可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三个定理：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编者注）

    [6]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说法而已。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认为张作霖是风雅儒生。对比濮兰德所著《中国、日本和朝鲜》（China, Japan and Korea）第104页，以及科尔曼（Coleman）的《揭开远东的面纱》（The Far East Unveiled）第143页和146页。可以看出，濮兰德对张作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诺思克利夫子爵曾经采访过张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张作霖自称有文学造诣。子爵当然无法对此作出评判。

    [7]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