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清代思想史

说文》了；后来罗振玉们出来，又可以用甲骨文字来补正《说文》了。又如古音之学，宋人没有历史的观念，故有叶音之说；汉儒知道古来声音有变迁，然后有古音之学。这就是历史的方法。

    有了历史的观念，对于历史之学的兴趣自然也跟着发达。顾氏著有许多种金石舆地的书，《日知录》里也有无数历史的研究。后来清代学者对于史学的成绩，比前代都大：

    1.校勘古史，如钱大昕、赵翼、梁玉绳等。

    2.作局部的专史，如各家补的《元史》。

    3.怀疑古史，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

    4.增添史料：

    （1）方志的注重。（章学诚等）

    （2）古书的保存。（《四库》及私家）

    5.史学的附属科学的发达：

    （1）文字学。

    （2）金石学。

    （3）钱币学。

    （4）地理学，等等。

    清代的思想史，约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　顺治、康熙两朝（1640~1730）

    第二期　乾隆、嘉庆两朝（1730~1820）

    第三期　道光以后（1820~1910）

    上章所说四个趋势，三个时期都有，不过注重之点稍有不同，遂形成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期重在实用主义与反玄学的运动，而考证的方法与历史的眼光都还在开始萌芽的时期。第二期里，玄学已成末路，而实用的时机很少，故此时期偏重考证之学；历史之学也很发达。一般代表的学者都不谈实用，都趋向为学问而做学问，故学术之盛超越前古。思想方向似稍寂寞，但戴震、章学诚、袁枚、焦循、崔述都出于此时，不过建设多而破坏少，表面上不如第一期的热闹罢了。第三期为多事之秋，实用的需要又起来了，于是实用主义与考证的方法，历史的见解，合婚而成为今文学的运动。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孙奇逢（1584~1675） 　　吕留良（1629~1683）

    黄宗羲（1610~1695） 　　颜　元（1635~1704）

    顾炎武（1613~1681） 　　阎若璩（1636~1704）

    王夫之（1619~1692） 　　张尔岐（1612~1677）

    陆世仪（1611~1672） 　　黄宗炎（1616~1686）

    张履祥（1611~1674） 　　应　　谦（1618~1687）费经虞（1599~1671） 　　汤　斌（1627~1687）毛奇龄（1623~1716） 　　朱彝尊（1629~1709）费　密（1625~1701） 　　胡　渭（1633~1714）陆陇其（1630~1692） 　　万斯同（1643~1702）梅文鼎（1633~1721） 　　王懋竑（1668~1741）李　塨（1659~1733）

    现在先说第一期的人物。这时期的人物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的，约有五组：

    （1）王学 （4）考证学————近于朱学

    孙奇逢（1584~1675） 　　　　顾炎武（1613~1681）

    黄宗羲（1610~1695） 　　　　阎若璩（1636~1704）

    黄宗炎（1616~1686） 　　　　张尔岐（1612~1677）

    毛奇龄（1623~1716） 　　　　胡　渭（1633~1714）

    （2）朱学 （5）反玄学的实用主义

    张履祥（1611~1674） 　　　　费经虞（1599~1671）

    陆世仪（1611~1672） 　　　　费　密（1625~1701）

    吕留良（1629~1683） 　　　　颜　元（1635~1704）

    王懋竑（1668~1741） 　　　　李　塨（1659~1733）

    （3）关学（张载之学）

    王夫之（1619~1692）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魏裔介、刁包、张烈、胡承诺、李颙……我们只好表过不提了。

    顾氏对于先天象数之学，曾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

    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页二十九，《孔子论易》）

    顾氏以为孔子论《易》，只是“寡过反身之学”，“体之于身，施之于政”，如此而已。不必说《易》，而《诗》《书》执礼皆是说《易》。故他在别处也说：

    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文集》三，《与友人论易书》一）

    他要人从学问经验入手，有了学问经验，再来研究《易》学，便不至于沦入空虚的图书之学了。这也可说是实用主义的应用。

    他对于心性之学，反对最厉害。他论“心”，最佩服黄震，曾屡引其说。黄震说“心”，有很精到的见解，如云：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待言“心”，而心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暝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黄氏日钞·省斋记》）

    顾氏主黄氏之说，故反对“用心于内”的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记》），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页15）

    这又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了。

    顾氏是属于格物致知一派的，故不甚攻朱子。而反对王学最力。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考证的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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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底本如此。————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