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过来，干巴巴地对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说，他得换上法衣去行祝福礼了。

    于是我离开教堂，在上午的阳光中踯躅，走过圣达代乌斯祈祷台时，我停下脚步站了片刻，回想我曾怎样在这里祈祷过，祈求圣达代乌斯显个灵，让那些可怕的卡车，就是从屠宰场给我运送可恶废纸的卡车一辆辆都滚进伏尔塔瓦河里去，连车带货滚进去。

    我还回想起，那时候我喜欢开玩笑，从废纸堆中拣出几颗星贴在帽子上，故意跪在那里，听着路过的旧时代的房产主高声议论……太好了，工人阶级已经爬回十字架前面来啦……现在我站在那儿，帽子拉到眼睛上，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何不跪下来试它最后一次呢？跪下来祈祷，祈求圣达代乌斯行个奇迹，唯有奇迹才能帮助我回到我的压力机旁，回到我的地下室，回到我的书籍中去，没有书我无法生活。

    我正要跪下时，却不料美学教授一头撞在我的身上，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闪烁，仿佛两只玻璃烟灰缸，像平时一样他手里拿着个公文包，神色慌张地站在我面前，我头上戴着帽子，因此他问道……那年轻人在？我想了想，说他不在。

    上帝啊，莫非他病了？教授显得很不安。

    我说不是病了，不过，我对你直说了吧，再不会有路特的文章了，不会有安杰尔慕勒的评论了……我从头上摘下帽子，美学教授越发惊慌了，他甚至跪在了地上，举着一根手指点着我喊道……您就是那个年轻人，您也就是那个老头儿？我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到额上辛酸地说……是的，不过，再也不会有过期的《民族政策》了，再不会有《民族报》了，他们把我赶出了地下室，您明白了吗？我迈步朝前走去，朝着我走了三十五年的我们院子的通道走去。

    教授跟随着我，在我身旁跳来跳去，围着我转，拉我的袖子，塞给我一张十克朗的钞票，接着又塞了一张五克朗的，我低头望着这两张钞票，辛酸地说……这是要我好好找一找？教授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透过厚厚的镜片睁大一双马眼那么看着我，他点点头，喃喃地说……是的，您好好找一找。

    我说……找一找，可找什么？他完全不知所措了……找另外一种幸福……他轻声耳语，鞠了一躬，往后退几步，然后转身走开了，仿佛急于离开发生了不幸事件的现场。

    我拐进院子的通道，只听得我那台压力机叮叮当当地响着，声音那样欢快，活像雪橇上的铃声，载着醉醺醺的婚礼参加者在奔驰。

    我无法再往前走，我连看一眼我的压力机都不行了。

    我扭身出门，走在人行道上，阳光耀得我两眼发花，我站在那里不知朝哪儿走好。

    在这场暴风雨中，我曾经那般信赖的书本竟没有一本前来解救我，一言一语都没有。

    我那么站着，后来无可奈何地又折回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瘫倒在祈祷凳上，头埋在手掌里。

    也许我睡着了，也许我打了个盹儿，也许我进入了幻境，也许我被落在我头上的不公正弄得有点儿精神失常，我双手捂着眼睛却看见我的压力机变成了巨型压力机中的巨型机，它那样高大，把整个大布拉格圈在它的四壁间了。

    我看到当我按下绿色电钮时，机身的两侧便动了起来，它们大得有如拦水堤坝，我看到第一批房屋倒塌了，像小耗子一样在我的压力机中滚动，机板不费吹灰之力朝前推去，朝前推去，摧毁着面前一切挡住去路的东西。

    我俯瞰布拉格城，只见市中心的生活依旧按常规进行，但在市郊，我的巨大的压力机正在推进，所到之处变得一片荒凉，现在机器的四壁同时朝市中心靠拢，我看到体育场、教堂和公共建筑物，我看到大大小小的街道，一切都在倒塌，我的巨型压力机不容任何东西逃脱，连一只小耗子也不让。

    此刻我看见布拉格宫倒下了，另一边民族博物馆的金色圆顶倒下了，伏尔塔瓦河的河水在升起，可是我的压力机有着可怕的力量，一切反抗在它面前犹如院子下面地下室里的一张废纸。

    我看到巨型压力机这会儿加快了速度，把已摧毁的一切集中到一堆。

    我看见了我自己，看见圣三一教堂倒在我身上，看见我已不见了，我已被轧碎，同砖瓦、木料以及祈祷台混在一起。

    于是我只听见电车和公共汽车怎样在断裂，机器的四壁收拢得越来越紧，但瓦砾堆中间仍有足够的空当，破砖碎石的黑暗中仍有空气，这会儿空气透过大压力机的四壁在咝咝作响，涌到上面，喷了出来，混杂着人们的哀哭，我睁开眼睛，看到荒凉的大平原中心立着一个大得吓人的包，一个立方体，边长五百米，也许还要长一些，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不比一个小耗子更有价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废纸一起被社会主义突击队轧碎的小耗子……我惊讶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跪在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的跪凳上，有一刻工夫我木然呆望着扶手上的一条裂缝，后来我站起来，望着电车上的红条纹，望着来往的汽车，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在斯巴莱纳街人们从不停步，全都急匆匆从民族大街赶往查理广场或者反过来。

    人行道很狭窄，因此人们不停下来，只是匆忙地走着。

    我被撞来撞去，便靠在神父住宅的墙上，木然呆望，这时忽然看见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神父住宅区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节日的礼服，甚至还系了领带，一本正经地迈下台阶，大概像平时一样正要朝我们的院子走去，可是这会儿瞥见了我，于是朝我走过来，照例鞠了一躬，问道……您是汉嘉先生吧？我像过去在院子里或在地下室时一样回答说……是我。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鞠了一躬，回神父住宅区的小屋去了，去换衣服。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来都是如此，每当我给他送去一本对他的小藏书室来说有价值的书，他便像今天一样换上礼服，戴硬领，系卷心菜叶子式的领结，郑重其事地给我送一封感谢信。

    我照例立即把信拆开。

    像以往一样，这是一封很正式的书信，雪白的信纸，上端花哨地印着……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字样，信上写道……尊敬的先生，我代表微生物实验室向您致谢。

    您赠送的查理·林白所著《我飞越海洋》丰富了我们的藏书，希望今后仍将得到您的惠赐。

    下面的署名是微生物实验室……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还盖了一个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的圆印章……我沉思着走到查理广场上，像以往一样把这封感谢信撕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封，因为在我的地下室，我的机器，我光荣的压力机背叛了我，给这些小小的乐趣敲了丧钟。

    我无可奈何地站在查理广场，呆望着教堂墙面上闪闪发亮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一轮光环从他周身放射出来，他立在自己教堂的墙面上，欢快的金色线条勾勒出他的轮廓……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光环，而是一只竖着的金色澡盆，卧在盆中的塞内加直立着，这是在他用刀子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之后，他向自己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并非徒然写了那本书，一本我喜爱的书……《论心灵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