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1

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111

    再结合我们上文的分析，可见这种布置既有军事的作用，也有政治的考虑。

    淮西防御的主动性也不能忽视。从814年淮西的大举出击，就能看到这种主动性。坐等敌军进攻不是他们的习惯，先发制人才是上策。总体上围城战相当鲜见，可能是史料脱漏造成的。但结合从其他方面得到的信息，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攻城得手是会有记载的。相反，许多阵地战中淮西常常是攻方。淮西军频频主动出击，让官军处于混乱状态，将战事挡在淮西之外。西线确实是这种情况，其他战线大概也一样。淮西军队大部分是从固定的堡栅出击的，很难讲这算不算纯粹的运动防御。有不少人认为，淮西的据点墙高堑深，所以其防御是消极被动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些据点不但是阻挡官军进攻的屏障，也是主动进攻的基地。能够通过积极进攻的方式利用防御据点，正是淮西防御成功的一大原因。

    本文描述的防御，能否用一个现代术语来表达呢？因为这是一场依托阵地展开的战争，那么至少可以名之为“阵地防御”（position defense）。该词的定义是：防御一方的主力预先布置在决定性战斗将要发生的地点，胜负取决于守军能否守住各阵地，并且控制住各阵地之间的地区。预备队可以增加防御纵深，或者可以发动反击来保住或夺回阵地。112在本战例研究中，我们找不出这样一支预备队，除非这一角色是由“骡军”或者蔡州守军扮演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对于二十世纪的我们而言，“阵地防御”的概念对理解中国中世纪军事史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1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唐代军事史的史料分两种。第一种是常规史料，如官私史书、文件汇编和文集等，这些史料是研究任何一个题目都要依赖的。第二种是数量小，但很重要的唐宋时代的专门的军事文献。例如李靖的《卫公兵法》（7世纪）、李筌的《太白阴经》（764？）以及傅海波将在后文介绍的曾公亮的《武经总要》（1040）。第一类史料的不足在于，关于军事事件提供的信息过于笼统，但优点是它们至少是历史的记载。专门的军事文献，为军事科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准确、翔实的信息。但这些文献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军事科学和军事实践虽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这一点和西方的情形一样。千百年来，中国的军事体系发展出了自己的参照框架，但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军事实践。从这些史料中我们找到了丰富的信息，但我们不确定严格地说它们是否符合历史。此外，这些文献有着典型的中国人文主义的烙印，偏于强调纯个人的特质，而非军事专业的因素。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参考这些文献的必要性。事实上，傅海波教授在本书第四篇文章《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中就展现出了第二种文献的巨大价值。然而，有必要承认的一点是，在研究中古中国的军事史时，有用的文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多。

    2参见张其昀编：《中国战史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部分，页19——20；程光裕、徐圣漠：《中国历史地图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I，图92，II，195——196；王敬：《中国名将传》（南京，1934）。

    3关于淮西之役的史料有以下几种：

    一、两种当时的史料：（1）韩愈《平淮西碑》，收入《韩昌黎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三〇，页50——55，又见《全唐文》，广雅书局，1901年，卷五六一，页1——5；（2）段文昌《平淮西碑》，收入《全唐文》卷六一七，页16b——22。

    二、当时的公文和文章：（1）《册府元龟》卷三五九、三六七、三七四、三八五、三八八至三九〇、三九六、三九八、四〇一、四〇五、四一〇、四一四、四二〇、四二二，可能其他部分也有；（2）《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一一九、一二四、一二七；（3）《全唐文》。

    三、《旧唐书》的本纪（卷一五）。

    四、《旧唐书》的传（卷一三三、一四五，等等）；《新唐书》的传（卷一五四、二一四，等等）

    五、《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〇。

    有两种当时的史料已经亡佚。一是《平淮西记》，作者路隋是9世纪20——30年代的唐朝高官，在《旧唐书》卷一五九、《新唐书》卷一四二中有传；二是《平蔡录》，作者郑澥亲身参与了淮西之役，《明史·艺文志》显示，至晚在明代时，两书还存世。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的《后集》曾八次引淮西之役为例，分别在卷一、二、三、八、一三、一五。

    4关于安史之乱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可以参考的相关研究有：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iechen Reiches，5 vol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52），II，451——470；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全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59，第二册，页210——233；谷川道雄：《安史之乱の性质》，《名古屋大学文學部研究論集》，1954，页77——92。

    5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東京，三省堂，1942，页39——81。

    6我最近的一篇论文对此做了深入研究：“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His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 ”in D. C.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ed.，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pp. 151——191。唐宪宗去世时剩下两个未平的藩镇是幽州和成德，被收复的四个是平卢、义武、横海、魏博。被收复的前三者一直被唐朝中央政府控制，而魏博则在822再度割据。

    7指李忠臣，本传见《旧唐书》（百衲本）卷一四五、《新唐书》（百衲本）卷二二四下。可以确信，既然唐朝能在淮西建立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那么淮西一定掌握在可信赖的人手中。淮西的具体辖区很难确定，但是淮西又名“汝蔡”，可见它应该包括汝州、蔡州、申州、光州、安州、许州，可能还有陈州。李忠臣被武力推翻后，朝廷将该镇一分为三。

    8对此次叛乱史料掌握最充分的是D. C. Twitchett：“Lu Chih （754——805）：Imperial Adviser and Court Official”in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eds.，Confucian Personali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逐走李忠臣取而代之的是李希烈，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五卷，《新唐书》卷二二五下。

    9司马光：《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卷二三二，页7468——7470。

    10这三人分别是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少阳、元济有血缘关系（父子），他们的传都在《旧唐书》卷一四五和《新唐书》卷二一四。

    11《资治通鉴》卷二三五，页7584——7592。

    12805年就有这种情况，见《旧唐书》卷一四，页5。

    13关于此事的总体情形和具体进程，见Peterson：“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pp. 162——163，165——166.

    14青山定雄：《唐宗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硏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页36及地图2。

    15见Communist China Map Folio（Washington，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67）中国的人口地图，又见Albert Hermann，A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new ed.，Norton Ginsberg ed.（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1966），pp. 56——57.

    16《旧唐书》卷三八，页26，以及卷四〇，页4——5；《新唐书》卷三八，页4，以及卷四一，页2b——3a。

    17中村治兵衞：《天宝以前に於ける唐の戶口統計に就いて》，收入日野開三郎编：《重松先生古稀記念九州大学東洋史論叢》，福岡：九州大学文學部（史學科）東洋史研究室，1957，页227——272。

    18见E.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pp. 172——177；H. Bielenstein，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Munksgaard，1959），pp. 98——122.

    19宋朝的人口数据有一定意义，但价值不大。直到11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才有可靠一点的统计数字：蔡州户数为138 086户，比唐代的87 061户增长了50%；光州的户数为69 958户，比唐中期的31 473增长了一倍多。申州的区划在几百年中受到了剧烈的拆分，没有可比性，可以忽略不计。见Hope Wright，Geographical Names in Sung China（Paris，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956），pp. 87，161.

    20唐代的廷议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议论，却没有专门针对淮西的。见《全唐文》卷六四六，页4——6b（或《资治通鉴》卷二三七，页7659，卷二三八，页7664）。

    21韩愈预见了危机的临近，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1；又见《册府元龟》卷三七四，页9。

    22本文所用的月份用是阴历月份，同格里高利历联系紧密却不完全同步，本文涉及的年份是元和九年到十二年，即公元814——817年。

    23《旧唐书》卷一五，页6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5——7706；《新唐书》卷一四六，页6。

    24实际情形比文中谈的更加复杂。吴元济为了抢先将淮西大权握在手中，秘不发丧四十天。朝廷派员吊祭，说明朝廷在淮西内部有线人，见《旧唐书》卷一五，页6b，卷一四五，页10；《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7707。

    2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旧唐书》卷一五，页6b，卷一四五，页10；《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当时许州舞阳县为吴元济的人马所毁，不得不另外择地重建（《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七〇，页1257）。

    26很多小地方的地名（尤其是军事哨所、堡栅的名称）难以确定，不过仍能从史书的记载中推测战斗发生的地点。

    27《旧唐书》卷一五，页7b，卷一四五，页11b——12；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

    28你可能会推测，朝廷早就密谋，要么将吴元济逐出淮西（如810年逐走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见《旧唐书》卷一三二，页5b——6），要么刺杀他（如807年刺杀李锜，见《册府元龟》卷三七四，页4b）。814年九月，朝廷发布讨伐吴元济的诏令，号召淮西的军队、官员和民众弃暗投明。承诺给军队二百万贯赏钱，民众免三年赋税。见《全唐文》卷五七，页11b——12；《旧唐书》卷一五，页7。

    29日野開三郎，页39——81。

    30参与的藩镇、各战线军队的规模，最终的多样性，以及五路军队的主将，均见《唐大诏令及》卷一一九，页632；《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52，卷四〇，页52；《全唐文》卷六七二，页18——19，卷751，页12。关于哪些藩镇参与了，各种史料记载有出入。而且史料给出的军队数量很少，因此无法计算各支军队的具体兵力。史料中不止一次出现兵力少的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曾记载，宣武节度使派出一万两千兵力（《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而《旧唐书》（卷一五六，页4）和《新唐书》（卷一五八，页8）的记载是三千人。实际上，韩愈这篇文章里的大部分数字都注水了。

    31《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9。再没有其他史料与这个数字印证。但司马光的数字应该是从权威史料中取得的。

    32韩愈在《韩昌黎集》中（卷四〇，页53）提到总共动用了十二万兵力，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后来增加到这么多，还是当时就有这么多。

    33例如，据记载宣武和幽州各有十万人马，魏博七万，成德五万，等等。虽然类似数据都是整数，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没有理由像鲁惟一质疑汉代的数字那样质疑唐代的数字。

    34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pp. 61——77.

    35《册府元龟》（卷一二二，页23）提到民众自发参与地方防务。另外，尽管安史之乱的时代常被学者忽视，但是日野开三郎教授仍有一些文章论述府兵制崩坏后对地方武装的使用。请参见《大唐府兵制時代に於ける團結兵の稱呼とその普及地域》，《史淵》第61号，1954年，页1——26；《大唐府兵制時代の團結兵について》，《法制史研究》第五号，1954，页79——134。

    36见本书中傅海波教授对襄阳守城战的研究。

    37《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38《旧唐书》卷一四五，页8b。

    39据记载，战争结束时淮西各堡栅尚有两万余人（《旧唐书》卷一三三，页6b），算上伤亡、俘虏和逃跑的损失，数量和估计的大致不差。

    40韩愈是朝廷立场的代表，上疏皇帝“不须过有杀戮”，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3。

    41《全唐文》卷五七，页11b——1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

    42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52；《全唐文》卷六七二，页18——19。原文中的“command”并没有准确对应的汉语词汇，我是为了方便起见才选用了这个词。每一个“commander”都是统领一镇的节度使，或者小一些的观察使、防御使。因此，我在这里使用“command”并不是一种翻译，而是反映一种事实，即各指挥官对各自战区负责，本战区内其他藩镇的兵马也会临时归他节制，因此这么表达是合理的。各军进兵的方向依出发地点和所处的战区决定，五路军队的主将分别是：

    东北路：河阳怀汝节度使。汝州只是为作战之便临时归其统辖，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节度使之职是“地方长官”的制度化的形式，有时也会授予一些藩镇中的最优秀的将领）。

    北路：忠武节度使。

    西路：山南东道节度使，后来是唐邓随节度使。

    东路：寿州防御使，特为此役而设，寿州平时归淮南节度使管辖。

    南路：鄂岳观察使。

    43严绶既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又兼申光蔡招抚使。这种头衔平时是象征性的，只有这样的非常时期才会有实际意义。在当时极少有一个节度使受另一个节度使指挥的情况。严绶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四六和《新唐书》卷一二九。

    4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3。

    45816年九月官军攻克陵云栅，也是官军做出致命一击的好时机。

    46《旧唐书》卷一五，页7b。卷一四五，页12；《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7——7708。

    47《旧唐书》卷一二四，页5；《新唐书》卷二一四，页3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8。

    48据记载，负责东北路的李光颜在三月间打了两场胜仗（《旧唐书》卷一五，页8；《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111）；史书对五月间在时曲之捷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载（《旧唐书》卷一六一，页2；《新唐书》卷一七一，页1b；《册府元龟》卷三九六，页13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7713。）时曲之捷很有戏剧性，李光颜先是被围困在自己的营垒中，后来逆袭破敌。他被围的原因可能是位置过于靠前了。八月吃了败仗后，他又调整了主攻方向。

    49《旧唐书》卷一五，页8，卷一七〇，页1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裴度本传见《旧唐书》卷一七〇和《新唐书》卷一七三。后来淮西战事由裴度全面负责。

    50关于严绶的失利和被黜，见《册府元龟》卷四四五，页8；《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7。《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记载高霞寓继任时，称他“有名”。朝廷将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辖区一分为二，以高霞寓为唐州刺史，充唐、随、邓节度使，主持对淮西的战事；以李逊为襄州刺史，充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负责后勤补给。

    51韩弘本传见《旧唐书》卷一五六和《新唐书》卷一五八。他的宣武军有着绝对的中枢位置，他却受到史家众口一词的批评。《旧唐书》直接点明了朝廷任命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的政治原因。见《旧唐书》卷一五，页9。

    52韩弘发动的这场攻势的主要成果是加强了北路和东北路两军的协同。见《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9。然而，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出现了重大的挫败，见《旧唐书》卷一六一，页2a——b；《新唐书》卷一七一，页1a——b。

    53《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1。

    54见《旧唐书》卷一五，页9b；《资治通鉴》，页7711——7720；《旧唐书》卷一二四，页9a——b，卷一七〇，页2。

    55《旧唐书》卷一五，页9b；《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1——632。

    56《资治通鉴》，页7711——7720。

    57《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9，7722，7725，7727）都记载了这条战线的胜利。李文通的确夺取了一个叫“鏊山”的地方，但是可能是因为地方太小，无法确定其位置。李文通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传，战后只是得到了一般的封赏（《全唐文》卷六一七，页20b）。

    58乌重胤、李光颜的传都在《旧唐书》卷一六一和《新唐书》卷一七一。奇怪的是，乌重胤的记载非常贫乏。李光颜在战争中的表现，还可见《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8b——19。这些战线的胜利可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0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2——7723。

    59关于攻克陵云栅的记载，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卷一六一，页2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5。陵云栅的确切位置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后世的注家提供的信息和战争本身的进程，我们可以找出其大致方位。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2）的胡三省注，陵云栅在“溵水西南、郾城东北”，这一说法没有告诉我们太多有效信息，因为据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两个地方离得太近（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唐代部分）。陵云栅应该比胡三省说的更靠北，比郾城东北更远。因为我们知道，陵云栅攻克后，东北路军队要渡过溵水才能抵达郾城（见《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9b）。我们还知道，溵水从溵水城的北面流过（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丛书集成》本，卷八，页230）。溵水城属陈州管辖。所以我的结论是，淮西人在陵云立栅，是在淮西北境之外建立缓冲区，它是淮西北线三个主要防御点之一，也是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个是郾城、洄曲。

    60南路最初的主将是柳公绰，实际负责指挥的是一名武将（见《旧唐书》卷一六五；《册府元龟》卷三八九，页25b，卷四二二，页23）。因为战绩全无，于816年被免，代之以宗室李道古。李道古也没有任何作为，《旧唐书》（卷一三一，页6b）认为原因在其腐败无能。

    61关于高霞寓的兵败和撤换，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0a——b，卷一六二，页7；《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3——7724；《册府元龟》卷四四三，页16b——17。主要负责粮草的襄州刺史也一并被撤换。关于袁滋对战事的指挥，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7——7728；《册府元龟》卷四四七，页8b。《册府元龟》记载，袁滋无功的原因是他本身是蔡州人，不忍用兵。

    62这种说法见《新唐书》吴元济本传（卷二一四，第4页）。然而《新唐书》总体上不如《旧唐书》可信。

    63《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1；《新唐书》卷二一四，页3。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结束后，朝廷保留了蔡州的牧马地，设龙陂监，见《新唐书》卷五〇，页11b（另见R. des Rotours，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I’Ameé， 2 vols [Leiden， Brill， 1947]， II， 902）。

    64《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页7609。

    65《新唐书》卷五〇，页11b（另见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I’Ameé， II， 901——902）。

    66董重质下文还会涉及，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一。

    67《册府元龟》卷三九六，页14a——b；《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3。

    68朝廷希望韩弘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从战前对他的安排看出。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7。

    69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學報》第27卷，1940，页399——40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最近末田修一的文章《唐代藩鎮の出界糧について》，《東洋史論叢：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京，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会，1964），页315——331。需要注意的是，朝廷取得了一项特别的成就，即改变北方前线的运输线路，节省了大量成本。朝廷并没有让粮草从长江沿岸出发，经汴河北运后再向南运，而是取道淮河及其支流，直接将粮草运往寿州和颍州。战争初期（具体时间不明），朝廷还特设了淮颍水运使。到816年底，运送粮食五十万石，茭（干草）一百五十万束，节省汴河运费七万贯，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a——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8。除了关于西路军队后勤的行政措施外，几乎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后勤的信息。

    70韩愈关于淮西之役最有趣的分析和建议，来自一封奏疏，题为《论淮西事宜状》，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0——51（《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有简要节选）。据记载，该状上呈的时间是815年（并非花房英树所说的816年，见氏著《韓愈歌詩索引》，京都：京都府立大学人文學會，1964，页379——380）。《论淮西事宜状》在许多方面都比韩愈在817年奉命写的《平淮西碑》更有价值。818年，朝廷以其内容偏颇，将他的碑文磨去。《旧唐书》卷一六〇也专门提到韩愈的碑文贬低了李愬，抬高了裴度，今人读了也会做出同样的结论。韩愈确实曾是裴度的下属，定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段文昌又奉命重写碑文（段文昌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氏的文章比韩愈公允，既没有贬低裴度的功劳，又指出最后奇袭的大功属于李愬。

    71《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2。

    72843年，杜牧在《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提到了与董重质的谈话，引述了董氏的观点。杜牧写信的目的是劝朝廷向昭义军用兵，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1b——16b。

    73本文将“地主”译为local troops，“地主”一词含义比较模糊，但应该是指代淮西周边各藩镇的正规军，而不是临时的民兵。

    74即唐随邓节度使。————译者

    75李晟和李愬的传都见《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李愬在西北的坊州、晋州当过刺史，这两地的刺史一般是由武人担任的。后来李愬迎娶了一位公主，与皇室的联系更加紧密，任过不少礼仪性的宫廷官职。后来他主动请缨到唐州领兵，其任命是在元和十二年十二月，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

    76此观点出自当时的片段记录，韩愈忽视了这一点，段文昌则加以强调（《全唐文》卷六一七，页20）。李愬整顿西线官军的经过，散见于多种史料：段文昌《平淮西碑》；《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李愬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卷三六七，页9——10b，卷四二二，页9——11b，以及《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77《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3）和《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将这些突厥骑兵称为“沙阤”，不过没有其他史料专门提及。

    78这些人称作“山河子弟”，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第7333页的胡三省注。其战场表现，可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333——7334。“子弟”一词通常指代地方士兵，据《旧唐书》（卷一五，页9b）记载，他们是从洛阳招募的。

    79关于“突将”，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5）称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节度使直接指挥一支精锐部队，是当时常见的做法。见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页40 ff；堀敏一：《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原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1958年，页111——117。

    80很明显，李愬通过敌方的叛徒和俘虏获知敌方最关键或最熟悉形势的将领是谁，这关系到他的后续战略。李愬由此在对待叛将方面有了重要创新，它能够带来成功，但也有削弱己方士气的危险。当时对于敌方主动归顺和被俘的两种人的处置有生死之别。李愬的创新是，对俘虏也留活路，将许多有才能的俘虏收归帐下，还鼓励更多人前来投诚。主要史料来自《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另外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

    81《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0——7732。

    82《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2。

    83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7739。《旧唐书》所给的时间非常模糊。我认为，吴房（又称遂平）之战是李愬所部的一次挫折，虽然史书上没有这么记载。很难想象，李愬如果不是被迫，竟会主动退出已经夺取的地盘。现有的解释是，夺取吴房就会打草惊蛇，袭击蔡州的突然性就没有了。这一说法稍显牵强，可能是李愬向朝廷陈奏自己功绩时的粉饰之词。其实李愬所部撤退时被淮西军追击，这也证明了李愬是被动撤退的。

    84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7732；《册府元龟》卷一六五，页12b。

    85关于三月官军的大捷、叛军的重大伤亡、郾城的攻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六一，页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官军冒死强渡淮西重兵把守的溵水，才取得了艰苦的胜利（《旧唐书》卷一六一，页5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9b）。郾城攻克后，其军事地位大大削弱了，但是据进入郾城的朝廷的将领陈述，此城的防御仍然固若金汤（《旧唐书》卷一六一，页3；《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我们推断，守将的反水是胜利的关键。

    86《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卷一六一，页3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据记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洄曲有一万守军。“洄曲”的名称也颇为混乱，有时称为“时曲”。我认为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可信的：两个名称指代同一地点，而洄曲是正确的名称（《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7739）。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史书记载它在溵水城对岸（《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33）。洄曲必须足够靠北，才能替代郾城北部要塞的地位。

    87《旧唐书》卷一五，页12b，卷一四五，页12b；《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

    88《旧唐书》卷一七〇，页3；《新唐书》卷一七三，页2；《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7；《册府元龟》卷三八九，页25b——26。这个情况非常明确。裴度的头衔是“淮西宣慰处置使”，本意是让他负责行政事务，而韩弘只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除非他准备做出影响战局的重大决定，不然他奔赴前线没有任何意义。另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

    白居易的诗《放旅雁》，颇能体现时人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情绪。这首诗一定是在战争后期写的，作者自注是元和十年冬（815年）作，应该有讹误，因为诗中提到了战争持续了太久：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

    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

    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白居易居住在九江，淮西在九江的西北，所以诗中说“莫飞西北去”。

    89关于官军在北线的损失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淮西军曾计划在裴度去郾城的路上截杀他，后来又打算在他巡视途中下手，结果都失败了，其中第二次差点得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3，卷一六一，页3b；《新唐书》卷一七一，页2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卷四一四，页22b——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7740。史书还记载了南路主将李道古的惨败。817年二月，他指挥攻打申州，已经攻破了城墙，却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其指挥能力之低下可见一斑。李道古不仅未能攻克申州，反而在敌军的反攻下损失惨重。此后，申州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纹丝不动，史书上也再未出现南线战况的记载。《旧唐书》卷一五，页11b——12，卷一三一，页6b；《册府元龟》卷四三七，页18a——b，卷四五二，页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

    90记载此事的是李愬的掌书记郑澥，其记录已经散佚，一些片段保存在《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的《考异》中。如果这些片段真的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可以很好地推断整篇的大意。司马光认为郑澥的记载不对，因为如果李愬将其计划上奏朝廷，消息就会传开，李愬行动的突然性就不存在了。我认为司马光的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91干支是辛未。相关史料有《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a——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李祐的军事生涯比较中规中矩，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一。

    92《孙子兵法·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trans.，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London，Luzac and Co.， 1910），pp. 122——123。

    93《孙子兵法·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 tran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 ，pp. 133.

    94所有史料都强调了淮西兵力缺乏的问题，李祐给李愬的情报中也有体现。据《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记载，李祐说蔡州守军都是“市人疲耄之卒”。

    95地形特点也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一个因素，例如1940年德军突破阿登山口的战役，以及美国内战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杰克逊的侧翼突破。

    96董重质也说李愬是“因雪取（蔡州）城”（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7《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8关于这一点，见Peterson，“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pp. 168——170。

    99《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51；《新唐书》卷六五，页10b。

    100《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页666。

    101例如李愬攻吴房、李道古攻申州。

    102中晚唐（759——900）有两件事影响了羊马城的出现，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页7086；卷二六二，页8537，其中胡三省的注也有价值。一般羊马城的女墙都会在战争中损坏，见李靖：《卫公兵法》，《丛书集成》本，页43；另见杜佑《通典》，《十通》本，卷一五二，页800a。《通典》里收录了《卫公兵法》的大部分内容。

    103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注很有价值，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页7764。

    104李靖：《卫公兵法》，页14（《通典》卷一五二，页800a）谈到城墙高达五丈（约为五十尺）。我准备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搜集起来做专门的研究。

    105北京已经发掘出唐幽州城及其子城的遗址，见那波利貞：《唐代幽州薊城疆域考》，《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論叢》，東京，同朋舍，1930，页153——266。

    106《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4；《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b；《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a——b。

    107牙城及其中节度使的住宅，在当时的史料中极其常见。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64）中胡三省的注。

    108“栅”也用来指代城墙的城垛，《旧唐书》（卷一五一，页3b）还将其分为“战栅”和“木栅”两类；《新唐书》（卷一七〇，页3b）则用“飞栅”和“联栅”。又见《通典》卷一五二，页801a。

    109日野開三郎的《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学報》卷二七，1940年，页176——196）中列举了许多相关的例子，并做了评述。

    110淮西之役，官军使用栅非常普遍，从战争的旷日持久和稳定的阵线看，这种情况也并不出人意料。

    111《资治通鉴》卷二三八，页7692——7693；又见《新唐书》卷一五二，页7b。

    112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Washington，Department of the Amy，1965），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