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

否并不在当时人们的考虑之内，因为双方粮草都很有限。一个俘虏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多分他一口粮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俘获了敌方的高级军官，可以留为人质，用为要挟之具。被俘的将领被赎回或换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按照军法，败军之将是要被惩办的。襄阳之战中，宋军俘获金将纳合道僧。后来双方议和时，金方要求将纳合交还。我们不知道嘉定和议达成时（1208），宋方是否同意了这个要求，也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将经历怎样的命运。

    和襄阳一样，德安军民要时刻注意各种征兆。比如，天上出现第二个太阳可以极大地激励守军的士气。守将还祭拜城隍和关公，祈求保佑退敌。这一点也不奇怪。宋代祭祀各种神祇有一整套仪节。《虎钤经》第二十卷全是祭文和仪注，祭祀的神灵有毗沙门天王、风伯雨师、山川神、黄帝（主要是谋士保护神），以及远古战神蚩尤。《虎钤经》另有一章专门讲天象，尤其是云形的观察。97简而言之，《虎钤经》力主禁止普通百姓从事算命等迷信活动，但统治阶级还是要搞一搞高级的仪式化的迷信。这说明预兆及其解释方式是可以影响实际战况的。仔细地研究战争的预兆、仪式和祈祷者，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中世纪的精神世界98非常有价值。虽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研究者会有一种印象：从16世纪开始，迷信和仪式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在减弱，中国人在军事上越来越理性了。

    绍兴，1359年

    开禧北伐（1205——1207）实质上是宋朝与自北方来犯的金朝之间的民族战争，汉人只占金朝治下人口的一部分。以推翻元朝为顶点的元末内战，起初只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不是针对蒙古帝国的国际战争。99本节所选的，是群雄逐鹿的元末的战例。浙江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以黄酒闻名。围攻绍兴的军队属于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势力，后来的明朝（1368——1644）就是他建立的。攻打绍兴的朱军主帅是胡大海，守军主帅是张士诚的麾下大将吕珍，14世纪50年代，张士诚割据浙江，后受元廷招安。可以说，绍兴守城战是一场典型的汉人之间的较量。但这场战役又不纯粹是军阀的争夺，而是带有许多阶级战争的特点。所以战役的结果除了受地理位置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特点的影响。

    14世纪的绍兴被河流环绕。即使到了20世纪，也被河流包围了大半。绍兴与浙江其他地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路。绍兴城的城壕虽然不宽，但四围都是广阔的水田。水道大概有五十尺宽、两尺深，可以通航小船。水道与城市之间有栅栏，可以阻挡敌人前进。我们不知道绍兴的城防有多强大，也不知道朱元璋方面的兵力有多少，只能收集到间接的信息，例如史料上只记载某些战斗，朱军有“数千”步兵和“百余”骑兵参战。然而在这种地形中，骑兵派何用场是值得怀疑的，在堤坝或大道上交战时可能用到骑兵。有一点必须存疑，当时的攻城军队是否能超过一万人？因为同一时间浙江义军蜂起，所有城池的守军基本都是汉人。即使是军官，汉人也占多数，我们找到一份军官的完整名单，名字明显不是汉人的只有十几个。绍兴守城战的一大特点是粮食供应从未切断。可以推测，朱军数量不足以将绍兴不留空隙地团团围住。绍兴和襄阳、德安的情形大不相同的是，襄阳守将赵淳极少亲自上阵，德安守将王允初从不亲自上阵，而绍兴守将吕珍几乎每天都要跨马出战，与朱军厮杀，留下很多勇猛的事迹。或许在内战中，内部反叛的危险远远大于开禧北伐这样的对外战争，所以他必须为下属做出表率。

    张士诚政权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只是表面臣服元廷，而且必须对付乡间的反叛。胡大海率军包围绍兴之后，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官府行事如履薄冰，以免失去民心。为保证社会安定，城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禁止米商运米出城，官府将米商的粮食征收，发给可以在杭州换取新米的凭证。粮食状况总体是不错的，官府能够一次向贫民发赈一万石粮食。此外，城内的公共空地，乃至一切开阔的地方也都插上了禾苗。许多中国城市里有广大的开阔地，一般来说要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宽敞得多。插秧的活计主要由进城避难的城郊农民来做。另外一项确保社会安宁和秩序的措施是暂时停止常规的徭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日记中看到当时绍兴城中发生了骚动。数百名因为战争失去工作的工匠要求当兵，官府没有批准，可能认为匠人会当逃兵。城中还发现了几名间谍。

    朱军向城内发射的传单抨击守将，尤其吕珍本人，斥责他是肉食者的鹰犬。这说明14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有着阶级战争的一面。

    朱军的劝降没有成功。早些时候朱军曾俘获一名军官，正好是某己方将领的结拜兄弟。于是这个军官被派去面见吕珍。吕珍见了他，但拒绝交出绍兴。吕珍没有将这个军官当作间谍拿问，而是把他放归敌营，还给了他金帛若干。这也是吕珍的反宣传手法。有时吕珍对待囚犯的方法也出人意料：只有承认参加了朱军并且杀了人的才会处决，其余的胁从者一律释放并且发给衣食，所以大多数俘虏都得到释放，甚至同一个人被抓住两三次也有机会被送回家。日记中说，不少朱军受到感化，转投张士诚。

    守军有一个鼓舞民气的做法：开战之初，允许百姓登城观战，亲自看看敌人怎样被击退。几周后就不允许这么做了，因为万一出了差池，便会造成全城的恐慌。此后普通百姓就不能获知战况了。似乎绍兴的坚强防御，部分是因为敌人的暴行。朱军中有一支从元军阵营倒戈而来的苗兵，其残暴在倒戈前就已臭名昭著了。100如果绍兴城破，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101

    吕珍经常主动偷袭，所以肉搏战很多。有好几战取回了敌人的耳朵（将敌人尸首的耳朵割下，是从周代起就有的做法），吕珍自己也曾负伤。

    总体看来，绍兴之战的“机械化”水平比襄阳和德安要低，或许是由于农民军装备水平低。当时朱元璋政权的技术和资源都无法和金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比。刚开始城内的投石机很少，据说只架设在每个城门上，和上文两座城池相比，投石机的数目是相形见绌的。

    火炮、火筒（上文已经提到）弥补了这一不足。张士诚时代浙江铸造的火筒有一部分幸运地流传至今。敌对双方都配备了火筒，数量十分可观。据记载，某次战斗中有数十支火筒齐发。这些武器对于城墙和城门有多大作用，实堪怀疑，但是对于活物或者木结构的建筑，还是很有效的。杭州可能是火药生产的中心，绍兴本地也产火药。史料说，绍兴城中木炭一度匮乏，树木被砍伐一空，供应作坊之需。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宗教和迷信。日记记载了一个吉兆：敌军撤退前，一朵紫云出现在绍兴上空，于是守将祭祀城隍和“武安王”。“武安王”可能是宋太祖麾下大将高琼（935——1006）。102朱军将士也在禹庙祭祀了大禹，103但据说大禹的回应不祥，朱军士兵大怒之下推倒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不祥的回答并不是朱军撤军的唯一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夏季的浙江炎热潮湿，1359年5月中旬瘟疫流行，迫使他们放弃了围城。

    吕珍坚守绍兴，让朱元璋印象深刻。他认为吕珍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04吕珍与朱元璋较量了多年后，于1366年投降。

    结论

    对于中世纪中国城市攻防战的技术、管理、心理诸层面，本研究只能浮光掠影。这个题目太大，史料浩繁，细致翔实的记载又特别多，扩成一部大书并非难事。因此我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冒险，不要做太多概括。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兵书或者守城录之类的著作时，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

    这些著作的第一个特点是浓厚的传统主义、军事策略与技术的延续性。《墨子》里描写的守城战术，与19世纪早期的兵书战册的说法并无根本不同。武器的改进、火器的发明，对军事思想没有什么根本性冲击。《孙子兵法》直到20世纪仍然保有经典的地位。

    然而中国军事思想并非一潭死水，毫无进步。中国的军事科学和其他领域一样，不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很难考察其军事历史的图景完全改变的具体转折点。中国的发展跟欧洲不同，是渐变的，而非突变的。就连火器也是如此。明朝前的火铳很难用于攻城拔寨，但是到了16世纪，欧洲火炮传入中国，情况才有了变化。攻城一方主要靠人海战术，而不是军事技术取胜；而且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

    城防的特点是非常依赖民兵。征用民兵、民夫是头等大事，无论是看重个人的战斗能力还是其技术。这反过来使得官府迫切地需要严格治安措施。一旦民心丧失，再精锐的军队也很难守住城池。职业军人在野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守城中大。但是即使在野战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民兵参与的。尤其在宋代，朝野对官军的批评声不断，王安石认为官军不堪作战。史料充分证明了地方民兵的重要性，间接地支持了王安石的看法。但他们轻视军事的偏见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城池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一旦敌人破城而入，城墙之内基本上再无坚固的工事可守。即使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也都是砖木结构，鲜有石砌。105城内没有堡垒，这是和欧洲的显著不同。在欧洲，甚至有些教堂也修成堡垒，可以供小部队据守。欧洲中世纪城市，如圣吉米尼亚诺、博洛尼亚、雷根斯堡，有许多豪门的宅邸，每座宅邸都是一座城堡。欧洲的封建主义的特点就是多中心，即使在一座城市中，也会有多个政治甚至军事中心。权力越分散，城中之城就越多。中国则绝无此事，统一的中央政权早已消灭了封建分立，除了普遍的官僚国家的权力，再没有别的权力。通过众多官员管理无力的大众，这些大众在必要时可以协助守城，但无法产生自己的权力中心。

    这里必须谈一谈围城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讲，中世纪中国的城市要比同时期欧洲城市人口多，但是攻方似乎很少能单凭饥饿迫使一座城市投降。如果官府能够恪尽职守，使官仓无匮乏之虞，那么城市可以支撑很久。围困日记记载，最容易缺乏的不是粮食，而是燃料。攻城一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城内相对安全，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守军常常较攻方占优势。可别忘了，在中国，大粮仓都在城市，农村囤粮并不多。

    攻城军队可以从整个乡村掠夺物资，但是掠夺的物资一旦用尽，就会面临严峻的补给问题。军队如群蝗，所到之地搜刮无余，连喂马的草料都难找。军队还要在这种荒凉之地持续驻扎，所以要解决十万大军的补给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军队驻地水路通畅，可以大量运输，但前提是必须完全控制水路。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军事史上少有长期围城战的原因：攻城军队的补给困难，使得围城最多不过数月。而对于一个粮草充足的城市，支撑几个月毫无问题。只有当军事和官僚机器控制了广大地区，不但能保证生产，还能保证运输，其军队才能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补给。可以推测，中国不少农民起义之所以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因为不能迅速建立起管理和补给机器。106

    经济因素对中国中世纪战争之重要，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官府可以保证官仓充足，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攻城方肯定是处在不利地位的。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关于围城和围城战术的书籍，各个方面的防御准备都扮演者重要角色。正如许乃济所说：“兵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107

    附录 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技术的史料

    既有史料显然是难以穷尽的。相关史料太丰富了，随意从参考文献中选一条就能说明问题。108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关注几种重要的史料，其成书时间从11世纪到19世纪不等。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武经总要》

    曾公亮（998——1078）、丁度（990——1053）撰。《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成书于11世纪40年代。1044年，作者将此书呈献给仁宗皇帝（1023——1064年在位）。《序言》提到，本书编纂时，正值宋朝和西夏交兵。本书有《前集》《后集》各二十卷。《前集》包括制度十五卷，其中卷十二专论守城，卷十三是各种兵刃、器械的图样，卷十六到卷二十则是论述宋朝的军事地理。《后集》主要搜集了前代兵家著作，论述战略战术以及将帅之道（卷一至卷十五）。《后集》卷十六至卷二十讲军事的占卜，让我们得以一窥宋代占卜的方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这五卷由司天监杨惟德等人编撰。109

    《守城录》

    宋人陈规、汤璹撰。这本书是不同文章的汇编，分为四卷，第一卷是陈规所作，题为《〈朝野佥言〉后序》，内容是批评夏绍曾《朝野佥言》110记载的开封守城战（1126——1127）的战法。卷二也是陈规所作，题为《守城机要》，里面详述了修墙、筑垒、修造守城器械的方法，以及守城战术的大概。卷三、卷四题为《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撰，记载了1127——1132年宋朝军队守卫德安、抗击金军的事迹。此前刘荀曾写作三卷本赞颂陈规在德安之战的战功，这两卷似乎是对刘荀作品的总结。很明显，这四卷内容在1200年之前就编成一书了。明朝时，此书被编入《永乐大典》，才免于湮没。

    《虎钤经》

    宋人许洞（970——1011）撰，共二十卷。许洞少时习“弓矢击刺”，后来成为一名武官，仕途并不得意，据说被罢官之后一度“日以酣饮为事”。他积四年之功写成《虎钤经》，于1005年献给真宗皇帝。他著作宏富，却唯有此书传世。此书对军旅征战之事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军事的占卜和仪式的。卷六则一再提及守城。无论从内容的范围还是篇目的安排来看，《虎钤经》与《武经总要》都很相似。据此推测《武经总要》有些地方取自《虎钤经》大概是不会错的。111

    《练兵实纪》

    戚继光（1528——1587）撰。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练兵实纪”四字体现出戚氏将练将与练兵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本书其实一部综合性的军事著作。本书有正文九卷、《杂集》六卷。正文卷一至卷六的内容是战略战术的训练，而《杂集》则包含各种武器装备的数据，弥足珍贵。虽然本书没有专辟篇幅论述守城，但是包含很多重要的数据，对于了解16世纪的守城方法相当重要。112

    《救命书》

    吕坤（1534——1616）撰。序言写于1607年，其时吕坤已经致仕。本书特点是短小精悍，只有上下两卷。上卷分三部分：守城事宜、必备之物、遇变事宜。下卷最为有趣，因为其中记载的武器与《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十分相似。作者曾任山西巡抚和刑部侍郎。113

    《武备辑要》

    许学范（1751——1816）撰。许学范，杭州人，曾任贵州黔西州知州，1795年苗民叛乱，许学范成功守住铜仁府。本书六卷，主要内容就是守城。卷一讲守城的战术，卷二讲守城的指挥与信号，卷三讲守城的准备，卷四讲敌人来临时的坚壁清野和治安措施，卷五讲战术和军事行动的总原则。114这本书很有趣，因为它成书时间较晚，可以反映1800年前后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的水平。当时正值中国与西方军事接触的前夜，中国军事的传统模式即将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武备辑要》虽然成书于19世纪早期，却没有体现出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唯一直接的证据是“来自西洋”的望远镜（卷一，页20a——b，附了一张简图）。本书提到的“佛郎机”也是西方传来，但并不是18世纪的发明，115晚明的《练兵实纪》和《救命书》（经过比对，许学范在许多地方抄了这两本书）已经提到过佛郎机。

    后书抄前书是一个问题，不但在军事文献中存在，在其他中国文献中也存在。孙子等古代“兵法”的影响一直存在，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研究它们并且奉为圭臬。在技术和实战领域，我们也能感觉到强烈的传统主义。11世纪的《武经总要》和19世纪的《武备辑要》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武备辑要》包含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关于治安措施的，在宋人著作中没有，但它们的军事思想仍然与古代兵家若合符节。所以本文还是较多利用《武备辑要》，而不是早前的兵书。偏重《武备辑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总结实践经验写成的，对于普通指挥官该做什么，讲得更加明白。

    有人会问，为什么本研究没有用到明代的大部头兵书《登坛必究》和《武备志》呢？因为清代出于安全考虑，将这两部书列为禁书，流通面极窄。在我看来，《武备辑要》等后出的兵书，反而比早出的兵书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些兵书给出的方法真的实用吗？有些内容纸上谈兵的意味太重，有的则还是远古的军事知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才受到尊重。似乎人们更加重视理论才能，而不是实战。书中的某些谋略似乎只是启发读者的灵感，而不是真的要你去这么做。比如，放老虎咬敌人，究竟有多大用处，实在值得怀疑。可能此举更多是为了心理震慑————老虎一般被当作凶猛、勇武的象征。然而想让老虎参与战斗，必须先教它怎么辨认敌人和自己人。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在鸟兽身上绑上火把到底能有多大用处？这种办法在史料和兵书都有记载。这可能只是为了强调火攻的重要（尤其是对于攻城）。116

    如果想了解实战情况，就要换一种史料来读，比如守城录之类。宋之前的史料，一旦涉及实际战况，要么三言两语带过，要么用陈词滥调铺排一番了事。117从宋代开始，就有史料详细记载战斗过程了。上文提到的《守城录》有些部分就是这种风格。

    《襄阳守城录》

    本书记载了1206年12月到1207年3月金军围攻襄阳的史事。襄阳守军的主帅是赵淳，本书的作者赵万年是赵淳的同宗后辈，当时供职于赵淳幕中。118

    《开禧德安守城录》

    本书与《襄阳守城录》十分相似。1206——1207年，德安守军主帅是王允初（1154——1214）。本书的作者是王允初的儿子王致远，他逐日甚至逐时记录战况，其详尽不下于《襄阳守城录》。119

    《保越录》

    徐勉之撰。120徐勉之是当地书院的山长。前面几本书都是抵抗外敌的，而《保越录》记载的则是抵抗汉族的起义军，时段从1359年2月底到6月13日。

    上述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守军主帅的亲友书写，为的就是给主帅树碑立传，不免有溢美之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能信几分？其实，在这三本书里，溢美之词仅限于描写大帅的性格和勇武，文学的陈词滥调都是在这种场合出现，比如孝敬父母、忠君爱国，而占了绝大多数篇幅的对事实的描述，还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这些书里并没有提到老虎大象等动物加入战斗，全篇只是对战斗和武器的客观描述。更重要的是，正史中对战斗的记录往往失之简略，而这些日记的作者则是亲历其事。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能被歌颂的只有胜利者，败军之将，无论如何英勇，也是不能写进日记里去的；即使曾经写了，作者也可能因兵败被杀，日记难以流传。所以，现存的围困日记记载的多是胜仗，少有败仗。一个例外是陈规对开封保卫战的（1126——1127）议论。121上述日记对于事实的描述，唯一要存疑的是数字。无论中外的军事著作，往往会夸大敌方的兵力，122而己方的兵力数字则更值得相信。

    这些日记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正史列传中对拯救全城百姓免遭敌人屠戮的“英雄”几乎只字不提。很明显，史官认为这些人的分量还不够在正史中享一传之荣。这是鄙薄武事的偏见在起作用，宋朝着力控制武人，这种偏见特别强烈。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岳飞。虽然岳飞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功业却一直覆盖着传说和神话的纱幕。123据我所知，没有一部书客观记载了他的功业。我们知道他是常胜将军，却不知道他是怎样指挥战斗的。在元朝，唯一会写日记的汉族士人的轻武倾向更为严重。虽然不少汉族士人与蒙古人合作，但是不会细致入微地赞颂戎狄的胜利。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有一类史料本文完全没有利用，即白话小说。《水浒传》以及反映宋朝和各种敌人作战的小说化的记录，构成史料的主体。如果不能当作实际的记载，至少是关于大众观念和理想化的史料。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也包括进去，本文的范围就难以容纳了。或许应该留待中国文学的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大众对战争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其他地方一样，通过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所接受。124

    1在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堡最接近的应该是东汉末年壁垒森严的地主庄园坞壁。参见E. Balazs，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 193。对于中国城镇的概述，见E. Balazs，“Chinese Towns，” ibid，pp. 66——78。

    2《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英译本见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3见Alfred Forke 的译本：“Mo-ti，”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upplements 23——25 （Berlin，1922）， pp.600——629，以及他的文章“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8：103——116（1919）。

    4《吴子》已有俄文本，见N. I. Konrad，U Czy，Traktat o voennom iskusstve（Moscow，Izdatel’stvo Vostocnoj Literatury，1958），英文本见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pp.150——168。

    5对此傅海波写有一篇简短的基本的介绍，见H. Franke，“Some Aspects of Warfare in Medieval China，” Trudy XXV Mezdunarodnogo Kongressa Vostokovedov，5：1——2（Moscow，1963）。

    6关于宋代科技创新，见藪內清主编的文集《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这本文集的页211——234是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

    7《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上），12b。

    8《武备辑要》卷四，页7b；《救命书》（上），12b——13a。《武备辑要》列举了九种疏散人口的办法。

    9《武备辑要》卷四，页6a。

    10《武备辑要》卷四，页5b。

    11《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2《武备辑要》卷四，页7a——b。

    13《武备辑要》卷四，页1a——2a。

    14《左传·襄公十四年》。

    15《隋书》卷五一，页4b，见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 1903）， p.50。

    16《宋史》卷三六六，页5a。《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1a。

    17《武备集要》卷十二，页71b。

    18《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9《救命书》（上），页2a。

    20《救命书》（上），页7b。

    21《救命书》（上），页10b——11a。

    22《练兵实纪·杂集》卷六。

    23《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2a。

    24《武经总要》卷一，页4b——5a。

    25《武经总要》卷二，页7a——b。

    26《武经总要》卷三，页20b——21a。最后一句话引自《虎钤经》卷四，页28。

    2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3b——16a；《虎钤经》卷三，页19——20。《孙子兵法·用间篇》讲了如何使用间谍。

    28《武经总要》卷一，页1a——2b；《救命书》（上），页1a——2b。

    29《武经总要》卷三，页18a——b

    30《武经总要》卷三，页18b——19a。

    31《武经总要》卷三，页19b——20b。

    32宋代军事法的德文译本见H. Franke，Zum Militärstrafrecht im chinesisichen Mittelalter（München，C. H. Beck，1970）。

    33《武备辑要》卷一，6b——9a。

    341066年温州一场大火烧毁了14 000座房屋，死亡5 000人；1341年，杭州大火，烧毁官私建筑，74人死亡，10 797户人家（38 116人）流离失所。见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上海，1921），页35a——b，以及H. Franke，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nchte China unters der Mongolenherrschaft（Wiesbaden， Franz Steiner，1956），pp.98——99。

    35《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5b；又见《虎钤经》（卷六，页48）里关于防火的内容。

    36《武备辑要》卷三，30a——31a。

    37《救命书》（上），页15a——b。

    38《武备辑要》卷三，31a——b。

    39关于中国武器的历史，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以及吉田光邦的文章《宋元の軍事技術》。

    40遗憾的是，李约瑟的巨著还没有写到中国的军事技术，从目录上看，该书的第三十卷要对东西方的军事技术做一番宏大的概述。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xxii，xxiii。

    41《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a——5b，19b——20a。

    42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页107——108）举出了宋代不同的长度单位的例子，一尺从0.22米到0.37米不等。

    43《守城录》卷二，页1a——3b。关于唐宋时代的羊马城，见日野開三郎：《羊馬城：唐宋時期の技術名詞》，《東洋史學》，页97——108。 1125年幽州的城墙只有三十尺，见E. Chavannes，“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s et les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no.11387，no.2（Paris，1898）。

    44关于各种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见《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最大射程表，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18。关于弩台的详细内容，见《虎钤经》卷六，汉代已经出现弩台的旋转装置了，参见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II，p. 157。

    45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Cambridge，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335，plate CCXLIV.

    46关于各种器械的完整解说和图画，见《武经总要》卷一二，页39a——57a；关于射程表和其他数据见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页223。

    47《守城录》卷一，页3b，卷二，页7a。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页7——9）中关于投石机的有趣记载。

    48《武经总要》卷一三，页6a——12b。

    49《守城录》卷二，页7a——b。

    50《武经总要》卷一二，页58a——b。

    51为此，李约瑟举了一次12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为例，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4，pt. 2， pp.420——421.

    52《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7b——28a；《救命书》（下，页13b——14a）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53Forke，“Mo-ti，” p. 609. 宋代的云梯样式见《武经总要》卷一〇，页15b——16a；《虎钤经》卷六，页48——50。

    54关于6世纪的土山的例子，见Benjamin Wallacker，“St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796（1969）。

    55《虎钤经》卷七有很大的篇幅介绍旗帜的使用。

    56《武经总要》卷五，页20b——24b。

    5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2a——13b。

    58《武备辑要》卷一，页14b——15a。

    59《武备辑要》卷二，页1a——2a。

    60《武备辑要》卷二，页13a。

    61在此列举几种近期的关于中国古代火药史的研究：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36. 2：114，123 and 36. 3——4：250——251 （1946）；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ina，”Isis，37. 3——4：160——178（1947）；王荣：《元明火铳的装置复原》，《文物》，1962年第3期，页41——44；《中国兵器史稿》，页269——273；《宋元の軍事技術》。

    62复原的宋代火箭的图片见Glimpse on Chinese History， supplement to China Reconstructs （April， 1960） p. 3；另见Wolfgang Strubell， “Die Geschi der Rakete in alten China，” HTM， Schriftenreihe für Geschichte de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5： 2： 84-86 （1965）。

    63许多关于15世纪军事技术的有趣数据，可以参加Wolfgang Franke， “Yü Chien， 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 Monumenta Serica 11：109 （1946）。

    64鸟铳的图片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t. 3， p.121。

    65图片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9。

    66《练兵实纪·杂集》卷五，页232。

    67《救命书》（下），页12a——b。

    68关于最近发现的17世纪的火铳，见L. C. Goodrich，“A Cannon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7：152——157（1967）。

    69《武备辑要》卷一，页5b。

    70《武备辑要》卷一，页13b——14a。

    71《武备辑要》卷二，页6b——7b。

    72《武备辑要》卷二，页10a——b；《救命书》（上），页8a。

    73《武经总要》卷五，页20a——25b。

    74《武备辑要》卷一，页11b——12a。

    75《武经总要》卷一四中记载了详细的赏罚规定。上文所给出的数据，见《武备辑要》卷一，页11a。

    76《武备辑要》卷二，页15b——16b。

    77《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78《武备辑要》卷一，页11a——b。

    79关于劝说在战争中的作用，见James. I. Crump，jr，Intrigues Studies of the Ch’an-kuo ts’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pp.88——109。司马迁高度评价鲁仲连的游说技巧，说他“排难解纷”。见Frank. Kierman，jr，Four Warring State Biographies（Wiesbanden，Harrassowitz，1962），p. 19。关于鲁仲连排难解纷的事例，见该书页45——47。

    80汉族的叛军常戴上假辫子伪装成女真人，说明了女真的威慑力有多么强。《守城录》卷三，页8b。

    81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战前动员讲话的事例，见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二、《纪效新书》卷四。

    82《武备辑要》卷二，页14b。

    83《武备辑要》卷二，页14a。

    84《救命书》（上），页6a——b；《武备辑要》卷二，页17a——b。

    85《救命书》（上），页7a；《武备辑要》卷二，页18a。汉律及以后的律法都没有割耳的刑罚，但实际操作中肯定是使用过的，类似于割战俘的耳朵或者给囚犯刺青。

    86《救命书》（上），页9b-10a（文中将城头的守军比作临盆的妇人，因为都要等待时机）；《武备辑要》卷二，页17b——18a。

    87《救命书》（下），页11a。

    88《救命书》（上），页8b；《武备辑要》卷二，页11a——b。

    89《救命书》（下），页10b；《武备辑要》卷二，页38a。

    90《救命书》（上），页11a——12b。

    91关于襄阳的战略地位，见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1948年，页53——64；关于宋代的情况，见曾我部静雄：《襄陽攻守戰について》，《歴史公論》第六卷第13号，1937年，页8。

    92关于此战及其后果，见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叢刋》，1964，页505——549。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对这次战役的研究令人失望。对这次战役研究最充分的西文文献是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 de Gruyter，1948）， IV， 260——261， 297——299，而Gorinna Hana 女士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他。关于宋金之间条约，见H.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in Etudes Song-Sung Studies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 I， 1： 55——84 （Paris， 1970）。

    93关于边境地区征募民兵的有趣细节，见尚重濂：《两宋之际民众抗敌史研究》，《新亚学报》卷五，第二期，1963年，页147——238。关于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见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页21——32。本文对于茶商武装的角色的分析借鉴了佐伯富的研究，见佐伯富：《宋代の茶商軍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卷四，第二号，1938年，页51——59。佐伯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德安的茶商军，但没有提襄阳的。

    94有的版本作“二十四”。

    95兵书中常常提到挖掘地道的技术，如《武经总要》卷一〇，页4a——b；《虎钤经》卷六，页49，6世纪的地道技术见“Sudies in Medieval Chinese Siegecraft：The Siege of Yü Pi，A. D. 546，”p. 797。

    96《墨经》中已经提到了瓮听，见Forke，“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p. 111。

    97《虎钤经》卷一七，页167——174，卷二〇，页189——195。城隍是城的守护神，公私的事情都可以向他诉说，它可能起源于古代的社稷崇拜。见W. Eberhard，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eiping，The Catholic University，1942），II，182——183；E. T. C. Werner，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Shanghai，Kelly and Walsh， 1932），s.v.。关羽（162——220）是三国名将，被后世尊为“武圣”。1120年关羽被追封爵位，1594年更被封神。1916年，袁世凯还将关羽和岳飞一起祭祀，见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蚩尤是古代的战神，也是铁匠的祖师爷，见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pp.392——394。

    98关于佛教对于战争的态度，见Paul Demiéville，“Le Bouddhisme et la guerre，”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I：347——385（Paris，1957）。中国历史上，道教各门派往往与武装活动有关，见Vincent Shih，“Some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T’oung P’ao 44：150——226（1956）。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基督教的一种歪曲形式，也导致了武装起义。方腊起义的思想是以佛教为主而带有摩尼教元素，具体研究见Kao Yu-kung， “A Study of Fang La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4：17——63（1962——1963）。

    99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平：《燕京学报》专号第十六，1938。

    100关于这支苗兵的暴行，见陶宗仪《辍耕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1936），页127——129。

    101《诗经》就专门用“馘”字表示割去的敌人的左耳。1969年3月塔斯社报道，中苏乌苏里江边境冲突中，有苏联士兵被割去耳朵，见Suddeutsche Zeitung（March 11，1969），p. 2。这是中国传统的延续还是苏联造谣，尚不可知。

    102《宋史》卷二八九，页1a——4a。又见《大清一统志·绍兴府》，页40。

    103传说中的大禹就葬在绍兴，所以绍兴自汉代起就有祭祀大禹的习俗，参见《史记》卷六；E. Chavannes： 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1898），II，198；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II，p. 365——381。

    104《大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岁六月甲子。

    105可以说，欧洲和中国中世纪文明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铁与石的文明，后者是木与竹的文明。传统中国金属业的地位，以及金属在工具中的作用，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人很少用石头建造建筑的现象也值得研究。

    106黄巾军每到一处，就“焚烧官府，杀戮或驱逐长吏，任命新人替代，并征税修路”，见“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p.193。这说明黄巾军的领袖抓住了巩固起义成果的关键。

    107《武备辑要》许乃济跋，页1a——b。

    108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漢籍目錄》，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年；《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页768——777。但这些书目没有收录关于军事的日记、回忆录、一般性的军事史著作，所以实际的史料数量远远大于“兵家”条目下所列的内容。

    109本文所引的《武经总要》版本是《四库全书珍本》，即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四库全书》手稿影印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明正德（1506——1521）的八卷本，但是这个版本只有《武经总要》的《前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58年，甲篇，第三章，第20页）收录有正统四年（1439年）本，应该是迄今最早的版本。关于文献信息，请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商务印书馆，1933年四册本第二册，页204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万有文库》本，上海，1937年，第四册，卷三八，页721）。除非特别指出，文中引用的都是《四库全书》版。我已将《武经总要》下列章节抽译为德文：卷三《叙战》，卷五《赍粮》《行烽》，卷九《土俗》，卷十《攻城法》，对卷十五则全文翻译，包括《军行约束》《符契》《传信牌》《守验》《间谍》《乡导》。

    11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九也收录了夏绍曾的《朝野佥言》。目前《守城录》版本，例如本文用到的《守山阁丛书》本、《墨海金壶》本（1921年）都源自四库手写本，而四库本则来自《永乐大典》。关于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页2042——204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1——722。许多年前《守城录》卷一的德文译本就问世了。在慕尼黑大学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守城录》卷一和《武经总要》。

    111许洞生平见《宋史》卷四四一，百衲本，页5a——b。《虎钤经》有若干明代版本，现在通行的版本是《粤雅堂丛书》咸丰二年（1852）本（收入《丛书集成》卷0945——0946）。进一步的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1——204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0——721，以及19世纪的学者写的两篇跋（《丛书集成》本，页1），署的日期已经漫漶不可识。许洞在《宋史》的本传写明了《虎钤经》于1005年成书。

    112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2045——2046；《丛书集成》本（卷0948——0950）来自《墨海金壶》本。

    113现在通行的版本出自嘉庆十四年（1809）的《借月山房汇钞》，1936年又作为《丛书集成初编》卷0950重印。进一步的信息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四册，卷三八，页725，它参考的是1809年《借月山房汇钞》本。

    114该书由许学范的儿子（或侄子？）许乃济1832年在广州印行，又收入许乃钊编的《敏果斋七种》中。见《中国丛书综录》卷一，页185b。

    115关于佛郎机，见P. Pelliot in T’oung P’ao 38：105，n.39（1947）。

    116《武经总要》（卷一三，页26a）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可怕的狮子。将火把绑在动物身上的战术经常见于中国史料中，《武经总要》（卷一一，页20a——21b）也有记载。这种近乎传奇的战法在蒙古人中存在，蒙古军队攻城时会让鸟带着火把焚烧被围的城市，据说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城池时就是这么做的，见I. J. Schmidt，Geschichte der Ost-Mogolen（St. Petersburg，1829），p.74。John R. Kruger的英译本见 Occasional Papers Number Two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ia Society，（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64） ，p.50。

    117对此，毕汉思已经研究得很明白，见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Stockholm， 1954），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26.40——44，60——62（1954）。

    118该书最早的刻本应该是《粤雅堂丛书》本（1854）或《指海》本（1839——1846），能得到的比较早的标点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本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151——115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将1206年金人围襄和1268——1273年蒙古人襄阳之围混为一谈。又见H.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24。 我已经翻译了全文，现在还是手稿，一部分会在即将出版的Wittfogel Festschrift上发表，题目是“Die Belagerung von Hsiang-yang. Eine Episode aus dem Krieg ziwischen Sung and Chin，1206——1207”。

    119除了王氏所藏的古写本，这部书大概只有一个版本，即孙衣言辑刊的《永嘉丛书》。其文献信息见孙诒让的跋语以及他的《温州经籍志》（1921年，卷八，页12b——19a），Corinna Hana 女士已经将此书翻译，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第一卷出版。

    120本书最完善的版本是《十万卷楼丛书》本（1880年）；其他版本如《学海类编》本（1831年），都在明代受到删改，删除了原本中形容“叛军”的词语。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页1293，以及伯希和（Paul Pelliot）在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 9：223（1909）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将《保越录》全文译出，会找机会和《襄阳守城录》和《守城录》第一卷译文一同发表。当然，还有许多记录了守城的宋元文献，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值得留意是刘克庄为杜杲所写的《杜尚书神道碑》记载的1236年后宋蒙战争的情况。见刘克庄（1187——1269）《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四一，页7a——21a。

    121刘祁的《归潜志》的第十一、十二卷记载了城池陷落。关于这部书，请参考H. Franke，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5——126；Erich Haenisch，“Die Ehreninschrift für den Rebellemgemeral Ts’ui Li，”Abh. der 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4 fasc. 4（Berlin，de Gruyter， 1944）；Zum Untergang zweier Reiche，ed. Peter Olbricht（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8）。Chan Hok-lam， Notes on Chin Historiography（Wiesbaden，Franz Steiner 1970），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 的第四卷出版，其中详细讨论了刘祁及其著作。著名的《扬州十日记》是一个扬州本地人记录的1645年扬州被满人攻陷后的情况，已经被译为德文和法文，见P. Aucourt，“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Yang-tcheo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ςaise d’Extrême-orient 7：297——312（1907）；Lucien Mao，“Mcine Erinnerungen an das ZehnTage-Massaker in Yang-dschiou，”Sinica 13：265——283（1938）。

    122关于中国史书对待数字的态度，杨联陞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见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XX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146——161。

    123Hellmut Wilhelm，“From Myth to Myth：The Case of Yue Fei’s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46——161.

    124Robert Ruhlmann，“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 Arthur F. 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7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