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之变

曾突破长城，从此少数民族开始进入长城以内地区，控制的范围时大时小，直到1368年汉人王朝建立为止。那时长城已经废弃多年，不再连续。从15世纪早期起，明廷开始修复长城。它并非牢不可破，蒙古人常常突破没有防守的关口。

    宣府和大同是长城上的两个重要关口，相距二三百里（宣府更近北京，在京西北）。这两镇是捍蔽京师的重镇，也是出击塞外的基地。五百年前契丹人首次突破长城便发生在这两处。1449年夏，也先将大军分作四路，中间两路主力分别剑指大同和宣府。第三路攻略东翼的热河，第四路攻略西翼的甘肃，为的是分散明军的兵力。如果蒙古进攻得手，可以迫使明军放弃大同，继续后撤据点，甚至退到草原边缘之外。这对于也先塑造自己的共主地位，或论证自己的共主资格已经足够了。

    然而，现实是他俘虏了明朝皇帝，歼灭了五十万明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整个形势好得出乎意料。也先还俘虏了一个叫喜宁的宦官。他是汉化的蒙古人，也是王振的心腹。喜宁竭力讨好也先，向他透露了很多明朝的政治军事内情。接下来几个月，他变成了蒙古人的大军师。也先被喜宁的建议弄得晕头转向。喜宁鼓励他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却没有多少时间理解这个角色。喜宁建议他利用英宗赚开边关的大门，告诉也先向大明朝廷发送什么样的书信可以勒索更多的赎金，还建议以护送英宗回京为借口，率大军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城下。如果也先能够见好就收，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大；但他总是举棋不定，得陇望蜀，结果新目标没有达到，旧的成就也一并丧失了。

    也先没能从土木堡的大胜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暂时返回了草原。他要将铺得太散的兵力聚拢起来。当时的明朝史书记载，五十万明军是被不到两万蒙古骑兵歼灭的。25即使考虑误差，这个记载也说明了也先只是率领自己大军的一部，而在土木堡作战的只是这一部分的前锋。土木之役后，他必须回撤，同主力会合，与其他酋长谋划下一步的行动。10月末，他听从喜宁的建议，挟英宗为挡箭牌，进逼北京。

    土木之变结束了宦官腐败无能的统治，一批进取有为的官员走上前台。土木之变后的一个半月，本来是也先可以利用的时间。但是前兵部侍郎、现兵部尚书于谦团结了一批能干的官员，掌握了朝局，拥戴郕王继位（年号景泰）。朝廷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意为前任皇帝。这样一来，也先能利用英宗得到的东西就大大减少了。于谦等人还重整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将通州的存粮全部移入北京城内，坚定了守城胜利的信心。10月27日，也先率军包围北京。他让英宗一同到北京城外等待谈判。明廷的答复是：“社稷为重，君为轻。”26明朝不会为赎回英宗答应什么条件。

    交涉失败了，也先就开始武力进攻，结果每一次战斗都以失败告终。围城五日之后，也先于10月31日退兵，沿途烧杀抢掠，却没有攻克一处卫所。蒙古军的挫败似乎证明了土木堡的胜利只是天上掉馅饼；在真正的战争中，也先难以战胜组织严密、指挥得当的明军。13世纪蒙古人横绝一世的武力并没有保持到15世纪。

    喜宁之于也先，简直像王振之于英宗。他仍然不断地向也先提出宏大的目标。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的蒙古人（北直隶和山东尤其人数众多）将揭竿而起，响应蒙古兄弟从草原杀入。也先可以从山西突破长城，而另派一路骑兵直趋大运河，切断北京到长江的运输线，然后夺取南京，拥英宗在南京复位，与北京分庭抗礼。第二个方案是，武力逼迫明朝从北京迁都南京，恢复北京在忽必烈定都时的“大都”之名。这些想法显然误导了也先。也先派他与明朝谈判，明方不再讲“不斩来使”的规矩，将他处死。27也先失去了喜宁这个“中国通”，没有人再为他谋划宏大的战略。他退回草原，重新与北京谈判，还正式恢复了极少中断的朝贡关系。次年（1450年9月），他将英宗送还北京，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从他的角度讲，这一事件就此结束。他在蒙古的领袖地位遭到质疑，影响力随之下降，几年之后被自己人杀死。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宏大的蒙古崛起的努力失败了。

    明朝人未能吸取教训

    总的说来，明廷对土木之变的应对收效不大，甚至有副作用。在于谦的英明领导下，几乎在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的同时，一个崭新的朝廷就建立起来了，于谦处理危机的高超能力展露无遗。明朝士气很快重振起来，并且天才地完成了规模巨大的重建和防御任务。儒家的道德和正气也得以重振。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寻常的事件：士大夫在朝堂上报复宦官。

    士大夫对宦官恨之入骨。但一方面儒家士大夫的矜持限制了恨意的表达，另一方面让他们害怕的是，宦官集团控制着内廷，也控制着强力机关锦衣卫，攻击宦官集团的首领是什么后果可想而知。土木之变后数日，一班新人掌握了权力，否定先前朝政的气氛迅速抬头（郕王很快就会继承大统已经是明摆的事）。百官面见郕王，请求将王振灭族抄家。他们跪下并呈上奏章，历数王振罪恶，声言宁愿身死当场，也不愿收回奏请。郕王紧张地承认他们“所言皆是”，承诺“自有处置”，但是群臣见不得拖延，依然跪地不起，要求降下明诏。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党羽，他意识到这次上奏是针对整个宦官集团的。为了控制局面，他傲慢地宣布百官行为不当，厉声呵斥他们退下。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百官心中平素的戒慎恐惧突然崩塌。给事中王竑一跃而起，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喊道：“是非奸人党？”随后与马顺扭作一团，将他扳倒在地撕咬。在场百官见状，争相起身殴打马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脱了马顺的朝靴痛打他，将他的眼珠打落，血流满地，片刻便把他打死了。两个著名的东厂宦官也被当场殴毙。郕王惊惧，站起身想一走了之。于谦知道，这件事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残酷的政治斗争。他赶到郕王面前，拉住他的衣服告诉他，如果置之不理，后果不堪设想。他请求郕王宣布马顺等罪当死，杀马顺者无罪，并族诛王振。28经此一役，反王振的势力完全掌握了朝政。

    八年后，英宗夺门复位，将于谦等人以谋逆之罪论斩，还立祠祭祀王振。土木之变标志着明朝前期生机勃勃、锐意进取的政治局面结束了，29但明朝的政府和社会一直保持稳定和强大。除了在土木之变中，明朝的弱点和无能没有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

    北方边境的军事设施有效地重建了。土木之变后的百年间，明朝人庆幸长城足以抵挡蒙古人的进一步入侵。事实上，在这百年间长城并没有经受严格的考验。16世纪中后期，长城就没能阻挡蒙古人闯入京畿。1550年，蒙古人再次突破长城，但为时甚短，没有引发全面的危机。北方边塞始终是采取守势的明朝的心病，是明朝防御关注的焦点，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晚明长城的军事机器愈发膨胀、臃肿而靡费。明廷在土木之变中千钧一发的危机，熄灭了这种防御是否必要的争论。这使得明政府既不能做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解决，也无法做理性和平的政治解决。

    土木之变后几个世纪中，宣府和大同的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长城中段的数百里的地区都归此二镇直接管辖。1449年之后，长城经过重整成为真正的军事防线。土木之变大大加速了明朝将草原上的卫所撤回长城以内的进程。17世纪中期，顾炎武曾经多次实地考察宣府大同一带。他认为回撤卫所破坏了洪武、永乐二帝的大战略。明初设东胜卫（从大同延伸到绥远）就是为了让明军的力量像汉唐时一样，越过长城延伸到草原，然而，“正统十四年九月，虏宼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秦汉时代，四郡控制着北方边境的中段，本文引用的正是顾炎武论述四郡的段落）。洪熙宣德之间，玩常而不思其变；景?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30。

    顾炎武还引用明代著名政治家邱濬（1418——1495）的《大学衍义补》31讨论这个问题。顾氏痛惜明朝开国短短几十年就将长城以北诸卫所迁回内地，放弃了“吾中国之地”，于是京师和北方诸省暴露在蒙古人的直接威胁之下。“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321487年，邱濬进呈《大学衍义补》时，敦请在长城以北重建强大的边防，却未能实现。按1782年《大同府志》的说法，长城以内靠近京师和人口中心的州县成了“四战之地”，《府志》还说这种情况“自古已然”。33顾氏记载，晚明时每个村子都是一个防御据点，每个县都是防御网的节点，修筑堡寨，招募戍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1449年时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蒙古的威胁，这种感受在16世纪中期重新抬头。那时或更早时候，朝廷命令无论大小村屯一律修筑围墙和堡垒，小一点的地方则鼓励百姓自己修筑。34顾氏列出了山西一千多座堡的名字，大多数都属于17世纪中期时暴露在敌军威胁之下的边境州县。顾炎武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大同府辖下的十三个县的918座堡，而且推测这还不是全部。35他加按语说，这些堡有的是官府修的，有些是百姓自建的。他还列出了一百多个检查异言异服的路卡，这在边境地区是必要的。36

    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长城沿线各省的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防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氛围中。如果你拿这些地区和同时代明朝的其他地区相比较，比如和16世纪中期饱受倭患的东南比较，就可以看出长城地区和腹地的情形差别巨大。腹地通常是没有设防、畅通无阻的。明中后期北方省份的贫穷也与大规模的非生产投入，以及在那种气氛下催生的限制性状况有关。

    防御的焦点集中在离京师近在咫尺的地区。从京师到这个地区用驿站传信只要一两天。明朝人认为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毫无信义的强邻的威胁。用军事术语讲，土木之变让明朝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北方边疆多么危险地暴露在进攻之下。

    然而，土木之变没能让明朝人理解内地与草原关系的规律，也没有高瞻远瞩的人物来推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在1449年的事变中，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遭到怀疑、戒备和前所未有的歧视。从那时起，反蒙的社会氛围就形成了，并且一直笼罩着明蒙关系。37双方关系中的非理性敌意由此激化。要达成务实的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1449年激起的反蒙氛围，还生发出一种泛化的排外情感。元朝百年的统治，纵然无能、粗暴且压榨严重，但都没有激起如此强烈的敌意。我们开始在一些明人15世纪50年代之后的著作中找到极端的排蒙思想，体现在对时事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评价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家是王夫之，主要活动的年代在1650年之后。他的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要抨击对象就是北方草原的异族。这大概是大势所趋吧。38

    明中后期以来，北方的边防成为许多明朝大臣的主要困扰。虽然有少数人提倡理解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进而互相妥协，但大多数人对此还是鄙夷的。朝廷偶尔也会有政策反映对蒙古人的理解，但是基本没有机会执行。惩罚和报复才是常用的方法。现在看来，格局宽广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先例极多，最有可能缓解紧张、降低风险、节省军费。长城防务是明朝军费中最大的一项开支。

    明中期起，对于应对东部海疆前所未有的问题，具有远见的对外交往和贸易更有现实意义。而明朝将在北方边疆发展出的一套眼界狭窄的防御措施，不假思索地强行套用在其他边界。明蒙关系的恶化影响到当时整个中外关系，限制甚至损坏了中国对外关系。对于国防，“余下的世界”第一次成为蒙古草原之外的第二件大事。

    甚至在草原上，专注于蒙古掩盖了草原以及长城沿线的其他情况，以至于明朝纵容管理不善的边疆军务扰乱北方省份，尤其是西北诸省，那里更为贫穷，也更加远离北京的控制。爆发在西北的明末起义，就是被边境的军事安排激起的，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推翻了明朝。取明而代的清朝，最晚在1620年就已经取代蒙古，成为北方边境真正的军事威胁。明朝人陷于对蒙古的关注不能自拔，直到清军入关前几年，都没能正确地估计满人的威胁。

    满人试图兼收长城内外的文化，将明朝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同自身的草原扩张政策相结合。他们对卫拉特的战争就是不必要的、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扩张主义行为，也使得满人作为中华和草原共主的成就打了折扣。

    后来的历史显然不能统统归结为这一个原因。但如果要找一个事件视作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个事件非土木之变莫属。39

    1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本文原创性的发现极少，只是重新梳理和思考了一段广为人知的史事，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官修正史，忽略了一些最近的学术成果，许多细节的疏失和错漏也在所难免。但读者如果能够从本文提供的角度重新思考土木之变，应该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下列文献之所以能够引起注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够证实一些非常要紧的史实，二是能够引发对耳熟能详的事件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依靠主要是官修史书，这些官修史书都已列于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ala Lumpe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

    （1）《英宗睿皇帝实录》（Franke 1. 1. 5）

    （2）《明史》（Franke 2. 1. 9）

    （3）谈迁：《国榷》。最有用的一部明朝编年史，跟本研究相关的是第二十七到二十八卷。（Franke 1. 3. 7）

    （4）夏燮：《明通鉴》。较为晚出的优秀的编年史，跟本研究最相关的是第二十三到二十五卷。（Franke 1. 3. 11）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最好的纪事本末体明史，跟本研究最相关是第二十九卷《王振用事》和第三十二卷《土木之变》。（Franke 2. 2. 11）

    （6）刘定之：《否泰录》，1449——1450年当时的记录。（Franke 2. 5. 1）

    （7）李贤：《古穰杂录》。李贤在土木之变时扈从出征，侥幸生还，后来成为名臣。（Franke 4. 5. 3）

    （8）杨铭：《正统临戎录》。作者杨铭是汉化的蒙古人，1449——1450年充当翻译的角色。这本书作为分析蒙古人的动机和态度的史料应当谨慎使用。见Hok-lam Chan（陈学霖），“Draft Biography of Yang Ming，” in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Columbia University，Draft Ming Biographies，no.14，1971。（Franke 2. 5. 3）

    从北京到大同、再从大同回北京的路线，是很难确定的。本文主要依据的史料是1884年《畿辅通志》。该书第四十六和五十二卷有顺天府和宣化府的详细地图，第六十五卷《山川》、第一百二十一卷《营汛疆里》关于宣化的部分，尤其相关。关于从天城（今天镇县）到大同一段路线，用的史料是1782年《大同府志》。它的地图用处不大，但所列的地名更为详细。近来苏同炳所著《明代驿递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69）非常有用，尤其是页161宣府的军事区划图。有了地图和这本专著的帮助，很多地理问题的细节还是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831年版，Franke 8. 1. 10）有北直隶十一卷、山西五卷，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军事和地理信息，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土木之变，但是分析了当地的状况，尤其是当地的军事化，一定是1449年蒙古入侵以及其后持续威胁的后果。

    《明代名人传》（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s Draft Ming Biographies，是为正式的《明史》所写的传记稿，从1964年起就由哥伦比亚大学不定期出版）中两篇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执笔的《王振传》和《朱祁钰传》与本文直接相关。傅吾康关于于谦的研究也是当今分量最重的，他的“Yü Chien，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1398——1457，” 刊登于Monumenta Serica 11: 87——122（1946）。傅教授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明前期的重要研究。

    司律思（Henry Serruys）多年以来致力于汉蒙关系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的成果与本研究最相关是里程碑式的著作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都在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丛书中出版，即第一卷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MCB XI，Brussels，1956——1959）、第二卷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MCB XIV，1967）。这几部书后面列的参考文献，对于最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研究中蒙关系的日本学者中，和田清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关于明蒙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收入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文集中没有专门研究土木之变的文章，但有对长城防御体系等问题做了宝贵的研究。本文还引用了荻原淳平的两种研究。

    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赖家度、李光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这本小书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的一个范例，其民族主义感情之强烈，已经扭曲了历史，压倒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会的同事，他们的热情讨论使得本文更加完善，也提高了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弗兰克·基尔曼博士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作本文，并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司律思博士审阅了文稿并且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修改意见。陈学霖博士也读了本研究较早的文稿，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文中并没有一一提到。本文最终定稿由我一人负责，如有任何错误，概与以上诸位先生无关。

    2见以上文献说明。

    315世纪40年代的云南战役相对宫廷政治而言规模大，意义重要，也是王振的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的。战役的目的是镇压滇缅边境的土司。其梗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〇；又见黄仁宇为思任法作的传，收入《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no.8 [1967]）。关于总体的战和问题的讨论，见Jung-pang Lo，“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4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集中了近年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研究，也是对相关研究的最好述评。

    5她的本传见《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她在正史和小说中都是重要的角色，如蔡东藩《明史通俗演义》（序言日期是1920年）第三十三、三十四回。

    6在与著名蒙古学家、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教授谈话时，他指出，元代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用“太师”（Tayisi）一词称呼大汗的军事副手，这个词是元时借鉴的汉族官衔“太师”。太师是三公之首，在元代的官僚体制中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荣衔，但在蒙古世界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7见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2：8。与冈田英弘谈话时，他称也先在“元之后的蒙古史中破坏性的影响最为剧烈”。作为一项政策，也先杀掉了成吉思汗的几乎所有男性后代，只留下母亲来自瓦剌的不杀，并且摧毁或改写了蒙古世系，等等。冈田教授说他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标志的蒙古历史的转折点”。又见M. Rossabi，“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 ”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9：31——39（Fall，1970）。

    8部分引用，全文及中国史家的评论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750，庚寅日。

    9典型的奏报见《国榷》，页1729页，壬寅日、己酉日（1447年九月）。壬寅日的奏报是大同守将奏报的六条措施，与本研究非常相关。史家很少关注这些问题的纯军事面相，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记录大同守将提出的防御措施时，只详细保留了军政管理的部分，至于兵器、弹药、战术、战斗序列则一笔带过，不过聊胜于无。

    10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宦官集团可能已经控制了长城沿线的军务，这值得深入研究。第一，虽然朝贡贸易方面的问题对明朝财政的影响不大，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额外的油水对宦官很有吸引力，对其他有机会中饱私囊的人也一样。对外贸易（包括朝贡）是皇室私人收入的来源之一，宦官则是皇室掌管贸易的代理人。第二，王振的宦官集团其实包括了北方的文武官员，见萩原淳平：《明代中期における北方防衞と銀について》，《東方学》第16号，1958年6月，页67——79。王振本身是北方人，家乡在大同府。第三，长城沿线军费巨大，可以从中捞取不少好处。非法获得的银两又使宦官能够巩固北方文武官员的利益集团。

    11这是假设，而不是真实事例。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vol. 2，ch.3，pp. 29——43；ch. 4，pp. 44——63。第30页以及后面几页讨论了实际的数字。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670）认为，土木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朝贡贸易没有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萩原淳平也持相同看法，而且强调了蒙古对明关系中经济的迫切性，见萩原淳平：《土木の變前後》，《東洋史研究》第11卷第3号，1951年10月，页1——20。最近的研究，见Morris Rossabi，“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the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136——168（1970）。David Farquha，“Oirat-Chinese Relations 1408-1446，” in Studia Altaica，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7）提供了很多朝贡和货物交换的细节信息。

    12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段对话。如《国榷》页1748“庚申”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正统六年夏四月。王佑的回答臭名昭著，但是不同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13关于明初帝王对宦官的控制，见黄彰健：《论〈皇明祖训录〉关于明初宦官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辑，中研院，1961年6月，页77——98。关于明代宦官权力的更加全面的讨论，见Robert C. Crawford，“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49：115——148（1961）。《明史》中有传的宦官，大多是拥有巨大荣誉和赞扬的，最显著的例子是郑和（1371——1435）。

    14或许王振在1449年7月提出这个建议，比9月提出更为合理。在之前的半个世纪，宦官已经作为军事将领、皇帝的得力代理人建立了声誉，15世纪下西洋的宦官郑和是最好的例子。永乐皇帝曾亲征蒙古，取得了有点虚幻的胜利，在国内赢得了荣誉，见Wolfgang Franke，“Chine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n Frühen 15. Jahrhundert，” Sinologica 3：81——88（1951——1953），以及他的“Yung-lo’s Mongolei- Feldzüge，” Sinologische Arbeiten 3：1——54（1945）。所以宦官动议和御驾亲征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反而完全符合明朝的惯例。

    15下文所列均采自《英宗实录》（卷一八〇至一八一，尤其是页3485——3510）及其他史料，但是大多数都能在《国榷》页1770——1780查到。

    16邝埜传见《明史》卷一六七，有些史料记载谏阻亲征的是兵部侍郎于谦。15世纪30年代晚期，邝埜就开始强调加强长城边防的必要，但他反对冒进的策略，《明史·邝埜传》记载：“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英宗下诏亲征后，邝埜和于谦一起领衔率外朝官员谏阻。邝埜是湖广宜章人，于谦是浙江杭州人，都是南方人。

    17以下序号数字对应的是地图上标出的行进天数。

    18原文为“birthday of the Emperor Cheng-ts’u”，《英宗实录》原文为“忌辰”。查《成祖实录》，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十八日辛卯，应该为忌辰，而非生辰。————译者

    19《英宗实录》和许多其他史料都说本日过宣府，次日过鸡鸣山。这种记载和地图和方志记载的两地位置有矛盾。比如《畿辅通志》卷六五《山川》记载，鸡鸣山在宣化府（即明代的宣府）东五十里，而鸡鸣驿更在鸡鸣山东南五里。《畿辅通志》卷一二一的记载也相同。《实录》中这种错误非常罕见，但是我还是判断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根据地理情况重新调整了史料。

    20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土木之变的史实性问题。既然所有高官都在1449年9月1日身亡了，那么类似曹鼐和诸御史关于刺杀王振的谈话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英宗实录》和《明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是17世纪编纂的质量很高的史书，补充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使得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但二书也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这段话出自夏燮的《明通鉴》，是1873年才问世的晚清史书。夏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我确实还没有找到这段史料的出处。

    陈学霖博士提醒我注意《古穰杂录》（文献说明有介绍），作者是扈从出征的御史李贤。他称自己曾提议刺杀王振。陈博士认为，夏燮在编撰《明通鉴》的时候出现失误，将李贤记成了曹鼐。有两种观点认为这个故事和事实有关，要么谈话确实发生过，要么它本应该发生。如果此事确实发生，有官员从土木之变中幸存，而他们之中又有人是曹鼐等主要人物或其他御史（例如李贤？）的助手，参与了对话。后人需要重新梳理亲征的日程，填补起居注留下的空白，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做得很充分，只留下很少的问题没有解决。提供这个信息的人应该还可以提供一些与《实录》给出的结论不符的信息，他们可能还记录了许多其他信息，或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其他人。第二，对话本身固然可能是编造的，但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即仇视王振的官员确曾想过刺杀他，动念可能更在亲征之前。所以，曹鼐曾经谈论过刺王而未实施的记载（以及一名军官在土木之变的战场上杀王振报仇的记载），可能有一种抽象真实性，传递的是一种总体上的事实。

    21《明史》卷一五六；Henry Serruys，“Mongols En0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209——260（1957）。

    22《明史》卷一五六。

    23《畿辅通志》（卷六五，页4b）记载鹞儿岭在宣府城东南三十里。

    24这句话和其他蒙古人表现出对英宗敬意的话，似乎都出自杨铭《正统临戎录》，或者出自中国史官的想象。《正统临戎录》作于土木之变数十年后，作者杨铭是一个在明朝做官的汉化蒙古人，是明政府的“蒙古通”。所以这本书的立场不能代表那些毕生与明朝人厮杀的蒙古人。但又没有其他史料记载也先及其他蒙古酋长对英宗的态度如何，所以杨铭的书值得仔细研究。The Mongol Chronicle，Altan Tobci，trans.，C. R Bawden（Wiesbaden，Harrassowitz，1955），p.172，和其他史料都记载英宗第一次被俘时反复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25这个数字可能来自《否泰录》（收入《纪录汇编》）。不少史书引用了这一数字，比如《国榷》页1777。中国文献记载的战争人数是出名的棘手问题，事实上，任何描述战争细节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将军出征留别妻子或友人的诗作大多保存至今，但都没有提到敌我双方的路线、兵力、装备。当史书中记载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为读者提供军事上的细节，而是为了以土木堡的惨败来鞭挞王振。

    26这段史料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谷应泰还在文末阐发了这段话的含义。近人赖家度和李光璧（见文献说明）的解读则是违反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解读。两帝并存的状况让传统的忠君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细心研究土木之变带来的压力和各方不同反应，可以澄清我们对中国晚期帝制的认识。又见《国榷》，页1801，癸丑日。《英宗实录》并没有记载“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

    27北京的明廷认识到了喜宁对也先的重要。《国榷》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日（页1821）记载，朝廷反复传谕边关，有蒙古人声称送英宗回京的，“勿堕其计”，而且“如喜宁随至，即诱杀之”。《国榷》又记载（页1841），景泰元年（1450）春二月壬辰，喜宁被擒，送往北京处死。史书还记载，英宗曾向明朝边将发出密信，让他们不要答应蒙古人以送还自己的名义打开城门的要求；英宗还策划了要求喜宁为蒙古人送信的计策，为明军创造机会擒杀他。可能这只是对英宗被俘经历的浪漫演绎，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8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520ff；《国榷》，页1783——1784。这件史无前例的事件的爆炸性说明，朝臣对宦官集团及其在锦衣卫的党羽的憎恨已经接近顶点。曹鼐在宣德八年（1433年）状元及第，又是翰林学士，以品行端正闻名，就连他都曾考虑自己否有责任采取极端手段挽回危局。9月9日，百官对王振的冗长参奏演变成对马顺的殴打，还说无人不欲王振死，军中无人不欲割其心，碎其肝。这些指控异常激愤，说明百官早已考虑对宦官采取暴力行动了。又见《古穰杂录》，页15a——b。

    29孟森：《明代史》（台北，1957），第133及以后数页，进一步论证了土木之变为何成为明代历史的转折点。

    3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5，页13a；顾氏对东胜的位置的描述，源自严从简在进呈自己的著作《殊域周咨录》时上的一封奏疏（进士，1559），转引自《国榷》，系在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的最末一条，页1826，只简略地记载着“弃东胜州”。谈迁引用严氏对放弃东胜的后果的检讨，作为对这一事件的注释。

    31关于邱濬的著作，见Franke 9.2.1

    32《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北直隶”八，页22a——23b。

    3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六，页1a。

    3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a。

    3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21a——b。

    3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九，页16b。

    37《明史》卷一五六里收录了一些明初效力于明朝的蒙古人的传。这些传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蒙古人在明朝有极大的社会上升空间并有机会取得成功，如果出任军职，帮助汉人抵御蒙古人，成功机会尤其巨大。第二件事是即使对成就平平的人，明朝人也很愿意奖赏，为的就是避免种族的隔阂，如果将汉蒙关系简单看作损害汉族人的关系，这种隔阂就会出现。《明史》中提到的某些蒙古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些难处，记录了毛忠的一生怎样反复绕开互相猜疑的深刻问题；1450年吴瑾（土木之变的英雄吴克勤的儿子、吴克忠的侄子）拒绝出任甘肃的要职，因为自己是蒙古人，在那个位置上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司律思（Henry Serruy）的文章《明朝早期的蒙古贵族》（“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收录了本文提到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传记，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

    38在与司律思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明朝人在1449年之前对蒙古人的憎恨更加强烈，虽然总体上反蒙的情绪无疑是因为土木之变激化的。陈学霖提醒我注意刘子健的《岳飞》一文（《中国学人》第二期，页45，我无法找到该杂志）。本文指出，将岳飞作为抗击异族将领的典型来崇拜，是土木之变后几个月，由明朝官方将其制度化的。

    找出土木之变后明中期反蒙情绪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内容和影响，将是非常有意义的。钱穆的一些文章已经提到这些问题，如《读明初开国诸臣文集》（《新亚学报》第六卷第二号，1964年8月，页243——326）讨论了宋濂等跨元明两朝人的生平，对比了14世纪的宽容与中晚明的不宽容。《实录》和《国榷》之类的史料，在直接记录土木之变后果的部分，充满了反映憎恨和恐惧的记载。并且提出了一些降低在汉地居住的蒙古人威胁的办法，例如《国榷》第1778页对土木之变的评论，第1800页（己酉日）、1809页（壬申日） 记载着处决不服管束的蒙古人的建议，有些已经执行，以儆效尤；第1810页乙亥日录有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谈应变办法的奏疏（见页1811——1812），他的一个提议是，在平民和军人两个层面将蒙古人打散，将平民分散到南方省份，逐步将其强制同化。谈这个问题时，他开宗明义地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情绪，见《左传·成公四年》（前586年）。注意“族”字，在这里是“种族”的意思，在先秦的宗法社会，“我族类”的含义更为狭窄。《英宗实录》也收录这篇奏疏，但文字颇有不同，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657——3658。

    39和田清深入研究了16世纪中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俺答汗的生平之后，指出土木之变如何被人们牢牢记住，当后世史家讨论蒙古的威胁时，如何无意识地拿土木之变来打比方，见《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