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平徐海，1556年

定给王滶重赏，并将他送回日本，让他劝说王直亲自来受抚。

    胡宗宪向徐海及其同党抛出的诱饵是船只。徐海在年初登陆乍浦时就焚毁了船只。陈东、叶麻上岸更久，也缺乏海船。倭寇们无不抢掠得盆满钵满，都很担心坐困海角，难以携财全身而退。胡宗宪想到了这一层，于是向他们抛出了这个诱人的条件：愿降者开诚接纳，授以武职；愿回日本者供给海船。

    正如采九德所说，倭寇绝对不蠢，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最起码受抚的姿态是要做的。六月二日，徐海遣使报知胡宗宪，接受他的条件。48

    胡宗宪此时已经料定徐海意志已经动摇，开始向他施压。胡氏派使者告诉徐海，松江一带活动的倭寇已经抢得盆满钵满，现在又要掉头内犯。言下之意是，如果徐海能表现出诚意，解决松江一带的倭寇，那么他不但可以将松江倭寇的资财据为己有，还可以获得一些海船。徐海同意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此举既能尽快获得海船，又能多捞一把。徐海率部西进，截击松江倭寇时，胡宗宪一定想到，如果徐海反水而与松江倭寇合流，南入浙西，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他心头悬着大石，接连数日惴惴不安。而徐海一直遵守着约定。他在紧邻浙江的朱泾大败松江倭寇，而令他沮丧的是，大部分敌军乘船载着财物连夜逃走。总兵官俞大猷正准备伏击松江倭寇，胡宗宪将新情况紧急告知了他。于是，俞大猷趁两伙倭寇激战正酣时，纵火烧掉了徐海的内河小舟。松江倭寇残部撤至海滨，想浮海逃走，被俞氏率领水军全歼。49徐海逃回了乍浦的巢穴，感到胡宗宪兵力极厚，自己仿佛已经跳进了如来佛掌中，于是特意向胡宗宪赠送精美的礼物表示恭顺，还派出弟弟“洪”到胡宗宪处作为人质。50

    在此前后，副总兵官卢镗在台州府战胜了刚攻破仙居的倭寇。51一方面，赵文华率领朝廷组织的大军向江南进发，另一方面，浙西一带南北两面的倭寇都遭大败，所以胡宗宪越来越能集中力量对付徐海。他的策略是，怂恿徐海背叛自己的主要盟友陈东、叶麻，把他们交出来。

    当时叶麻在袁花掳得一个容貌艳丽的妇人祝氏，纳为侧室，徐海因此与他产生了嫌隙。有些倭寇计划得到海船后返回日本，有些要留在中国，叶麻在一众头领中掠获最多，却不肯在分别之际平分战利品，这也使得徐海颇为恼怒。于是徐海在胡宗宪的敦促下，于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三日两次到嘉兴府，讨论官府调集海船的进展。两次会谈徐海都带上了叶麻，嘉兴知府款待殷勤，解释了海船迟迟难以交付的原因。采九德记载，此时叶麻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中国，很容易就上钩了。第二次嘉兴会谈时，叶麻喝得酩酊大醉，官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捉住了他。52他的百余名随从对此十分气愤，但没有证据证明徐海就是内贼。徐海很快找到理由将他们也绑起来交给了官府。

    此时，胡宗宪要求徐海背叛陈东，陈东是比叶麻更狠的角色。桐乡之围以来，徐海和陈东之间就起了猜疑。叶麻被擒，更加深了陈东对徐海的不信任，所以让他上钩并不容易。而且陈东长期担任萨摩藩主的军师，而萨摩藩主又是徐海的庇护人，藩主的弟弟也是倭寇的一员。虽然徐海为了拖住胡宗宪佯装恭顺，但绝不乐见与日本人的关系被破坏，所以他不想公然与陈东翻脸。胡宗宪也体察到了他的难处。徐海有两个最宠爱的侍女，胡宗宪送给她们“簪珥玑翠”之类的首饰玩物，让她们劝徐海尽快动手。胡宗宪还让狱中的叶麻写信给陈东，揭发徐海的叛卖，劝陈东除掉徐海。叶麻当然乐意为之。胡宗宪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徐海的手中，这样一箭双雕。其一，激怒徐海，使他下定决心除掉陈东；其二，让徐海相信胡宗宪是真心站在他的一方保护他，觉得自己欠了胡部堂好大一个人情。

    这个当口，七月六日，赵文华到达嘉兴。他带来的军队很快入驻嘉兴至海滨的各个据点。巡抚阮鹗逃出桐乡围城之后，一直在杭州湾以南地区防倭，此时也率军来到嘉兴。朝廷大员联翩而至，徐海被震住了。然而，胡宗宪、赵文华并没有把握以武力直接解决徐海。抚倭的办法拖用久了，胡宗宪一定会遭到弹劾。所以胡氏派人送信给徐海，信件的署名是赵文华：

    汝连兵以来，罪不容死，非缚陈东及斩千余级以献，恐无以谢朝廷，若能，吾当同督府诸公疏释之，不然，若且齑粉矣。53

    徐海无奈，致送萨摩王弟黄金千余两，借用陈东做自己的书记。于是陈东来到徐海大营，被徐海捉住，交给官府。徐海明白，眼下已经难以安然返回日本了，纵使回去，同陈东交好倭寇首领也必欲除掉自己而后快。

    此时，胡宗宪的心理攻势越来越猛，他写给徐海一封私信：

    我固欲宽若，赵尚书爷以若罪孽大，何不听我，舣数十艘海上，若且诱之逐海上艘，令俘斩千余级以谢赵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54

    据茅坤观察，徐海并不情愿走这一步，但别无办法。55他与驻海盐的兵备副使刘焘商定，官军将船只泊在乍浦港，刘焘在乍浦城中埋伏一支人马。徐海通告各路倭寇，官府的海船已经备好，将他们引到乍浦海边，暗中则约束自己的部众按兵不动。当倭寇争相抢夺船只时，徐海挥动旗帜向城中官军发出信号，官军从城中杀出，将海边乱作一团的倭寇悉数歼灭，登船的倭寇则很快被水师围住。乍浦的倭寇巢穴被端，徐海率部移驻梁庄附近，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出路。56此时已经是七月末了。

    第五阶段 投降身死

    概述 徐海见自己的诚意经受住了考验，于是要求正式招安。八月初一，徐海率百余人入平湖城，面见诸位朝廷大员。大员们对待他颇为温和有礼，允许他暂住平湖附近的沈家庄。在沈家庄，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想从附近地区的汉人中纠集一批新的人马，但是已经被官兵团团围住。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官军同时从梁庄和乍浦发动进攻，徐海投河而死。

    官军在乍浦歼灭大批倭寇之后，徐海移驻梁庄，要求在平湖正式投降，约定的时间是八月初二。督师赵文华、总督胡宗宪、巡抚阮鹗、浙江道监察御史赵孔昭（1544年进士）齐集平湖受降。令大员们不快的是，徐海提前一日到来，令部众列阵平湖城外，要求带甲士一百人入城投降。大员们害怕节外生枝，答应了他的要求，在街道两边盛陈甲兵，以资威慑。他们在平湖县衙接见了徐海。茅坤将这一幕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海与诸酋长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海欲再为款胡公，而未之识，因顾谍，谍目示之，海复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顶，谓之曰：“若苦东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为孽。”海复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遗之而出。57

    采九德的记载几乎同茅坤一样，只是多了一个细节：巡按赵孔昭怒火难遏，向徐海喝道：“汝害我无数百姓，当伏何罪！”58

    此时，赵文华带来的大军、总兵官俞大猷和副总兵官卢镗率领的浙江当地军队，都集中在浙西。但是平湖的四位大人仍然对徐海充满疑惧，“计（徐海）部下尚余千余人，猛鸷难即破”59。另外，六千保靖、永顺兵尚未赶到。大员们请徐海在平湖附近选择便利的地方暂住，等他们将事情上奏朝廷。徐海为寇时，曾经过平湖城外的沈家庄，60印象深刻，于是官府在沈家庄为徐海赁了一所住处。八月八日，徐海入住沈家庄。他曾经说，一旦朝廷裁准了自己招抚的事，他愿买下沈家庄及附近田地三千亩。61胡宗宪又劝说他让陈东余党紧挨着他的部众驻扎，安慰他说：“官兵防东党，尔勿恐。”62

    据采九德记载，此时徐海祸未及身。八月十一、十二日，他还招来四周乡民饮宴，诱使二三百壮丁加入自己的队伍。十五日，徐海拒绝了平湖守备官赏月的邀请，多少显得有点大胆。十七日，他斩了胡宗宪的来使。63胡宗宪这边每天派人催促保靖、永顺兵，当徐海给他两百两黄金买酒时，胡宗宪派人在酒中下了毒。64

    保靖、永顺兵赶到是二十日。徐海的驻地附近发生了零星冲突。官军还不具备决一死战的士气，所以胡宗宪让陈东写信给自己的余党，警告他们，徐海同官府联合，准备两面夹击歼灭他们。这封信挑起了徐海和陈东两部人马二十五日的冲突，徐海负伤。二十五、二十六日，官军四面合围，沈家庄倭寇尽数歼灭。俞大猷派兵消灭了梁庄的徐海余部。徐海的尸体在一条小溪中被捞起，头颅已经不在了。据云此役消灭了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名倭寇。65

    接下来就是肃清残寇。当初徐海让一个叫辛五郎的日本人离开沈家庄返回日本，结果辛五郎被副总兵官卢镗抓获。次年冬，俞大猷平定了南路倭寇的巢穴舟山。

    九月十九日，赵文华、胡宗宪平湖大捷的奏报传到了北京，朝廷封赏有差。二十七日，嘉靖帝以东南平倭事祭告郊庙社稷。66囚犯叶麻、陈东、辛五郎等人连同徐海的首级被送往京师，嘉靖亲自过目。67十二月，处决叶麻等人。

    结局

    1556年平定徐海，并不是明代倭乱的结束，但是东南最坏的局面从此过去。1557年，胡宗宪用同样的计谋消灭了王直。此后倭寇的组织就不似从前严整了，他们经常越过南直隶和浙江，劫掠福建和广东。胡宗宪一直手握东南大权，深得嘉靖倚畀，1557年赵文华倒台、1562年严嵩倒台，都没有影响他的地位。不过他一直被批评贪墨擅权。1562年末，他解职回京受审。嘉靖替他说话，夸他是忠诚能干的官员，让他光荣地致仕了。但对他的攻击没有停歇。虽然皇帝一直同情他，他还是在1565年下狱瘐死了。68

    《明史》这样评价胡宗宪：“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69后来的史学家也认为没有必要抓着他短处不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认为胡宗宪不能小视：“其人虽不醇，其才固一世之雄也。”70

    结论

    胡宗宪平徐海的一段史事，牵扯的学术问题无边无际，例如东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本16世纪的经济文化发展、官员在中国传统政府任供职的情形、嘉靖朝的政治气候，以及传统中国的军事史与军事制度。

    本文自然无力解决这么多问题，但是简单谈一下胡宗宪总督权力的性质及其在总督任上的作为，以收结本篇，大概是合适的。罗荣邦教授近期发表的《关于战与和的谋划与决策》（Policy-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Respecting War and Peace）一文，很有价值。罗教授指出，明廷的决策，并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711556年的战例正好从地方和下层军事决策方面，为罗教授的研究补充了证据。

    最为明显一件事是，胡宗宪这个总督和现代的军阀并不是一回事，他直接听命于朝廷，也要受赵文华这样的代理人节制。另外，虽然事情的这一面没有在之前的叙述中明确提到，他同朝廷的关系非常容易受到干扰，通过越过常规指挥系统的办法————例如，通过朝中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胡的部下和浙江有势力的人物利用。他还要受朋友和熟人建议的困扰，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化作尖锐的批评，传入朝中那些想听到这些话的耳朵中。

    同样明显的是，嘉靖很少对胡宗宪处理倭乱提出特别具体的指示。朝廷想要结束倭乱，却不考虑招抚的可能，但是赋予了胡宗宪便宜行事之权。

    1556年的战事说明，对于胡宗宪来说，让徐海坚信两点非常重要：一、始终认为胡氏握有重兵；二、某些时候觉得胡氏是自己的朋友。当兵力不足、无法力取时，胡宗宪会毫不犹豫地改用财物收买、交换情报、许愿封官、送船、挑拨离间等手段，而避免硬碰硬地正面决战。而条件允许时，胡宗宪也会给敌人下毒，勾结徐海身边的人对付他，半逼半诱地让徐海做一些不愿做也不利于自己的事，并盛陈甲兵以震慑敌人。当武力对比对胡宗宪有利时，胡宗宪就立刻换上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最后用武力彻底消灭了徐海的势力。

    除了最后消灭徐海的行动，胡宗宪的其余各种做法都没有奏请朝廷或禀报赵文华许可，就连胡氏的部下对他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拥护。胡宗宪决策依靠的是随机应变，他会询问下属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由自己做出，并为此背负全责。军事解决最终成为可能，这当然是他所乐见的。然而，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胡宗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招抚一途可行，他同样乐于继续推行自己招抚的策略。

    总督胡宗宪的下属也颇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很明显，乍浦和桐乡的官员在城池被围时，全靠自己想办法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巡抚阮鹗不待胡宗宪下令，就径自率军离开崇德，驰援乍浦，72游击将军宗礼在皂林进攻徐海也没有奉胡宗宪的命令，甚至在各路兵马会剿徐海的最后一战中，浙江总兵官俞大猷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据记载，统率保靖兵的酋长不顾总督的警告，在嘉善迎击倭寇大败，酋长十分后悔。73这件事虽不出人意料，但同样说明问题。只要朝廷或者赵文华没有明确地下达相反的指令，胡宗宪就会便宜行事；他的下属也一样，有时当着他的面就自作主张。

    有人会说，一线指挥官的独立性，除了说明他们可以免受上级的不当指挥，也说明他们缺乏纪律。须得记得，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对倭寇非常了解；要想成功地对付倭寇，各个指挥层级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权。这在其他情形下就未必适用了。不管本文能够在这一点上说明什么问题，给出如下结论“一线明军的特点就是准独立的指挥单位的集合体”还是太早。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宗宪在达成目的的过程中，并不受道德的束缚，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发自内心。他的任务就是除掉徐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信义、个人和朝廷的声誉，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心中所存的目标只有生存和胜利，显然嘉靖抱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胡宗宪忠诚、有才干，这个想法从未真正动摇过。以上几点对于评价传统中国的军事风格是不无帮助的。

    1阅读本文的专业人士都清楚，本文并没有穷尽1556年战役的所有史料，使用的明代总述倭寇问题的史料就更少了。吴玉年编有一份明代讨论倭寇问题的文章目录《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卷六，页231——252（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东京，至文堂，1961年）是最新的相关日本史料的文献目录。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上海，正中书局，1940年），是对历来倭寇活动以及抗击倭寇的文献编年。现代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有：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1934年第6号）；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台湾大学，1966年）；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页375——418，1965年）。彭安多（A. Tschepe）的著作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A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Jentschoufu，Katholischen Misson Sud Schantung）是一部极其详尽的史事编年，遗憾的是没有注出史料出处。相关的现代西文研究有：Y.S. Kuno，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2 vol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37——1940）；Wang Yi-tung，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Bodo Wiethoff，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Mitteilungen de gesellschaft fu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vol. 45（Hamburg，1963）；Benjamin H. Hazard，“Japanese Marauding in Medieval Korea：the Wako Impact on Late Koryo，”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Hazar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Wako，1223——1263”，in Monumenta Nipponica，22：260——277（1967）；James Millinger， “ Chi Chi-kuang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68。

    2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 80.

    3关于明代海防的附有大量地图的史料有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和《筹海图编》。《筹海图编》虽然署名胡宗宪，但无疑主要出于郑若曾之手。参看Wolfgang Franke，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224，以及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卷六，页231——252。

    4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p.10，16——17，48，50.

    5关于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原因的分析，可参考Lo Jung-pang：“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149——168（1958——1959）。

    6见司律思（Henry Serruys）、房兆楹（Fang Chao-ying）在《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no. 1[1964]）中所写的俺答汗的传记。

    7《明史》卷九一，页10a ff（百衲本，上海）中概述了明代海岸防御。关于浙江海岸防御的具体情况，见《筹海图编》卷五，页8a——17。范涞等著《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全八卷，1602年）第二卷记载尤详细；又见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 p.227;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p. 212——213。

    8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1934年第6号，页139——142。

    9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明代倭寇考略》，页151 ff。

    10见《明史》卷三〇八赵文华本传，页17b——21a。

    11见《明史》卷二〇五张经本传，页4a——6a。

    12见《明史》卷二〇五周玧本传，页4a——6a。

    13见《明史》卷二〇五李天宠本传，页6a——b。

    14见《明史》卷二〇五杨宜本传，页7a——b。

    15见《明史》卷二〇五阮鹗本传，页13b——14a。

    16倭寇在16世纪中期在东南沿海活动大事编年，见《筹海图编》卷八。又见《明代倭寇考略》，页78——81；《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63ff。

    17见《明史》卷二一二卢镗和俞大猷本传，页1a——9b，以及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6 [1966]）中Bodo Wiethoff 为卢镗写的传。关于王江泾之捷，见夏燮：《明通鉴》（第三册，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336——2337；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上海，正中书局，1940年，页58；《筹海图编》卷九，页2a——3b。

    18关于徐海的生平，见《明代倭寇考略》，页103——10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万有文库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五五，页54——55。关于王直，见《明代倭寇考略》，页102——103；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页395——405；《倭寇と勘合貿易》，页200 ff；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che Seeverbotspo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pp. 188 ff；傅维鳞：《明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卷一六二，页3213——3217；《王直传》，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年），与《筹海图编》卷九，页24a——29b“擒获王直”条几乎完全相同。

    19见《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b。

    20见《明史》卷三〇八严嵩本传，页10a——17b，以及K. W. So在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 9 [1968] 中为严嵩作的传。

    21《明通鉴》（第三册，卷六〇），页2327。

    22参见《明史》卷二〇五阮鹗本传和卷二一二俞大猷本传；还可参见桐乡之围时阮鹗写给胡宗宪的信，收入采九德：《倭变事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版，卷一五，页69——117）。俞大猷是一位理想的传主，调任浙江前，曾多次招抚西南的少数民族；1555年曾经劝张经不可对倭寇贸然用兵，然而，1557年他却强烈反对用开放贸易的办法招抚王直。

    23《王直传》和《明书》卷一六二，页3213——3217尤其详细，还可参考《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13b——14a；Ryusaku Tsunoda，trans.，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ed. Carrington Goodwich（South Pasadena，P. D. and Ione Pekins，1951）， pp.128——137。

    24关于明代军事机构的性质，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pp. 56——63；Romeyn Taylor’s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 ed.，C. O. Huck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 23——40；and Millinger，pp. 14——19。

    25关于16世纪50年代浙江的军事组织，见Millinger，pp. 26——40；《筹海图编》卷五，页8a——17b，以及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

    26《筹海图编》卷五，页11a——17b。

    27参见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

    28《筹海图编》卷五，页11a——17b。

    29茅坤：《记剿除徐海本末》（《茅鹿门先生文集》，明万历刻本，卷三〇，页20a——30b）。关于宗礼，见《明史》卷二〇五，页9b。

    30见《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本传，页20b——21b；卷二〇五唐顺之本传，页20b——22b。另见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卷六，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页231——252。

    31见《明史》卷二八七茅坤本传，页12b——13a。他的文章以《徐海本末》广为人知，这一文本主要取自《记剿除徐海本末》。其他早期的文本还包括《筹海图编》卷九，页12a——19a；《浙江通志》（胡宗宪主修，前言作于1561年）卷六〇，页21b——25a。这文章已经收入《借月山房汇钞》和《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关于文献上的讨论，见《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页242，以及Wolfgang Franke’s 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

    32采九德，也作宋九德或朱九德，他的《倭变事略》据说是根据官方文书写成的。本文所引用的版本是《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页69——117，《盐邑志林》《胜朝遗事》和《丛书集成初编》，见《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页235——236；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p. 223。

    33本文所引的《世宗实录》是1940年影印本。其他史料还有：《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王直传》。

    34茅坤记载，胡宗宪亲自率兵屯于运河边靠近嘉兴的塘栖，见《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35《倭变事略》，页98——99。

    36《世宗实录》卷四三四，页7a。

    3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a。

    38《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4a，原文是“自嘉兴入壁斗门”。“斗门”是一常见地名，浙江有多处，难以确定原文所说的哪一处。

    39《倭变事略》，页101——102；《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69。

    4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b。

    41《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5b。

    42《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3a——b；《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3。

    43《倭变事略》，页102。

    44茅坤记载徐海和陈东是分别从桐乡撤退的，但没有记载撤退的路线。采九德说法一样，但是表述含混。

    45《倭变事略》，页10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页54。

    46傅维鳞：《明书》卷一六二，页3216；《王直传》，无页码。

    4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1a——b；《明通鉴》卷六一，第三册，页2358——2359。

    48《倭变事略》，页102。

    49《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2b。

    5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a——b。采九德认为，倭寇分为三股，分别由徐海、洪东冈等人、陈东、叶麻等人率领（《倭变事略》，页102——103）。采九德还强调，徐海劝到胡宗宪处做人质的“洪”是洪东冈（《倭变事略》，页105），而不是茅坤所认为的“洪”是徐海的弟弟徐洪。采九德的说法没有别的史料支持，其他史料里也没有出现过“洪东冈”这号人物。

    51《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3a。

    52《倭变事略》，页104——10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b。

    53《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6b。

    54《记剿除徐海本末》卷三〇，页27a。采九德记载，用船只诱歼倭寇是徐海本人的主意（《倭变事略》，页107）。

    5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

    56《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倭变事略》，页10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3b——4a。

    5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b——28a；又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58《倭变事略》，页107——108。

    59《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8a

    60难以确定沈家庄（或称“沈庄”）的位置，史料只说沈家庄在平湖县城附近。

    61《倭变事略》，页108。

    6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63《倭变事略》，页108——109。

    64《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a。

    6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b；《倭变事略》，页109——1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66《世宗实录》卷四三九，页5b——7a。

    67《明史》卷二〇五，页10b。

    68见《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

    69《明史》卷二〇五，页23a。

    70转引自《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88。

    71C. O. 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72.

    72《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73《倭变事略》，页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