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柯的知识论：第二阶段

    在维柯那里，信仰意志是非常强烈的，在他那个时代，国内的天主教教义阻碍着他的思想，教义的全面统治把维柯牢固地束缚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中。其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由于上述心理事实的阻碍而不能清晰地呈现于他的心灵面前。上帝的观念随即控制了他并成为他思想的支撑。他没有大胆奋进，也没有意识到对诸如此类问题刨根问底的必要性：如天启的有效性，在世界之外的上帝的可设想性，或在没有证明就创造了上帝的意义上断定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对维柯来说，开辟和部分地穿越一条能够引领人类思想超越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的思路：天意的新道路————暂时使用他自己的观念（我们将在后面解释这个观念）————这种想法必然地蒙骗了他；这种观念引导他经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而抵达新道路的开端，他从未怀疑这条新思路是否行得通。

    1708年至1712年这4年间，维柯的作品主要是阐述他的第一知识理论的著作《论意大利人的原始智慧应从拉丁文的词源中重新发现出来》（以下简称《论原始智慧》），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性论文。接下来的10年中，维柯日渐致力于研究国家和法的历史，为写安东尼奥·卡拉法的生平做准备，他读了格劳秀斯的著作，并投入到关于自然权利的论战中去，为了谋得那不勒斯大学法理学的教席，他继续研究罗马法和一般法。他思考语言、宗教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出于他不满足于自己在《论原始智慧》中宣布的历史理论；也许《文学杂志》编辑一针见血的批评动摇了他的信心。讲授修辞学使他能够继续思考诗和语言形式的本性和关系，因此，认为维柯是在语文学的而不是在哲学（因为，很明显一个哲学的见解只有通过哲学的研究过程得到）的引领下达到了他日后以《新科学》为顶点的学术地位。即使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至少语文学研究为他的新思想提供了材料和刺激物，这一点是确定的。

    这些研究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这一题材只能是而且实际上已经通过一些特定的必要原则的帮助完成了。他为研究而选择的每一页历史资料中都体现了这个原则：他认为道德科学和数学方法相比，就确定性而言地位是最低的。但是，现在他每日与这些科学打交道，渐渐地站到了对立面上；也就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道德科学的基础更牢固。

    这个确定性不是笛卡儿的简单自明性。在笛卡儿那里，客体是内在的，但对主体保持着外在性，它是一个真正通过内在的过程达到的内在的确定性。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吸收，维柯感到他自己正在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进入到他有权拥有的东西之中。他正在重建人类历史。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自身的产物还能是什么呢？难道历史的创造者不就是有思想、有激情、有意志、有行动的人吗？还有，难道人类的心灵、历史的创造者与正在思考它、认识它的心灵不是同一的吗？历史建构原则的真理并非来自于清楚明白的思想和有效性，而是来自知识的主体与客体的牢不可破的联系。

    现在，维柯知道自己已在道德科学中发现了真理，这个新发现的重要性存在于他自己在前期思辨所酝酿的知识理论新内涵的实现中，即真理的标准包含在真理与创造物的相互转换之中。人类为什么能有人类世界的完美知识呢？其原因就是人类曾亲自创造了这个世界。当人类自己创造事物并描述这些事物时，历史在最大程度上是确实可信的。

    尽管上述观点与其早先的观点连在一起，但是对维柯自己的思想体系来说，对道德科学可能性的断言并没有显现新发现的重要性，也没有带来彻底推翻其思想体系的革命性成果而使他被迫重新调整其思想体系。一方面，这个断言对他来说看来是对先前学说的肯定，也像是给他已经收集到的完善知识添加了一个新的例证，完善知识是指上帝关于宇宙的知识和人类关于数学世界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个断言看来是一个对知识领域的扩展，起初，知识的边界被限制得太狭窄了（确定的边界依然存在）。从前，他已经在广阔且闪烁着微光的领域的中心勾勒了一小块明亮的区域；现在，这个明亮的区域逐渐扩大，阴影的范围随之缩小。亮区的增大与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冲突，实际上，它好像支持了他的宗教信仰；反过来，它也得到了宗教信仰的支持，因为宗教不是教导人们寻求自由，担当责任，发现人类独有的行动和创造的意识吗？

    因此，维柯并未觉察写一篇新的形而上学论文是必须要做的事，他认为只要在他先前的著作中加上一个附件，或对早期论文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就足够了。他的新知识论严格坚持由他提出的与笛卡儿相对立的真理标准，即只有事物的创造者才能认识事物这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新知识论把实在总体划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一方面这个原则规定自然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知道自然的知识，与此同时，此原则也把不可知论限制在这一领域里了；另一方面，此原则断言：人类世界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能知道这个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他把那些先前被认为是大概的、可能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知识提高到了完美科学的地位；还有，维柯对哲学家们愿意为获得自然世界的科学而不辞劳苦表示惊讶，自然世界是一本对人类密封着的书，人类世界的科学是可以得到的，然而人类世界却被人忽视。为了找到这一错误的原因，维柯追溯到人类心灵的安逸：心灵纠缠和埋藏于肉体之中，人类以肉体来感受事物，它付出的劳动和痛苦使它得以理解自身，正如肉眼可看到自身之外的一切物体，却需要求助于镜子一样。

    维柯思想体系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保持不变。在人类世界之上是人类不可企及的超自然世界，自然界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超自然的。在人类所拥有的关于自己的完美知识之上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现在日渐式微，却依然继续困扰着人类。自然科学现在和以前一样，被认为是知识的不完美的形式；作为一个抽象体系的数学在抽象领域是绝对有效的，但面对现实时它是无能为力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斯多葛的复合推理以及笛卡儿的几何方法像以前一样令人厌恶地被人们追求着。维柯热情地赞扬了培根和由培根倡导并证明了的归纳法：培根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方法被他的国人富有成果地运用于经验哲学之中。

    维柯一再要求把人类事务的科学建立在“严格的几何方法”之上，这可能暗示着一个关于如何运用几何方法的观点的转变。但是在同一时期，相同的著作中，他不停地警告，不要把数学方法运用到物理和道德问题中去，“在这里，没有图形，没有线和数，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确定性或其他可资利用的东西，它不是在实证真理，而是对虚假的陈述给予一种演证的外观”。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恢复维柯思想的连贯性来解释它的话，那么这段话就会与前面所提及的思想变化截然对立。这个解释相当简单：在道德科学和几何学中，一旦真理与造物的转化力量被看做是同样的，那么，这些科学就能并且确实必须在同一种方法上来发展，这种方法类似于几何学的综合方法，它从真理进展到直接的结论。他们用这种方式探寻人类世界从思想起源到完美发展的进程，因此，研究者不必希望能够研究这些科学，但必须从头到尾地详细对之剖析，不要拒绝接受预料之外的结论，就像在几何学里所做的那样；但要聚精会神于前提与结论联结的可靠性。因此，这个方法从类比或综合角度来看能被称为几何学的；然而，实际上，从本质上说，它是思辨的，并没有和把数学应用于道德问题混为一谈。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已为道德问题做了榜样。

    我们不能无保留地同意某些评注家的观点，他们说，维柯断言存在一门独立的人类科学，它将在人类思想的修正过程中被研究，为此，他们认为维柯倒退到了笛卡儿追随者的地步。维柯的另一个陈述强化了这种观点：为了孕育他的新科学，最好是退回到一种绝对无知的状态，就如同是没有哲学家，没有语文学家，没有书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实际上，随着他的知识论的新形式的出现，维柯自己加入了由笛卡儿发起的现代主观主义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已经在重构创造物的真理能动性学说中这样做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维柯可能自称是笛卡儿主义者。尽管如此，就他把主观主义仅仅作为人类世界知识的原则而没把它作为全部知识的原则而言，他仍落后于笛卡儿。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人类世界中可以得到的真理不是静止的而是能动的，不是一个发现而是一个产品，不是意识而是科学，他是领先于这位法国哲学家的。

    至于一个人应该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书籍，没有语文学的或哲学的学说那样进行研究的建议，只是说，一个人必须清除所有偏见，所有的习惯性假设，所有的记忆和幻想的黏合物，才能得到“发现新真理和领悟新真理所必需的纯粹理解状态和净空的特殊形式”。到目前为止，这个建议背离笛卡儿和马勒布朗士对学识和权威的公然抛弃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仅提醒一个事实————在我们已经提及的段落里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警告：《新科学》是以包罗万象且不断变化的学说和知识为前提的，它把这些学说的真理作为已知条件，并把它们当作新命题中的术语。

    一言以蔽之，与其说维柯在他的新知识论中趋近于笛卡儿主义不如说更趋近于维柯主义，更有自己的特征了。对他而言，笛卡儿主义不是一条可资利用的有益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获得用心灵来建构心灵科学的可能性证据。真正的途径是维柯自己的真理标准，这个标准与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观察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希望为维柯知识论的第二种形式在哲学史中寻找先例的话，那么与自然研究相比，道德研究地位的优先性引领着我们上溯到苏格拉底。两个现实世界和两个意识领域的划分使我们回想起苏格拉底采取的姿态，苏格拉底反对他那个时代的“生理主义者”和把雅典哲学家弄得面对自然界畏葸不前的宗教神秘主义，而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研究。还有，就道德科学的超乎寻常的明晰性而言，由于它处理人类自己创造的客体，我们也许会想起，亚里士多德曾把科学划分为物理科学————处理人类外部的运动，实践科学和“诗学”————处理人类自己的创造。这种区分传承到了经院哲学：托马斯·阿奎那说自然是“理性沉思的秩序，而不是理性创造的秩序”，人类活动的世界是“理性通过沉思进行创造的秩序”，但是维柯并没有引证这些资料，这就如同他不太可能表达他欠古代哲学家一笔思想之债，也不太可能承认他的学说有前代的渊源。先前的观点和维柯认为人类世界是可知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与全知全能的上帝是创造者的断言和维柯从中提取的知识论之间的分歧一样大。

    他的道德科学学说正是这个理论的第一次合法应用。该学说的作者和评论者中的绝大多数用不准确的语言，把它描述为先前应用的简单延伸————即作为第二种情形，补充到数学科学的应用上，这一点已经考察过。

    在数学科学中，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化的原则只是在表面上被应用过。原则自身是原创的、正确的，数学理论也是这样，但是两个真理之间的联结完全是伪造的、错误的。如果我们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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