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野蛮主义的复归：中世纪

共掌管。后来，也就是在通过了继承权发生叛乱和没有继承人的时候，这些省份变成了王国的一部分，财产要交税和贡金；法定的财产所有权与那些从属于这些公共掌管的私人的非封建所有权混合在一起，“自主性”这个词在贵族观念中的含义和在普通人中的含义是一样的。后来的封建主义研究者忽视了它们在最初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就像后来的罗马法理学家忘记了tenure ex optimo iure（法定的财产所有权）的含义一样。封建所有权属于emphyteosis（附有条件的土地保有权）（因此，从根本上说，自主性权利既代表封臣献给君主的东西，也代表着种植者献给他的直接领主的东西）。托管和古代的庇护是等价的，封臣们因普查而不得不在战争中效忠领主（附庸，angarii或perangarii是罗马的纳税者）。恩赐在一开始一定是领主授予的土地，它是领主对穷人们祈祷的回报；还有，在这种农业经济中的libelli（不动产）的让渡取代了贸易。妇女们不在继承人之列，这又回到了罗马法的开端，不许妇女继承遗产的做法在德国以“萨利克法”的形式再次粉墨登场，在这一点上，所有早期欧洲野蛮民族都一样，尽管只有在法国和萨瓦人那里保存着它的威力。

    刑罚是残酷的。死刑被称为“普通的处罚”。然而，在中世纪没有真正的刑法和与私人侵害有关的程序。平民谋杀案要么由这个平民的领主处理，没有人能起诉他；要么由另一个能赔偿这个平民的领主的损失的领主来处理，这位领主就扮演了奴隶的角色。这个习俗在波兰、立陶宛、丹麦、瑞典和挪威依然有效。在依照教规涤罪（虽然标准法不承认这种说法）的招牌之下，各种神裁或决斗遍布欧洲。私人复仇一直兴盛到巴特洛时代。涉及自主性权利的判决，领主们便会刀兵相见。在那不勒斯王国甚至在维柯时代，一些贵族报复其他贵族入侵自己的采邑不是通过民事诉讼而是通过决斗。在一个由武力统治着的社会中，英雄时代的抢劫者又回来了，强盗成了贵族，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王国的命运从来都没有如此多变或者说如此变化无常过。

    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尽管充满了平等的思想，还是被抛弃被遗忘了。在法国和西班牙，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有人胆敢求助于罗马法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毫无疑问，在意大利，贵族们把依照罗马法来规范自己的事务看作是不光彩的事，他们公开宣布要按照伦巴德人的法律生活；然而，平民们在抛弃古代习俗方面要缓慢得多，他们凭借习惯的力量继续运用罗马法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其说这一时期的法律由法令组成不如说由习惯组成：严格的程式和庄严的仪式再次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人们重新区分了pacta nuda（无根据的协议）和pacta vestita（被程式、仪式加强和包装过了协议）。康拉德三世大帝的行动是坚持程式的典范。这位神圣的罗马皇帝在攻陷了瓦因斯堡这座曾支持他的对手反对自己的城镇之后，宣告要灭绝这座城市，只有妇女和她们能够随身带走的东西除外。妇女们背着自己的儿子、丈夫和父亲走出了这座死亡之城；皇帝领着自己的军队站在城门前，士兵们个个刀出鞘、枪在手，以证实他们的领袖真地动怒了，康拉德大帝看着他们并允许他们死里逃生，试探着他自己法令的尊严。

    中世纪是一个文盲的时代，维柯在陈述中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再次变成了“哑的”和象形文字的。通用的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有少数几个教士用未开化的拉丁文写作，因此，“牧师”和“学者”变成了同义词；然而，正是在这些传教士中，无知如此盛行，以至于我们发现主教用十字符号签署文件，他们一定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由于缺乏知识，一部英国法律规定，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如果他能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做工一样地写作，就应该缓期执行。“文人”和“教士”，还有“秘书”是有学问之人的别名。因此，广泛应用的家庭纹章暗示着房屋、坟墓、土地或者家畜的主人，盾徽频频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之上。

    随着野蛮主义的复归，诗歌优越于散文。天主教的教父们所写的散文————希腊的教父们写的也是一样————充满了诗性的韵律，就像赞美诗一样。最早的现代抒情诗是宗教性的；如果严格地说，根本没有基督教的诗，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学题材超越了所有的知识和想象并且打破了诗性的官能，诗和历史再次混在了一起；回归到野蛮状态的浪漫诗人、英雄体诗人都认为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因此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都拿巴黎大主教杜尔邦作为自己的诗的题材。比如说，法语因著名的巴黎学派和极为精妙的经院神学一举从自发性的语言转变成了反思性的语言，它在保留大量双元音的同时还吸收了抽象词，因此杜尔邦的故事在法国能像荷马史诗一样流传下来。天主教诗人们完全把自己限制在历史之中，比如说，阿普里亚的威廉写的《论意大利的诺曼底人的部落》和耿特写的《反抗弗里德里克野蛮部落的史诗》，最初，在意大利用方言写诗的人和在法国和普罗旺斯的人一样多。像阿喀琉斯那样拘泥于细节的美德再次出现了，不过这一次是决斗者的完美道德；因此，自尊的法律、高尚的责任以及由浪漫诗人唱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复仇后的满足感出现了。难道卡拉·德·芮恩佐和荷马所描绘的人物有什么两样吗？正如我们在他的生平中看到的那样，他情感突发，喜怒无常，当他正说着罗马的不幸处境之时，他和他的听众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夸张法是一种常见的思想类型，就像我们在孩提时代常用的那样；维柯写道：“当我在户外散步时，我经常想起幽雅的斜坡，因为我小的时候，它们把险峻高耸的山脉展现在我眼前。”因此，在中世纪，罗兰德和其他的战士都被描绘得体型庞大；绘画和雕刻中的神圣造物的形象，永恒的教父、救世主，还有圣母玛利亚，哪一个尺寸都很大。

    然而，人类的心灵就像土地一样，在荒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首次耕种长出的庄稼无论是质量、大小还是产量都令人惊叹。因此，意大利在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残酷和狂暴的煎熬之后，野蛮主义终于告一段落，此时，第二个野蛮时期的荷马————但丁诞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后来的以盛产雅致诗闻名的彼得拉克，以华丽而优雅的散文著称的卜迦丘；这三个人在写作手法上无与伦比。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因为野蛮主义天生就是真实、诚实、忠实的，就是慷慨大方、宽宏大量的，所以但丁把真实人物和死者的真实行为搬上了舞台。他的史诗被称为“喜剧”，这是针对遵循相同原则的古代喜剧而言的。这种史诗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类似；《神曲》堪与《伊利亚特》相媲美，在《神曲》中但丁运用他易怒的天才和广阔深邃的想象描述了难以平息的愤怒，使人们回忆起了冷酷无情的刑罚，他勾勒了一幅有价值的恐怖屠杀的情景，与荷马所描画的如出一辙（荷马对屠杀的描写激起了我们的同情，但是，留给听众的除了快乐之外一无所有）；《炼狱》可与《奥德赛》比肩而立。《奥德赛》歌颂尤利西斯英雄的恒心。《炼狱》则描绘了严厉惩罚的壮观景象，歌颂了忍受痛苦的顽强毅力，在《天堂》中我们在无限宁静的心境中体会无限的快乐。但丁和荷马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存在于但丁的语言特征里，但丁的语言变化多端，以至于有些人猜想他也像荷马一样从自己民族的方言中搜集语言来写诗；16世纪学者们的这种观点经不起批评，因为，在但丁运用这些方言时，这些表达已在佛罗伦萨流行，在没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言写作的年代，一个人即使穷及一生也不足以从各地搜集这么多的方言，这是确定无疑的事。然而，但丁与荷马最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在于他们的诗的崇高。但丁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对于今天的精致想象来说是粗陋和未开化的，并且常常由不寻常的和声震动他那由于柔弱的音乐而变得病态的敏感的耳朵，但是他被各种各样的人所接受，这些人不满足于鲜花、装饰和优雅，他们有严格的审美标准。和荷马一样，但丁的伟大之处不在神秘智慧而在于他的想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但丁是一位非常渊博的神学家，然而，这是他的弱点而不是他的强项。如果他既不懂经院哲学也不懂拉丁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诗人，一个能在各个方面与荷马相媲美的诗人，坦斯康语也许会取得拉丁语永远无法取得的成就。

    在反堂吉诃德式的体裁（要么仅仅反对堂吉诃德式的语法，要么反对堂吉诃德式的经院哲学）流行了几个世纪之后，有人专门写文章评论但丁并再次为他辩护，他们为阿卡狄亚主义对但丁如此敌视鸣不平，他们为但丁的辩护达到了成功的顶点，这些人理应了解到了威廉·莎士比亚的天才，因为莎士比亚很可能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唯一活着的大师。然而，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如同在英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维柯也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姗姗来迟的评注，他说，英国人没有被那个世纪流行的优雅风格所打动，没有从不带残暴成分的悲剧中得到快乐，就如同最早的希腊戏剧的审美趣味取材于图叶斯特斯的可恶的宴会和米提阿公主邪恶的杀戮自己的兄长和孩子。据我们所知，在维柯那里，趋向条顿人的诗和文学仅仅是一种渴望，他虽然没有能力得出一个明晰的看法，可是他尽可能切近地考察它；当他依据强有力的第二手资料提及它时，也只是说，在日耳曼民族中，尤其是在西里西亚的纯农业省份，“诗才是自然发生的”。在研究一首质朴无华的流行诗歌的过程中，实际上他已经误入歧途了，这是因为他没有认清自己在荷夫曼斯瓦尔多和洛亨斯坦的西里西亚学派上所犯的错误，这个学派是那不勒斯的马里诺的德国模仿者。这桩奇闻轶事的唯一价值是重新证明了维柯栩栩如生的幻想在捉弄他。

    世界是如何从第二个野蛮状态和封建制度中浮现出来的呢？维柯未做解答，他好像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种共有的运动上，这种运动与罗马平民的斗争和古代民主的形成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在这，维柯又和那些追溯现代君主制起源的人开起了玩笑，比如说法国人把现代君主制追溯到了像护民官制度那样的简单法律，针对这种观点，维柯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法国中世纪王公的战士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权力并把这份权力授予了卡伯特王朝的国王们。他也发现贵族的权力由于内战的原因而被消解掉了，在内战中贵族们不得不依靠人民，凭借至高无上的君主，人民比较容易被集结起来；因此，封臣们对自己的男爵的“obsequium”（顺从）就转变成了“obsequium principis”（顺从的原则）。然而，维柯通过研究意大利的大学对罗马法（格劳秀斯过去曾称罗马法是欧洲诸民族的自然法）的再发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此，人类又认识了天生平等的原则。以民法的眼光来看，贵族和平民是平等的，正如他们一直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一样，法律的秘密已不在封建领主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封建领主的权力逐渐缩小，自由共和国的人道政府和完善的君主制正在形成。现在英雄社会的重演已经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再也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了，这就像毕达哥拉斯的门徒和叙拉古的迪翁企图复辟古代的贵族统治是不可能的一样。平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和贵族一样天然的平等，他们就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民政生活中低贵族一等了。残存于欧洲各处的少数几个贵族共和国被逼无奈要承受无限的痛苦，为了维持安定的局面，他们想尽了一切明智的办法，他们不得不满足他们统治着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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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氏族为单位投票的人民集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