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结论：维柯对后世哲学和历史思想的影响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活生生的被称为“强制力”或“强制”的意识，这是一个在过去的肤浅而夸张的道德理论中被忘却了的事实。法律的历史学派在反对18世纪的抽象革命和改革趋势的过程中，必然要恢复维柯对柏拉图主义或格劳秀斯主义理论的争辩。柏拉图主义认为在历史之外和历史以上有一个理想国，格劳秀斯主义认为在历史之外和历史以上有一个自然法，这个理想国或自然法就是历史的标准。历史学派也必然赞同维柯的观点：法律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个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紧密相联，也能够在它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对它作出判断；法律是活生生的、可塑的现实，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就像语言的变化一样。最后，我们要说一说维柯的天意，天意是历史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它服从一种不同于以个人的幻想和错觉为归属的逻辑，它有一个更加没有诗意的名字————理性的狡计，但是本质没变，黑格尔系统地阐述了它；天意再次出现在叔本华的“物种的狡计”里，叔本华的探讨是原创性的，却是违反常规的；天意还出现在冯特所谓的极限突变律中，冯特的探讨依照纯粹的心理学方法没有独创性可言。

    我们已经看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的唯心主义学说都可以被认为是维柯学说的重演。没错，几乎所有的都与它有关；只是我们从维柯的思想中发现的不是预兆而是必然性，不是暂时的满足而是等待填充的鸿沟。就此而言，19世纪不再是维柯思想的重演，而是以他为基础的进步。警告和非难维柯的不和谐的声音再次响起。维柯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心灵的世界，一个是自然界，他的知识论标准，即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化的标准可应用于这两个世界。但是，这个标准之所以适用于前者是因为那个世界是一个由人创造的世界，因此人能够认识它；这个标准之所以适用于后者是因为后者是上帝创造的，因此这个世界是人类不能够认识的；这种划分没有被新哲学所接受，新哲学比维柯走得更远，它把被崇拜的人变成了神，把人类思想提升到了普遍心灵或理念的高度，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了，并试着用思辨的方式在自然哲学中理解它，把自然哲学本身作为心灵的产物。只要通过这种途径毁灭了超然存在的最后残余，被维柯所忽视的进步的观念就会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笛卡儿和他的18世纪的追随者曾以肤浅的、理性主义者的方式领悟和证实过进步的观念。

    然而，如果维柯在这一点上不能与后来的哲学抗衡的话，那么，这个失败就由维柯的历史发现和关于19世纪的评论与研究之间存在着充分的一致性而得到足够的补偿。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后继者在方法的规范方面是一致的，他怀疑关于古代历史的叙述，他认为文献和遗迹优越于叙述，他研究了作为原始信仰和习俗的仓库的语言，他从社会的角度解释神话，他强调文明的自发发展而不是外部交流，他不喜欢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解释原始人的心理，等等。在历史问题的现实解答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也是一致的。这些都重申了原始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古代的、野蛮的特征，也重申了希腊和罗马政治结构的贵族化和封建化的趋势。他们采纳了有关战争的戏剧诗暗指古代合法仪式的观点。罗马的英雄转变成了民主社会里的英雄，终结于法国的雅各宾派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模仿者；荷马被看作伟大人物与他的粗鲁而朴实相匹配；罗马历史的重建主要以罗马法为依据，七个国王的名字是制度的标志；罗马最初的风俗习惯是后来发明的，这一发明源自于希腊或希腊模式；历史的本体被看作是由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经济斗争和法律斗争构成，平民来自于家奴（famuli）或庇护所；维柯是第一个清晰地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人，阶级斗争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广泛应用于全部历史领域的判断标准，并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提供了一个解释；中世纪，尤其是拿破仑一世之后的王政复辟时期，大力呼吁感情和思想感化，作为理性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令人羡慕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它被理解为维柯所发现的宗教的、贵族的、诗性的时期，它是现代欧洲的青年时代。这样一来，意大利重新发现了但丁的伟大，由维柯创始的对但丁的诗的评论被德·桑克提斯做得完美无缺。同样，尼布尔和蒙森使维柯的关于罗马历史的观点成熟起来，沃尔夫发展了维柯关于荷马的理论；海黑尼、缪勒和巴赫霍芬发展了他对神话的解释；格雷和其他的哲学家通过词源学方法按照维柯的规划重建了古代生活；萨维尼和历史学派深化了维柯的法律是自发发展的观点，并且发扬了维柯偏爱习俗而不是法令和法典的传统。法国的梯叶里和弗斯特·德·库朗日，意大利的特罗亚，还有一大帮子德国学者都坚持维柯关于中世纪和封建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索雷尔则信奉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他的通过回到心灵的原始状态和新的野蛮状态的方式使社会复兴的观点；最后，尼采的超人在某种程度复活了维柯的英雄。这些只是不经意间拾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名，要想一一列举，并把每一个人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则意味着要写一整部新时期的欧洲思想史，虽然已经有人在实证主义的名下着手写了，可是仍未完成。这种实证主义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潮和抽象观念作为插曲再次出现，现在，这部插曲好像已接近尾声。

    一个人的成果在几代人的著作中重复出现了无数次，这是个人和世纪同步的表现。为了描述维柯，我们也许要用从后来的发展中抽取出来的东西为流于空泛的措辞提供佐证，也就是说维柯就是19世纪的思想根源。这种描述也许能为维柯思想的重建和解释提供一个总结，也许能为正确地理解他在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做点贡献。公正地说，他可以和莱布尼兹并驾齐驱，人们经常拿他和莱布尼兹进行比较。然而，事实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说他们齐名，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所进行的比较是错误的、肤浅的），准确地说，而是因为他不同于莱布尼兹，实际情况是，他非常反对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顶尖级的笛卡儿主义者；莱布尼兹也是一个唯理智主义者，尽管他承认petites perceptions（微小的知觉）和模糊不清的知识；他是一个机械论者，尽管他也是活力论者，也许，活力论存在于他的幻想中而没有存在于他实际的思想中；他敌视历史，尽管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他不懂语言的真正本性的知识，虽然他一生都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他缺乏辩证法，尽管他企图解释宇宙中的恶。莱布尼兹的哲学与后来的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最完美地表达了旧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必定已被超越；维柯的哲学是新形而上学的大纲，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确定。一个是自己那个世纪的发言人，他振臂一呼，万众瞩目。另一个是未来的代言人，他在荒野上呐喊，无人回应。然而，群氓与荒野既不能为思想的内在性格增添任何东西，也不能从中取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