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维柯的生平与性格 (1)

医生摸摸他的脉搏。 (37) 一位那不勒斯贵族在威尼斯时，费内蒂问他那不勒斯人对维柯的意见如何，他说，他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但后来他的奇怪的观点为他赢得了怪人的名声。“那当他发表《新科学》的时候呢？”费内蒂继续问道。“噢，到那时候，”另一位回答说，“他太疯狂了！” (38) 他的诋毁者们甚至因为他以最卑微的职业谋生而攻击他。他们说他“擅长于教授那些已经完成了功课的，也就是说已经知道了所有需要的东西的年轻人”，甚至别有用心地说，“比起教书，他更适合于为教师提供好的建议” (39) ，他们只是为了损害他的私人利益才承认他的优势。

    六

    维柯有不少的朋友和欣赏他的读者，但对他来说，这并不能补偿公众的冷淡和评论家们的不真诚或者恶意。既然这些人是他费尽心机小心翼翼地培养起来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子呢？比如说，他与基阿齐的友谊，基阿齐称赞他的“令人崇敬的著作”，他的“最了不起的天赋”，他“令人惊叹的神圣思想的罕见的伟大”。维柯告诉他，自己已经把基阿齐寄给他的颂扬信送给了城里的学者们，他们都赞叹“这是概念的精妙工艺”，然而他本人习惯于用学者的拉丁文来重写基阿齐用僧侣的拉丁文来创作的铭文。 (40) 在另一处他写道，对基阿齐的称赞激起了妒忌，在某些地方这被描述成了谄媚。他同样极力讨好巴利（Bari）的大主教穆齐奥，一个只知道自己的优点、只会谈论自己的自夸的人。穆齐奥写了一篇颂扬教皇本内狄克特十三世的文章，虽然维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之大唱赞歌，但他却总也听不够，总是或明或暗地要求更多的赞美。因此维柯总是耐心地提供他所想要的溢美之词：“阁下令人惊叹的大作”、他的“高贵的措辞”、他的“鼓动人心的借题发挥”、他的雄辩、希腊的学院派和罗马的西塞罗那样的充满哲理的语言、“在意大利人中阁下是独一无二的！”维柯对拥护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这个人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隐居乡间————暗示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足够的洞察力能够接受《新科学》，而不致被关于人类起源的任何偏见所左右的人之一。 (41) 他就是靠这些不加掩饰的策略和可怜的小计谋来努力给自己得到承认和赞扬的渴望一种虚幻的满足，给他过度紧张的神经一点麻醉。但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基阿齐的信里没有一个字表明他曾经领会了维柯的任何一个学说，或者他甚至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它们。蒙西格诺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承认他对维柯的著作“与其说是理解了，不如说只是敬佩” (42) ；可能他是那样专注于欣赏他自己的散文而根本没有读过它们。曾被维柯寄予厚望的索拉认为那篇关于安吉拉·奇米尼之死的文章比包括《新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作品都好。维柯收到了来自另一位崇拜者伊斯提本的虽然热情真挚，但同样是轻率的赞美。 (43) 他把自己著作的复印件不仅送给那不勒斯的学者们，还送给了罗马、比萨、帕多瓦甚至是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学者们：他送了一份给艾萨克·牛顿。作为回报，他时常收到些含糊不清的愚蠢的溢美之词。然而一般来说，收到这些礼物的人都是报以轻蔑的沉默。维柯至多赢得了一个学者、一个文人的名声，就像成百上千的学者文人一样。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仅此而已。

    在平民、小人物和年轻人当中，维柯无疑拥有强大的崇拜者。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演说家诗人的哥拉绕，还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索拉和伊斯提本，帕多瓦的僧侣尼古拉·坎西那，等等。然而尽管他们的情感是强烈的，他们的理智却是贫弱的。坎西那在狂诵其热情之余甚至承认了他没有十分清楚地理解他的老师：“哦，这里有多么非凡而崇高的光芒！要是我有能力利用它们，理解其深度和高超的技巧该有多好！而这一切，我似乎只能窥见一斑！”这些朋友们能为他做到的————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追随他最深刻的思想来抚慰他————充其量就是用善意的话语来抚慰一下维柯痛苦的心灵。伊斯提本在一封信的结尾处就是这么做的。在这封信里，他为自己关于安吉拉·奇米尼的葬礼演说所做的愚蠢评论作辩解，信中用了很可能是他从他老师嘴里得来的句子：“先生，要相信天意会通过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赐予你永恒的荣光！” (44) 耶稣会神父多米尼克·洛多维科（Domenico Lodovico）在维柯的画像下写过两行诗，他一收到《新科学》，就充满感情地给作者送去一些窖藏酿酒、农奇亚泰拉（Nunziatella）耶稣会的地炉烤面包和谢函，请求作者收下“这些薄礼，尽管它们是简单的、微薄的，因为年幼的耶稣不曾拒绝乡民粗陋的礼物”。他还建议在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卷首插画的字母旁边加一个小侏儒，摆出像但丁的登山者一样的惊呆了的姿态，在他下面应“带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分音节符号”，写上Lodo-vico这个名字！ (45) 在他学派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些接受过他的学说的人准备维护他们的老师， (46) 但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这种热情能有多少价值。如果这些学者确实吸收了维柯的学说或者哪怕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应该能在维柯之后下一代的文学或文化中找到这种迹象，但这种痕迹根本不存在。他的任何一个单个的论断、他对历史的叙述或者哪怕是被粗浅理解了的概念都很难被找到，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孔蒂那里，帕多瓦的坎西纳那里，还是在西班牙的伊格纳齐奥·鲁赞那里————尽管最后提到的这个人在《新科学》出版时还住在那不勒斯； (47) 甚至在作者自己所邻近的杰诺韦西（Genovesi）或加利恩尼（Galiani）也是如此。

    嫉妒、不忠、闲话、流言和愚蠢激起了维柯的狂怒。他在自传中坦陈了这一缺点。他说，他以太过严厉的态度抨击了他的文学对手在观念或者学说上的错误或无礼。依照天主教的慈悲之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本该忽略或者宽恕他们， (48) 但事实上这一错误并没有使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认为这毋宁说是一种装饰。他为安吉拉·奇米尼而作的葬礼讲演中含有某种对愤怒的赞美，“高贵灵魂中英雄的愤怒以其狂暴之势深深地扰乱和动摇着人的心灵中所有滋生欺诈和虚假的恶念，使英雄变得坦率、诚实和忠诚；这样就使他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把他武装成为英勇的理性骑士来与错误和恶行作斗争”。 (49)

    尽管他在作品中“极力”避免陷入这种冲动， (50) 但我们从他的私人信件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几乎是不加遏制的怒气。在信中他谴责那些“爱知识胜过爱真理”的“可鄙的书呆子”，或者人们“完全依赖记忆和想象”的共同倾向，等等。在谈话中他似乎也会态度激烈。1736年，洛玛诺出版了一本反驳他的罗马法律理论的著作，尽管据洛马诺自己说，书中提到他是“最有学问的”和“最著名的”，还给予了他许多其他充满敬意的头衔，但维柯在“一个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应该和他争论”这样的说法中觉察到一种极深的恶意，就“用牙把这本书撕得粉碎，这使在座者皆惊恐不已”。 (51) 但在他的暴怒过后，继之而来的是一阵深深的沮丧。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说到自己被这样一种对他人不公正的憎恨经常造成的命运压垮了，因此他已经把自己从人类社会中隔离开来，一个人生活。有时他又暂时摆脱了这种蛰居状态。那时，他说：

    被深重的忧虑所压迫，我又缩回到我自身之内，

    回到我的立足之处： (52) 我为自己的命运而非过错伤悲。

    七

    但是，在所有这些烦恼、障碍和失望之中，在这种使他的生活黯淡无光的沮丧之中，维柯享受到了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快乐之一：这种从激情中摆脱和净化出来的“沉思的生活”，一个孤独的、没有肉体的悲苦和狂乱搅扰的人所过的生活。一种确信的生活，因为“过这种生活的人有那样一种心灵，它时刻整装待发，显示此人植根于衡量所有时代的永恒之中，徜徉于理解一切有限事物的无限之中；这种生活赋予他一种永恒的无限的喜乐，这种喜乐并非局限于某时某地，但是只有当这种快乐在没有敌对的妒忌，恐惧不再蔓延、使自身不断地与越来越多的人类心灵交流时，它才能在他自身中成长起来” (53) 。虽然他也从未停止过进一步的探究，但他从不怀疑自己得到了真理，他说他对《普遍法律》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体系是“心满意足的”。 (54) 他所遭受过的辛劳甚至痛苦对他来说是珍贵的，他正是通过这些才获得了他的发现：“我感谢自己在对这个主题的沉思中度过的这整整25年，这些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我时常从那些尝试过新的重大发现的伟大思想家们的令人不快的事例中获取力量。” (55) 如果每当他处于作为经验的人的冲动不安和作为实践的人的努力挣扎之中时，他就会看到自己辛劳和痛苦的必然性，两种必然性相互融合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必然，那么除了赞美这些辛苦和逆境，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的哲学学说救治了他的痛苦，在他的精神上起到了解脱、净化的作用。内在的无意或者后来被称为历史必然性的学说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天意是永当被赞美的，凡人的短见在它那里只看到严酷的判决，天意偏偏主要是从事于实现完满的仁慈！通过这一使命我看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新的人，我感觉到一切驱使我自己悲叹的艰难命运，以及对导致这种命运的文坛腐败的谴责都消失了，因为这种腐败和这种命运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完善我的工作。另外，这种辛劳确实使我充满了某种英雄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就再也不会对死亡的恐惧感到不安，再也不会为对手们的话而感到忧心忡忡。这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这是真的将会令我高兴。最后，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它把我置于一块坚实的岩石之上，上帝将以智者的赞许来奖赏创造性的工作，而不管在哪里，智者总是为数极少的……拥有最高智识的人满腹经纶、慷慨大度，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以不朽的著作来丰富文学的宝库。” (56) 因此，天意使他看到他生活中已经发生或应该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教他退避并赐他荣光。

    八

    于是，这个脾气暴躁的人最后终于变得忍耐了：那种耐性是一种不可混同于普通耐性的宽容。尽管他曾希望过在大学里得到提升，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也是针对大学的，但大学却拒绝接受他，他退而构思《新科学》。现在，他带着一丝还能觉察的苦笑说，我把这部著作归功于大学，它断定我配不上那个讲席，不希望我“整日忙于跟辞章打交道”，于是给了我闲暇用以沉思：“我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职责呢？” (57) 一个名为索斯提格尼的朋友在写给维柯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流露了对那不勒斯这座城市的谴责，因为她如此贬低了她杰出的儿子。维柯在答复中用高尚的言词来为自己的出生地辩护，认为她对他严酷是因为对他抱以厚望：

    严厉的母亲，她不宠爱她的儿子，

    免得这样她会湮没无闻，

    但在他说话时，她则严肃地倾听和注视。 (58)

    自传中表达的就是这种精神，但费拉里完全误解了这部自传。他责难这部著作中随处可见的目的论倾向，为它没有对维柯的生平作出“心理学”的解释而感到惋惜， (59) 就好像维柯自己不曾解释说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的一样。 (60) 除了理解其思想的客观必然性，领会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作者在思考中还没有清楚觉察到的东西，对一个哲学家生平进行哲学分析的意义还能是什么呢？维柯“思索自然的和道德的原因，思索他的命运；他思索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感觉到的对这个或那个研究分支的好恶；他思索帮助或阻碍了他进步的机遇或障碍；最后，他还思索自己在正确方向上的某些努力，这些努力为思索带来了成果，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著作《新科学》，这部著作将表明他的文学生涯注定如此而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61) 一句话，维柯的《自传》是把《新科学》应用于作者的生平或他自己个人的历史。它的方法是公正的、正确的，一如它是原创性的。维柯的努力只是部分地成功了，他没能在一个现代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所持有的立场上形成关于他自己的批评和历史，而现代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努力，同样又将被后人进一步地改善，这一点太过明显而无需多说。《自传》中包含了对作者所经受磨难的赞美，明确表达了对神意的信奉和对声名与荣誉的确信的期盼。

    九

    维柯晚年百病缠身，又为家事所烦扰，身体变得疲弱不堪，“完全放弃了他的研究” (62) ：

    笔从我颤巍巍的手中滑落；

    我思想宝库的大门关上了， (63)

    他在1735年所作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这样悲叹道。他在这一时期为可能重印的《新科学》第二版准备增补和校正，并把它们编入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稿中去；他曾一度想刊印他许多年前写的现已遗失的小著作《论生物体的平衡》（On the Equilibrium of the Living Body ）； (64) 他还辞掉了一些公务，比如1738年在国王查理·波旁婚礼上的演说。但从1736年或1737年起，他的儿子开始辅助他的职务，并于1741年1月在他父亲辞职后被正式任命接替此职。 (65) 维柯从此像一个卸下戎装的老战士，开始回忆他过去的戎马生涯，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好儿子每天几个小时地读给他听那些他曾经热爱并很好地研究过的拉丁文经典。在此垂暮之年，他至少摆脱了一个比他自己更幸运的哲学家康德晚年所遭受的痛苦，那种为了继续和完成他的哲学体系，而在与他不再能驾驭的思想和词句所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斗争中累得精疲力竭的痛苦。维柯把他要说的都说了，他是一个懂得自身生活的伟大历史学家，他知道这一刻神意结束了他身上的工作，关闭了那扇他曾经自由开启的思想之门，命令他放下了他的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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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于本书前面的章节全都严格限于对维柯哲学的分析，并没有对他的生活和个性加以介绍，所以如果读者们能在这个附录中发现关于后者的内容，相信他将是很高兴的。这是我1909年4月14日在那不勒斯的《祖国的历史和社会》（Società di storia Patria ）所做过的一次讲座，后来整理了发表在佛罗伦萨《呼声》（第1年，No.43，1909年10月7日）上。为了记忆上的方便，我要做个补充，维柯1668年6月23日（而不是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1670年）生于那不勒斯，1744年1月23日（而不是他的所有传记作家所说的20日）去世：比较新版的《自传·通信和诗歌杂录》（巴里，拉特尔扎，1911），第101、123、124页。

    (2) 有关整个问题，参见克罗齐《维柯传记》，第91——95页。

    (3) 在标有1692年8月字样的《孔福奥尔托的日记》（那不勒斯历史学会图书馆所藏手稿，xx.c.22，vol.iii.f.III）中，我们找到了“有一些市民被宗教裁判所投入了圣多米尼克（Dominic）监狱；其中有伯尔纳尔多博士之子吉亚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罗博士；还有许多人逃跑了，他们属于享乐主义分子或无神论分子，相信灵魂会与肉体一起毁灭”。这位吉亚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罗是著名的那不勒斯数学家和法学家，关于他可参见阿莫德奥《那不勒斯数学家传记》第三部分（那不勒斯，吉安尼尼，1905），第31——44页；他是维柯的朋友。关于这一时期那不勒斯针对“享乐主义者”的其他通告，参见卡尔都西《著作集》第二卷，第235——236页。

    (4) 1720年10月12日的信。

    (5) 1720年10月12日的信。

    (6) 《自传》，在《著作集》，费拉里出版，第2版，第4卷，第367页。

    (7) 因此这个“主题”不是那种被他看作人身攻击的宗教反驳（《在文学家日记中歇息》，《著作集》第二卷，第160页）。

    (8) 《著作集》第6卷，第20页。

    (9)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94页。

    (10) 1729年12月4日信，载《著作集》第6卷，第32页。

    (11)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页。

    (12) 《著作集》第1卷，第367、368页。

    (13) 《著作集》第6卷，第9页。

    (14) 他说，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用自己的肚子来拉马车的”（补篇，见《维柯传记》，第10页）。

    (15) 《著作集》第6卷，第95页。

    (16) 《维柯传记》，第27——28页。

    (17)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49页。

    (18) 维拉罗萨，在《自传》的补篇（《著作集》第4卷，第420页）。

    (19)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页。

    (20) 参见《维柯传记》，第87页。

    (21) 《维柯传记》，第82页。

    (22) 《著作集》第4卷，第93页。

    (23) 《著作集》第4卷，第5页。

    (24) 《著作集》第2卷，第123页。

    (25) 《著作集》第5卷，第50页（注释）。

    (26) 《著作集》第2卷，第148页。

    (27) 比如他1725年11月18日致Saliani的信，载《维柯传记》，第97——98页，原稿我在收藏着。

    (28) 参见《歇息》，在《著作集》第2卷，书中的好几处。

    (29) 《著作集》第5卷，第10页。

    (30) 《G.B.维柯和他的世纪》，载《文献中的文明史》（图林，洛舍，1872），第104页：参见把维柯定为一个作家，同上，第9——10页。

    (31) 《著作集》第4卷，第333——334页；第6卷，第41、140页。

    (32) 自传，《著作集》第4卷，第385页。

    (33) 1725年11月25日致基阿齐的信，载《著作集》第6卷，第28页。

    (34) 《维柯传记》，第40页。

    (35) 《著作集》第6卷，第20页。

    (36) 《维柯传记》，第26页。

    (37) 《维柯传记》，第87页。

    (38) 《维柯传记》，第86页。比较《著作集》第4卷《自传》，第416页。

    (39) 《著作集》第4卷《自传》，第416页。

    (40) 《高尚的那波利》，后又重发表于《维柯传记》的第二版补篇，第70——72页。

    (41) 《著作集》第6卷，第17页。

    (42) 《著作集》第6卷，第110页。

    (43) 《维柯传记》，第103——105页。

    (44) 《维柯传记》，第105页。

    (45) “我崇拜维柯。”这封信由我发表于《维柯传记》，第107页。

    (46) 《维柯传记》，第87——88页。

    (47) 《维柯传记》，第87——88页。

    (48)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6页：参见一个学生的证词，载《维柯传记》，第89页。

    (49) 《著作集》第6卷，第254页。

    (50)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6页。

    (51) 《维柯传记》，第88页。

    (52) 这首十四行诗由C.珍泰尔发表于《维柯的后代》（那不勒斯，皮罗，1905），第173页。

    (53) 《著作集》第6卷，第287页。

    (54) 《著作集》第6卷，第18页。

    (55) 《著作集》第6卷，第153——154页。

    (56) 《著作集》第6卷，第29——30页。

    (57) 《著作集》第6卷，第29页。

    (58) 《著作集》第6卷，第446页。

    (59) 《著作集》第4卷导言。

    (60)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02页。

    (61)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02页。

    (62)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5页。

    (63) 《著作集》第6卷，第425页（为雷蒙多·迪·桑格多的婚姻所写的十四行诗）。

    (64) 《维柯传记》，第38——39页。

    (65) 珍泰尔：《维柯的后代》，第30——48页。

    (66) 这篇讲演中所使用的和从我的《维柯传记》中引用的文献和分散的注释，现在都被收在我编的《自传、通信和诗歌杂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