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

之士”的长沮、桀溺，问路不答，耰而不辍（《微子 》，六 ）；像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孔子叫子路再去看他的时候，也逃避不见了（《微子 》，七 ）；像讥讽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晨门（《宪问 》，三十八 ）；以及骂孔子“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的荷蒉者（《宪问 》，三十九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悲观、冷淡，只料理自己的事情。传说中的老子其人，也就是这类的隐者。他们大都是隐姓埋名，不出来奔走，也不赞成别人奔走的。他们不满意社会的变动，但认为没有办法。为维持生活，就自己劳动，此外呢，大有“由他去罢”的光景。这些人的身份大概是一些属于没落贵族的自由民，因为，一则他们不会是生产奴隶，奴隶不会有那么些知识，像知道鲁孔丘等，二则他们不会是新起的“士”这个阶层，士对当前的变动是不会持那样消极的态度的，三则他们又不是大奴隶主，大奴隶主不会自己劳动。从他们对当前变动的不满来看，显然是这些变动对他们不利。这种人不是没落贵族是什么？这样的人物在春秋时代已经很多了。

    到了战国初年，就有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的，那就是被孟子形容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尽心上 》，二十六 ）。孟子的话也许过分一点，但实在很突出地概括了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的共同态度。他们对任何人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既不像墨子那样组织团体，他们也不出来游说，他们更不参与新兴的“士”这个阶层的活动。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封锁着，囤积着，只打算做一个聪明的然而冷酷的旁观者。因为他们要彻底地做到“为我”，所以也就不讲学，不著书。杨朱就是在这阶段。

    然而到了战国中期，社会的变动更加剧烈了，这些聪明的旁观者也就牢骚更加多起来。其中又碰巧有文学天才的人，便也情不自禁地写起书来。这样的人便是庄子（前 365？——前 290？）。庄子本人曾经却楚王聘（《秋水 》），又曾经向惠施解释决不代替惠施现有的那样腐鼠一般的相位（同上 ），可知这正是隐者的态度；《庄子》书中也曾详细记载楚狂接舆的诗歌（《人间世 》），又曾记载阳子居（即杨朱 ）见老子的故事（《寓言 》），这也证明庄子正是继承了从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到杨朱的发展的。

    庄子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上可说是一种可耻的自私思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这就是他的理想。“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因此对善恶的批判是消极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均见 《养生主 》），他对于知识的追求也是消极的（他用了很多文字，说明智识的相对性 。以达到他那不可知论的唯心论的认识论 ）。他尤其反对科学技术知识，例如他说子贡曾向一个“为圃者”建议用一种“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灌田的机械，便被讽嘲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说子贡狼狈而逃，走了三十里地才定住神（《天地 》）。这是多么倒退的思想！他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 》）他就是这样地做一个没有是非的“聪明”的旁观者啊！他把生活看作是“附赘悬疣”，死了倒是“决（胡乱反 ）溃痈”（《大宗师 》），多么可怕的但也是多么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

    因此，就基本思想而论，我们对于庄子是应该否定的。

    然而由于他的激愤，也就是他的牢骚，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批判者，有时却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人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 》），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性以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的阶级性。同时由于他和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以及他的恢宏开朗的解放思想，对于汉代反抗统治者的诗人是有一种鼓舞作用的。例如，嵇康等，就是以庄子思想为武器，而表现了不妥协精神，而苏轼、辛弃疾等的创作，在一个时期内，也受了庄子的启发。

    假若单纯作为一个文章家以及艺术理论家看，庄子尤其有着不可磨灭的地方。他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活泼并最富有想象力的。像“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 》），他运用语言文字的技术是可惊的。像“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 崔 ），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柱上方木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箭去之声 ）者、叱者、吸者、叫者、嚎（哭声 ）者、宎（深而声留 ）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者乎”（《齐物论 》），他的词汇伴随他的想象力，就是这样的丰富而不枯竭的。这正是《天下篇》上所批评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家，像“以神遇而不以目求”的庖丁解牛（《养生主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佝偻丈人（《达生 》），“以天合天”的梓庆为 （同上 ），“尽垩而鼻不伤”的匠石运斤（《徐无鬼 》），都对于艺术创造的精神集中状态以及技术纯熟的作用有所阐说，同时这四篇短文，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小故事。至于所写“解衣般礴、裸”的宋元君画史，更表现艺术家藐视统治阶级的气概，在一般美术史上是常提到的了。

    《庄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晋郭象的《庄子注》，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

    《庄子》之后，道家中又有一部具有绝大重要性的书出现，这就是《老子》一书。作为一个哲人的老子是很早的，但却是一个传说最为分歧的人物，他的真相大概不过是像孔子所遇到的隐者一流。作为一部书的《老子》，经近代很多学者断定，却是很迟的。《庄子》书中虽引用了老子的许多话，但其中有些乃是庄子的创作，有些可能是隐者相传的一些成语。郭沫若说《老子》是环渊（前 360？——前 280？）所著。这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更迟些。书中有“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八十章 ）的话，这可能是指有一种大迁徙的史实。战国时迁徙最大的是楚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破，迁陈，可能就是指此。如果这个推断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书的成立就又在这以后了。但最迟不会在韩非（前 280？——前 233）著书以前，因为韩非有《解老》《喻老》，那时《老子》一书已经存在了。总之，《老子》一书的作者的渺茫，也正如老子一人的渺茫，只是大体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时代、《老子》一书成于战国晚期，也就是屈原时代而已。

    《老子》一书是很驳杂的，就它的最大价值的一部分论，是在它提出了“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的素朴的唯物论（《庄子 》书中还是偏于唯心论的泛神论的， 《老子 》全书中唯心论的成分也还很多 ），同时也运用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 ）的简单的辩证方法。它对于当时最深刻的批判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 ），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目；“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十五章 ），这就指出了剥削的事实；“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这就更说明了阶级社会的残酷剥削的规律。“将欲取之，必固（马叙伦注：姑 ）与之”（三十六章 ），也是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欺骗手段的丑恶的，《水浒》上武松上了张团练的当，还不就是这个圈套么？同时这部书也是有反抗性的，像“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 ），都有一种愤怒的火焰在。这些简单而精辟的句子，同时也是它的文学价值所在，虽然它的文体正如它的思想也还是十分驳杂的。《庄子》和《老子》，在风格上都有近于楚辞的地方。

    作为道家经典的《老子》，自然也不免是聪明的旁观者一流。但由于时代剧变的刺激，它较之《庄子》更激烈，也更深刻。至于它之想恢复“小国寡民”的生活（八十一章 ），当然是倒退落后的。同时它虽然揭穿了一些事实和规律，但事实上终被统治者利用，这就更巩固了那些事实和规律，因此，它变成了阴谋家的法宝。然而这部书中终有丰富的智慧，概括了很多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令人探求不尽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各国都有好几种译本，而新译本还在不断出现。

    《老子》的注释本是很多的，但最标准的本子却还没有。最常用的是晋王弼的注本。

    （五）荀子

    荀子（前 340？——前 245？）是先秦时儒家的最后重镇，但他已经是变了质的儒家。他反对孟子、子思，他把孔子重礼、乐而轻刑、政的思想改变为四者并重的思想。他已经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唯物论成分，也推动了像他的弟子韩非那样成熟的法家思想的发展。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关于对自然的斗争的思想（《天论 》），关于音乐的理论（《乐论 》），针对当时的迷信而加的批评（《非相 》），以及关于当时各学派的中肯的分析（《非十二子 》《解蔽 》）。但他的性恶的学说，无疑为法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对于所谓“小人之辩”，主张“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非相 》），这就是焚书坑儒思想的先河，表现统治阶级的凶恶面目。荀子又有所谓“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仲尼 》），这都是见了叫人恶心的。但就《荀子》之能分析批评，就《荀子》之影响秦汉间学术说，他是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

    在文章上，他虽然没有韩非犀利，但却沉着，踏实有条理。他那带有攻击性的论文，像《性恶》《非相》《非十二子》，更特别出色。《荀子》中的《成相篇》和《赋篇》则保存了一部分民间诗歌形式，在诗歌形式的研究上是一种可贵的资料，但内容却是很少价值的。

    《荀子》的注本有唐杨倞注和王先谦的集解。近人著作则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

    （六）韩非子

    韩非（前 280？——前 232）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也有他的先驱，那就是在战国初期、中期主张或实行变法的人物：李克（即李悝，前 455？——前 395？），吴起（前 440？——前 381），申不害（前 400？——前 377），商鞅（前 390？——前 338），慎到（前 350？——前 275？）等。

    这些人物的共同点是彻底摧毁原始公社的残余，打破旧的贵族政治，企图用一套新的改革，富国强兵，从实际上解决走向统一的道路。他们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但和旧贵族的势力是冲突的，因此其中主要的人物往往在主张上是或多或少地被各国采用并实现了，但本人却遭受旧贵族的迫害，甚而被杀，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死。

    因为韩非的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死时距秦的统一（前 221）只有12年，所以他对于各派思想有了吸收并批判的机会。就法家思想的范围内而论，他综合了重法的吴起、商鞅，重术的申不害，重势的慎到三派；就以往的儒、墨、道三家论，他吸收了儒家正名分的思想，新儒家————他的老师荀子的性恶学说，他吸收了墨家的尚同思想，他吸收了道家老子的无为主张，而构成了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他对儒、墨两家关于古代的争辩是批判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显学 》）他认为这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应该彻底反对的。他对道家的恬淡恍惚也加以批判：“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必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忠孝 》）。这样，韩非批判了已往的各派学说（包括法家相传的学说在内 ），加以摄取，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韩非是有唯物论思想的。他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五蠹 》），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但高出于墨家那样“起不相爱”的唯心论观点，而且较之道家《老子》一书的唯物论的思想轮廓也更为明晰。他反对倒退复古，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要按照社会发展情况办事，这种主张是他高出于儒、墨、道三家处。

    但是他的唯物论思想不免是一种庸俗的机械唯物论，因为他所理解的社会是片面的，重心只在帝王，而不在人民，“圣人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 》）；他所理解的人类也是片面的，只注意坏人，不相信好人，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是“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 》）；因此，他主张刑多于赏，“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 》）；更进一步，是强调用重刑“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六反 》）。他把任何人看作敌人，他有一篇《八奸》，头三项是“在同床”“在旁”“父兄”，这都是要防备的，多么可怕的思想！后来秦始皇虽然采用了他大部分思想，而得了统一，但因为残酷的专制统治，遭到了人民的大规模反抗，也终于在很短的期间崩溃了！

    作为散文家的韩非论，他的散文是犀利到可惊的地步。《孤愤》《说难》《五蠹》《显学》是他代表的作品。余如《亡征》一连举出40多条亡国的可能，最后说“亡征者非日必亡，言其可亡也”，而结之以“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这就说明外在矛盾和内在矛盾的关系，他的观察是周详而深刻的。他又有《难言》一篇，指出了写文章时可有12种被人指责的地方，这是深知写文甘苦的话，是文学批评和修辞学上的重要文字，是像陆机《文赋》那样文字的最早先驱。在论文体裁上，他比以前的人更体系化了，他喜欢用概括的数字作为篇名（像 《八奸 》《十过 》《五蠧 》等 ），并用有组织的一系列的很多事实来说明问题（像 《内储说上 》《七术 》《内储说下 》《六微 》等 ）。就是后世的论文家也很少像他这样系统化的。韩非为了说明道理，他的书中同样有很多小故事。

    《韩非子》的注本有清王先慎的《集解》。

    （七）《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到了荀子和韩非，都表现了综合化的趋势，更进一步表现这个趋势的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编辑者在名义上是吕不韦（前 290？——前 235）。他是拥有一万多奴隶的奴隶主，同时是一个大商人，曾经在秦要统一全国的前夕，当过十年以上的相国，这在当时是一个煊赫人物。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著作，参加编写的又多是当时第一流学者，所以书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如《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就是很宝贵的生产知识，《决胜》就是军事斗争的一些经验总结，《尽数》就是一些卫生原理的说明，而《察今》一篇提出了变法的理论根据，《用众》一篇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恃君》一篇则提到“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又说“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不但表现了素朴的社会发展知识，而且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思想，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在《用民》一篇里，说“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并紧接着说“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这明显地是在反抗秦始皇的专制独裁。 [5]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吕氏春秋》的内容尽管有些驳杂，不像上面那些有独特面目的学派，然而它代表当时很高的思想成就，是那时学术思想的优秀成分的结晶，是无疑的。

    就文字论，《吕氏春秋》是朴实、醒快而简劲的，《察今》和《决胜》尤其可以算代表作。它比《韩非子》在锋芒锐利的地方虽然有些逊色，但在整齐、简短、干净利落方面，却也有它的优越处。至于全书系统性的组织，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则是超过了以前所有子书的。就这点论，它代表了当时论文著作的最高形式。《史记》的一部分文字，就是采取了它的组织形式的。

    吕不韦死在公元前235年，还早于韩非之死（前 232）三年，而他编辑的《吕氏春秋》则完成于公元前240年，但就思想发展及著述体例论，它应该排在《韩非子》后面。————先秦诸子是以这部书光辉地结束了。

    《吕氏春秋》最早的注家是汉高诱，近人致力最勤的成绩是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

    第三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先秦诸子是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那些灿烂的思想和杰出的散文是由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剧烈变动所需要的结果，也是当时的民间口语被大量采用的结果（《墨子 》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同时也是当时物质生活上升、书写工具进步的结果。现存的较完整的代表作品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老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成自西汉初年的 《战国策 》，也有不少精辟的说理文，但系统思想是少些了 ）。就是这些散文奠定了中国日后散文的基础。其中有些作品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它们已经可以够得上中国散文的典范。他们的散文又是有着这样的吸引力、说服力，所以如果不对他们的思想先作一个彻底的冷静的分析，那就很容易做了他们思想上的俘虏，这也就是我们特别不放松分析他们的思想的缘故。像《孟子》之笔锋带有感情，《墨子》之逻辑的说服力，《庄子》之丰富的想象，《韩非子》的犀利尖锐，尤其具有不可磨灭的特征，他们的文章的创造性是正如他们的思想的创造性那样突出的。

    第二，先秦诸子散文除了纯熟地掌握语法，能够表达曲折繁复的思想之外，同时也创造了精练的短篇叙事文，有些是小说的萌芽，甚而本身已是相当好的短篇寓言或故事（《战国策 》也是这 样 ）。但纯粹的纪事文则是产生在战国初年，可能是出自吴起之手的《春秋左氏传》，它的最大长处是生动地叙述了一些战争，并记录了一些外交辞令，也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左传》中很多四字句，并富有唱叹的意味，可视为《诗经》和先秦散文的过渡物。此外，《穆天子传》可能产生在战国晚期，《山海经》的大部分也可能是产生在这个时期。前者是简陋的小说，后者只是神话的零星原始材料。所以总起来看，战国时代叙事文方面的成就是没有论文的成就高的。

    第三，从简单的对话体到长篇的对话体，从实写的对话体到想象的对话体，一直到设想的辩难，又发展成有组织的长篇论文，最后是系统的著述；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零星的语录到有意识的写作————先秦诸子的散文就是在将近200年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而打下了后代论文形式的基础的。

    第四，从《诗经》以后，到大诗人屈原出现以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诗歌一方面说是近于一段空白，但这近于空白的一段是由大部分先秦诸子散文填充着了。《诗经》在表现方法上，先秦诸子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并文章的组织形式上，都给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一部分重要条件。屈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只有在先秦诸子的思想发展道路上才可以理解。

    * * *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27页，1952年版。

    [2]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页。在《十批判书》中则有不同的见解（1944），说：“然安知非马名在先而铁名在后”（51页），兹采其最近说。

    [3] 参苏联最近的一篇论文见《苏联古代史通报》1952年第一期，《论古代世界史在世界通史中的地位》，译文见1952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郭沫若虽然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一方面取消了他在1950年把秦代也划入奴隶社会的见解（《后记》，188页），并明确地说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交，定为公元前475年（27页），但同书中也有这样的话“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动摇的时代”，“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汉以后是转入封建社会了”（152页）；“认真说，如果把西汉作为奴隶制的末期（有的朋友是这样主张），那比起把西周作为封建制的初期来，倒还要更有根据一点”（115页）。

    [4] 例如“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金属的生产工具，开始是青铜的，后来是铁的生产工具”（康士坦丁诺夫《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译本，20页）；“奴隶制时代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标志乃是拥有几万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的形成，这在以前时代是不可能的”（同上，23页）。此中铁的使用尤其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依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莫斯科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54页），而斯大林又在具体到铁器的使用和奴隶制社会的产生的关系时说“当原始公社社会中某些社员逐渐地摸索式地由石器过渡到铁制工具时，他们当然不知道，当然没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他们并没有理解到，没有意识到，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引起奴隶制度”（同上，162页）。

    [5] 宋高似孙，明方孝孺都曾指出这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专有《吕不韦与秦王政》一长文，说得更详。